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需要钱，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抗战期间，郭沫若曾经转引英国吉清纳元帅的话说：“现代战争的要素有三，便是人力、财力、火力。其中，财力的动员尤其重要，决定着其他因素的动员能否真正落到实处。”财政动员包括政策、实践层面很多内容，比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金融统制等等，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是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军费且保证调度方便。正因此，1937年六七月间，当战争阴云笼罩华北上空时，蒋介石与外籍财政顾问史典法尼频频会面，讨论最多的就是财政及国防经济问题。而在这前后，正是出于对钱的敏感，国民政府考虑、策划和组织了大规模的银行现金移运，从中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努力及局限。
风吹草动下的现银关切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压迫，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特殊化”成为事实。毋庸置疑，冀察政务委员会具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亲日分子，所执行的政策相当程度上要顾及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移运问题，华北地方当局与南京中央之间发生争执。
法币百元钞票
法币改革之后，中国货币体制由银本位制度转向纸币制度，外资银行经过与中国财经当局谈判，相继接受这一制度转型，缴出行中现银，兑换法币。1936年初，华北地区除日本以外的外资银行均与中国达成协议，将现银南运，兑换法币。但是，外资银行现银南运时，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外交部部长张群在给财政部的函电中讲道：“津埠汇丰、麦加利、花旗、中法工商、德华、华比、华义等银行，现存白银共计472万余元，本拟运往上海，调换中国法币，并领有财政部护照在案，惟天津海关不准放行，致迄今未能起运。”天津海关不放行，缘于华北地方当局的指使。天津市市长萧振瀛指责上海方面以另给利息换取现银南运，他打电报给财政部长孔祥熙说，一个地方安定人心，全在现洋。一旦现银南运，必然动摇平津地区的金融基础，更关键的，他指责外籍银行现洋南运，是因为运到上海后，会另给利息，平市则无。
对于萧振瀛的指责，孔祥熙矢口否认，回电萧振瀛：“沪上外商银行兑换法币之三行，并未有优厚之规定，接洽数月，始行交出，而日本在沪各银行，至今尚未遵办，足证传闻之词，幸勿置信。”不过，萧的指责确也不是空穴来风。3月31日，外交部部长张群在致财政部函中说道：“可否将各该银行现存白银，就近扫数交由天津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收领，换给法币，并请援照上海各国银行移交白银办法，按三分之二核给五厘利息二年，以符法令，并使京沪办法，得归一律。”可见，上海方面似有优惠措施换取外资银行现银南运，只是由于华北当局的阻挠，才使这一做法无法实施。上海方面的举措当然不会仅仅是地方所为，背后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
经过交涉，国民政府对华北地方当局做出退让，允许外资银行现银暂不南运，华北地方当局则得寸进尺，继续向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要求由河北省银行单独收兑华北地区外资银行所存现银。对此，孔祥熙强调此项现银不可由地方银行单独收兑，按规定必须统一交给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兑换法币，这是全国一律的行为。不过顾虑到华北的特殊性，尤其考虑到华北地方当局背后的日本因素，孔祥熙不得不再次向华北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同意由中交两行与河北省银行会同收兑。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着外资银行现银兑付的交涉，孤立地看，似乎只是中央和地方间的利益之争，但如果把眼光放长向前延伸，或会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早在法币改革刚刚开始的1935年11月9日，华北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的《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中，就要求禁止华北现银南运。宋哲元同意了日本这一要求，和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一起，下令禁止现银南运。可见，华北地方当局对现银的控制企图，背后实际还有日本指使并撑腰。
国民政府围绕着现银南运问题和华北地方当局的角力，虽以国民政府的退让告终，但可以看出此时南京方面已经开始注意现银的集中。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渐紧张，国民政府集中现银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成都事件和9月初北海事件相继发生，中日间围绕两案展开交涉，日本施以武力威胁，两国间呈剑拔弩张之势。9月24日，蒋介石与吴鼎昌、王世杰商谈对日外交时已经谈到：“我当早日准备整个之计划，如战争一开，决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也。”基于这样的判断，蒋开始筹谋紧急调运现银，以防不测。同日，蒋特电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告以：“对日外交形势难免破裂，请兄从速准备以免不测。”并嘱其密切注意侦察日本动向。
10月23日，沈鸿烈致函蒋介石：“此间为预防万一起见，已商孔部长将青市现洋约一千万元运济。职拟本晚赴济晤韩面洽。”青岛是日本一直觊觎的地区，将青岛现银运往济南，应该是未雨绸缪之举。27日，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即日起将青市中中交三行库存银币一千万元现金运往济南，并揣度：“此间日人方面向有希望现金不得出境之表示，此次将全部现款运出，又值该国的新特务机关长到青之际，难免不利用机会发生枝节。”沈鸿烈提到的担心日人干预，从几日后的报告看，确非虚语。30日沈鸿烈报告：“当装车甫毕时，日领署始惊悉，突来电话要求市府制止运送，当经严词拒绝，现运送车已于昨日午后六时半安抵济南，所有全部现金已由韩主席以重兵保护分别运存济南各行金库。”青岛现银，可谓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抢运出来的。
上海是现银最重要的集中地，国民政府自然也特别关注。9月24日，蒋介石专门致电孔祥熙，告以：“上海现银，应即设法运杭与南昌，其他钞币亦应从速设法他运。”紧接着，又致电孔祥熙，询问：“存沪现银总数如移动，约须几日可运完？”26日孔回复蒋，报告中行库存法币“正分批运赴杭、赣、汉、渝、粤各地，约计十日以内当可全数运讫”。这次现银抢运计划和行动，虽然随着两国关系的暂时缓和而告一段落，但国民政府对现金的关切及其投注的心力，可见一斑。
大规模战争来临时的现金转移
1936年9月的危机度过后，国民政府暂时松了一口气。但华北形势，也让他不敢掉以轻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深谙这句话的含义。抢运现金、集中现金，在大规模战争来临之际成为他密切关注的问题。
