在许多人看来，皈依宗教的行为是全然基于个人的精神信仰。随着个人对于上帝和宗教的顿悟，人们选择做出“信仰之跃”，成为教徒。然而，美国社会学家罗德尼·斯塔克从社会学的角度检视了基督教崛起的历史，并察觉到基督徒数量的发展和变化与历史事件、社会关系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罗德尼·斯塔克研究了公元165年与公元251年的两场瘟疫是如何通过种种因素促进了基督教的崛起，而基督教对于人民而言又在疫情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瘟疫与信仰
公元2世纪的“迦林瘟疫”（Plague of Galen），首先侵入在帝国东部作战的军队，随后蔓延到了整个罗马帝国。在许多城市中，瘟疫导致了大量死亡，罗马皇帝奥勒留对于当时人们日夜赶运，把死尸运到城外的场面印象深刻。学者里特曼父子（Louis Littman & Michael Littman， 1973）推测，罗马帝国中7%-10%的人口都随着这场瘟疫而死亡。而其他学者，如麦克尼尔（McNeill，1976）认为真实的死亡率应该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
在近一个世纪后，第二场瘟疫又一次降临罗马帝国。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仅在罗马这一个城市，就有五千的死亡人数。许多同时代的文献，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于公元251年曾写道，由于“这场极具毁灭性的瘟疫，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死去”（Cyprian, 1958）。经过这两次瘟疫，罗马帝国的人口急剧下降，而许多从瘟疫中存活下来的人们转向了宗教信仰。
对于罗马帝国的人民而言，如瘟疫这样的自然灾害是超自然的，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的灾祸为什么会发生，也没有人可以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此，人们纷纷转向超自然的宗教信仰，以此寻求救赎或帮助。而原有的信仰、价值观由于无法对灾祸作出有效的反应和解释而遭受抛弃，而新的宗教则迎来了崛起的机会。而相比其他宗教而言，基督教还有其独特的优势，即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
可以想象，在面对身边的亲人、朋友纷纷倒下的情况时，人们急需要解释或宽慰。而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主义者）对于灾祸的消极态度，对此毫无帮助。可以想象，斯多葛主义者会让人们放弃关注不可控制的，而转向内心的平静。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减少人们内心的痛苦，并且仍然无法解释瘟疫发起的理由。在科学相对落后的罗马帝国，人们无法系统的解释灾难的传播与形成，因此他们更愿意相信神秘的、宗教性的解释。
而基督教同时满足了人们的这两个需求：解释灾难现象、以及宽慰悲痛的人们。基督徒们相信，这样的瘟疫对于基督徒与异教徒有着不同的意义：尽管他们同样死去，基督徒是蒙受感召离开去获得更新的生命，而异教徒则是去遭受折磨。同时，基督教描绘了死去的教徒们在天堂上获得永生的美好画面，使得仍然在经历瘟疫的教徒们获得巨大的安慰。基督教同时为教徒们提供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支持，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的人转向基督教。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将瘟疫形容成“教导和试炼”，倡导人们应该积极行动，同时为人们提供了对瘟疫的解释和行为指导。
存活、救助与教义
在公元260年，第二场瘟疫达到最严重时，迪奥尼修斯在复活节写道基督徒如何不管自身安危去照料病人，甚至染上瘟疫，献出生命。与此相对的，是异教徒将患者弃置不顾、甚至将将死之人遗弃在路边的情景。异教徒想尽办法切断与瘟疫的联系，却始终无法逃离瘟疫的传播。罗马皇帝朱里安（Julian）在一个世纪后曾组织异教徒进行慈善活动，以盖过基督徒的善行。但是朱里安也承认，基督徒的美德大大高于异教徒，那些被异教徒遗弃的人们从基督徒那里收获了帮助和救济。与异教徒相互隔离的行为相比，基督徒倡导的相亲相爱、上帝爱一切他的子民等教义使得基督徒团体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而西普里安更要求信徒去帮助不信上帝的人，因为这样的信徒才是真正理解信仰的人。
而虽然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治疗瘟疫的特效药，但是仅仅是基督徒提供的照顾病人的帮助，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死亡率。学者麦克尼尔（McNeill）表示，“当所有的日常服务项目都瘫痪了的时候，哪怕是对病人进行最为基础的看护，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死亡率。比如，简简单单的提供一些水和食物，就能够使暂时太虚弱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恢复健康，而不必悲惨地死去”（McNeill 1976，P108）。在异教徒无法获得救助而容易死亡的情况下，基督徒之间的互相照顾使得他们获得了较高的存活率，一种可能性是，最初感染的基督徒在受到照顾后获得了免疫能力，得以在之后存活。在异教徒看来，基督徒高于自己的生存率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缺少合理科学解释的当时，异教徒往往会对“上帝保佑了基督徒”的假设信以为真。
新的社交网络与宗教传播
根据罗德尼·斯塔克的理论，受到基督徒照料的异教徒有着更高的存活率。一种合理的猜测是，与基督徒相邻的、关系更为亲密的异教徒受到了照顾。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数量在两次瘟疫中都不足以照顾所有的病人，因此，只有与基督徒有联系（住的近、或是朋友，亲戚）的异教徒才可能获得看护。更进一步的推测是，在看到他人受到基督徒救助而存活下来后，异教徒们可能会转向与基督徒建立联系，其原因非常简单：与基督徒交朋友更有活下来的可能性。而在受到基督徒帮助后，我们有理由怀疑一部分的异教徒可能转为了基督徒。
更为戏剧化的是，由于存活率的差异，即使是没有在疫情期间与基督教建立关联的异教徒，可能在疫情过后也不得不面对身边基督徒变多的情况。想象一位异教徒，他/她的朋友、配偶都在疫情中遭遇了不测。换言之，他/她原本的社交网络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对于基督徒而言，他们的社交圈由于存活率较高，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当异教徒试图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时，他/她极有可能转向基督徒寻求新的朋友或是配偶，甚至转而信仰基督教。
结论
对于罗德尼·斯塔克而言，基督教的崛起并非仅仅基于纯精神或信仰上的一次集中爆发。相反的，基于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相当多数量的异教徒是在经过仔细的利弊权衡后才决定加入当时尚未壮大的基督教。而与许多宗教单纯追求信仰不同，早期基督教的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和情感的双向慰藉，更是以实际行动救助了遭受瘟疫折磨的人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担负了多重的社会责任，与受到罗马皇帝支持的异教不同，基督教是更为包容和提倡行动的民间宗教组织。教徒们不惜冒着牺牲的风险救助他人的行为增加了教徒间的紧密，而较高的生存率则进一步吸引了异教徒转向基督教。甚至，由于基督徒数量的增加，异教徒也不得不与基督徒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以重建自己在疫情后受到破坏的社交网络。基督教在疫情中扮演的积极救助他人、提供精神和情感的支持的角色，以及其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成为了这一宗教在日后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
引用文献：
Cyprian [Ca. 250. ] 1958. Treatises. Translated by Mary Hannan Mahoney. Edited by Roy J. Deferrari. New York: Fathers of the Church
Littman, R. J., & Littman, M. L. (1973). Galen and the Antonine plagu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94(3), 243-255.
McNeill, W. H., & McNeill, W. (1976).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Double Day.
斯塔克. (2005). 基督教的兴起: 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