西安事变后，中国方面对日抵抗呼声日渐高涨，面对日军不断挑衅，中日间的战争几乎难以避免。当时的银行家已经观察到这样的危险，1937年6月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在与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的往来函电中讲道：“危机四面逼来，日甚一日，万一发生战事，全国金融必致混乱，行中营业务望紧缩。”
银行家担心战争爆发会带来金融混乱，因此要提早做好防备，紧缩放款，收拢资金，尽量减小损失。政治家同样如此，战争某种程度而言打的是钱，战争中如何保住钱，尤其是硬通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据统计，至1937年6月30日，中国政府持有的存在国内的黄金（按每盎司35美元计）有1240万美元、白银（按每盎司0.45美元计）有11830万美元；存在国外的及正在向国外运输中的黄金有3280万美元、白银有4940万美元。这批硬通货的处理，是国民政府关注的重心之一。
作为首先爆发冲突的地区，华北的现金状况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心的首要重点。杨格说：“华北大约有4000万盎司的白银储备由于日本侵华而无法动用。”财政部次长徐堪给外交部次长徐谟的函电中有更为确切的说法：“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法租界。”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不断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半个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济南几大银行所存钞票减少了11698万元，较之卢沟桥事变前减少50%多。可以说，抢运现钞的成效是显著的。
1937年的上海
战争爆发前，中国的金融中心位于上海，这里集中了大量的钞票和现银，一旦战争爆发，必然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隐患，因此上海也是国民政府重点关注的地区。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蒋介石即密电在上海的宋子文：“上海各银行现银与钞票，从速先移运杭州与南京，准备向南昌、长沙集中，务望五日内运完。”宋子文当日即回复蒋：“（1）中、中、交、农民四行沪库存钞总数为五万五千七百余万元，除酌留一万万为营业需要，其余当即遵示先运京杭两处，以便集中南昌、长沙。（2）四行库存现洋为四千八百八十七万元，内农民约二千五百万元，数目较巨，京杭等处无库可储，不如由沪装港，较为简捷；遇急要，可随时变换外汇，应否，请示遵。”同时宋子文立即召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商量如何完成钞券内移、现银南运这一紧急任务。会议情况，财政部次长徐堪有专电报告蒋介石：“午后三时到沪即与宋部长及三行人员密计一切，宋部长谓兴亡有责，愿遇事从旁贡献意见以贡钧座采择。四行移运现金钞券今已办竣，惟各地分配存券多少，与军事计划有关，应请钧座随时指示。”
经过国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现银部分，从汉口移至洛阳近2000万元，从上海南运香港4300多万元。钞票内移动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济南钞券转出近半数外，从上海运出4.6亿余元，内移存至南昌、长沙、杭州三地，由此本来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库存5.5亿元，变成了南昌3.1亿元、长沙2.4亿元、杭州1.2亿元，长沙、南昌成为最大的现金增长地区，半个月内，长沙现钞增加2.2亿余元，南昌现钞增加1.3亿元，这和其处于沿海到纵深内陆的中间地带，便于担当起现金转运中间站的地位相关。上海、平津则成为钞票和现金移出最多的地区。一场现金的大流动随着战争大规模爆发有组织地展开。
紧急密集的现银外运
对日战争是一场以弱对强的战争，国民政府充分估计到战争的艰难程度和结果的不可预测性。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曾坦率地宣称：“胜利是党国的幸福，生死存亡，义无返顾。就是失败，也可以对得起后辈和我们的祖先。”基于此，国民政府在组织钞券内运同时，还组织了现银外运，即将内地现银运往香港，乃至美国。杨格写道：1937年7月7日后，“中央银行立即开始赶紧把白银储备从上海转移到国外安全地点。从中国驶往世界各国（日本除外）港口的每一艘美国船和英国船都满载着保了险的白银，通常每一艘船装载的白银价值1000万美元。8月13日战事蔓延到上海之前，所有储存在上海的黄金和白银早已运往香港、伦敦、旧金山和纽约等地”。“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存放在华北的4000万盎司白银，由于敌人在该地区的行动，没能够转移出来。”当时杂志报道：“去年输出之现银，大部分运美国。今年则全运香港。”据统计1937年1—10月，现银净输出额共计333608739元。
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有组织地将现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时，孔祥熙即报告蒋介石：“密存沪现银除前后运美外结至昨日计共8300万，昨又直接运美1200万，拟感日运港转美1200万，今日直接运美2400万……预计所存现银本月内当可全数运出。”此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外运工作没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国外和香港可供掉换外汇的白银数量以及我们存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资金，总计为169725174.94美元。这个数字与三月的数字相较，显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旧金山的白银有12091071.61盎司，折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银有38560482.24盎司，折合美元17352217.00元。
全面战争爆发后，现金外运速度进一步加快。1937年7月是现金外运最为集中的一个月。《银行周报》1937年9月的报道称：“今年讫七月底止，输出现金共计24555334金单位，其中几全部系于七月间输出者。……七月份大举输出，其原因，半为谋安全，半为供作国外透支款项之担保，而前者尤为主要原因。”到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存在香港作为发行准备的白银计有：中央银行21520000元，中国银行51495000元，交通银行16223000元，农民银行27117000元，共116355000元，折合白银85964380盎司，折合美元39583971元。存在美国的有：400万元，折合白银3024000盎斯，折合美元1360800元。同时，四行大幅度增持黄金、外汇，1937年8月2日中央银行向孔祥熙汇报，截至1937年7月底，“四行包括广东在内的国内外黄金和外汇资产的总数，相当于264502837.81美元，比6月底的数字约增加800万美元。”其中，存在国外银行的外汇达56004503美元，黄金约7489041美元。
战争状态下，许多操作都需要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因此，在现金大规模内运和外运时，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秘密装轮运现钞5000万元到上海，应付战争爆发后的提存紧张局面。当时上海存款额在15—20亿元间，所需的现钞量大面广，而原来四行库存5.5亿元已内移4.6亿元，造成不得不从香港紧急调运现金应付提存的状况。
战争爆发初期集中抢运现银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现银外运工作次第展开。1937年8月，长沙、西安存银的移运工作逐步展开。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西安现银最好亦运往香港。”2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查发行准备项下所存长沙现银，兹奉委员长蒋谕：应赶速运出，只言运赴广州，不必说运香港等因，相应密函奉达即希贵处查照，即日遵办并希将运银数目报部以便转呈为荷。”9月，四川白银也开始起运。据统计，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从中国运出的白银价值法币42000万元。
运至香港的白银全数送交香港汇丰银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贝祖诒致函中央银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银全数送交港汇丰银行集中事，经向汇丰银行洽办，先电陈报，今日汇丰银行来称，拟请各行正式以书面授权该行予以全权，任由分批装运出口。”外运的现银暂时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战争中期，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企图日益明显，香港逐渐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转运工作。1940年6月底，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请示广州分行，讨论将存放香港的现银转运美国。8月2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致函中国银行：“关于存港白银汇运美国一案，日前准贵行函开，已将白银94箱、银条17条、黄金一箱送交汇丰仓库，交敝行杨专员接收，等因。兹查上项金银已由该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险，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轮亚当士总统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沦陷前，现银转运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货多数已被移出。日本占领香港后，由横滨银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国在港各银行资产时，接收到的绝大部分是已发行和未发行的钞券，1941年12月12日驻港办事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致电董事长钱新之讲道：“港九自八日起终日轰炸，炮声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岛……钞券因航机由港府征用，他运势不可能，正在万分艰苦中尽力办理销毁，能销若干殊无把握，如能由渝请求港府设法交通工具，或可运出。现局势极度恐怖，市内交通时断，各行提存极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难。”
现金抢运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说，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尽管在1936年初，针对华北外资银行存银，国民政府已经遭遇了来自日方支持下华北地方当局的压力，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在大规模战争来临前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一开始就使国民政府陷入被动的天津存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时，几乎全部被日本攫夺。其中，在中国银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银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银行名下有4248049元。这是最初种下的恶果。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民政府抢运到的地方，存银几乎没有落入日本的虎口。这场被迫展开的现金抢运行动，无疑又是有组织且比较有序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现银外运，当年财政部的报告中总结道：“可以忠实地说，我们的流动资产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未受到损害。”财政顾问杨格也给予较高评价，“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内移与外运有组织的部署，轻重缓急有效的运作，使法币发行准备金得到基本保障，从而使“战争开始时，中国在提供浩繁的战争费用方面，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储备较过去雄厚得多”。杨格甚至讲道，“如果没有这种依靠，中国是不能长期抗战的”。蒋介石自己也对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的现金移运准备不无自得，他判断：“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转圜而转变缓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现银输散内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实情，乃知余决心抗战准备……故京沪未动一兵，而倭寇畏慑，无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对外战争，不在兵力之强弱与大小，运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资金内运和外运工作，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程度支持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展开。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1937年6月间,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平均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间则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见，法币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军在中国的失败，再加以别的种种原因，却使日圆维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标准，极感困难”。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这场无声息的现金抢运行动，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动员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间一场未见刀光剑影却精彩纷呈的“金融暗战”。
（本文原题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现金移运》，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潘晓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