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全球环境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同样的环境问题，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并不均衡。比如霍乱这种流行病，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仅有零星个案，但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却持续肆虐。另一方面，面对共同的环境问题，不同人群付出的代价并不相等。比如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从历史上看，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更多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但是与气候变化相应的极端气象灾害、海平面上升及异常的生物传播现象，却更多祸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大洋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人类历史上的天灾往往有人祸相伴，这已近乎陈词滥调。问题是，凭什么造孽的是你，遭殃的是我？广大的第三世界通常给人“脏、乱、差”的刻板印象，为什么经济不发达，环境也破坏？对此，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就是“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问题：从一种内政问题到国际现象
1982年，美国的自由民权运动大体已近尾声，而在北卡罗莱纳州的沃伦县，一场以非洲裔居民为主力的封锁公路运动却持续发酵。人们用障碍物或者干脆躺在公路上阻止垃圾车将有毒废弃物运入本地，他们也反对继续利用有色人种社区的填埋点处理这些废弃物。以此为起点，一系列所谓的“环境正义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在美国各有色人种社区全面展开。1991年10月，六百多个有色人种环境团体在华盛顿召开了“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袖峰会”，集中表达了有色人种对本国环境问题的理解，那就是环境问题同殖民地时代以来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平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自由民权不仅要在政治领域落实，同样也要在环境层面落实。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重新解释生态和环境问题。环境，就是有色人种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相比于当时主流环保运动提倡的保护濒危物种等问题，保证有色人种等弱势群体的健康生存条件更为重要，因为有色人种就是濒危物种。
1982年10月，游行者反对美国北卡罗纳州拟建垃圾场的提议。
“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大大激发了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显然，种族歧视与阶级分化问题同样具有生态与环境维度的表现。环境史学家们难能可贵地关注自然界非人类要素的历史意义，但环境问题背后的传统社会问题就次要了吗？绝不。事实上，环境不正义的残酷现实不仅存在于美国等所谓的发达国家，更出现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从印度到巴西再到尼日利亚，广泛分布的贫民窟作为一种极端刺眼的人造环境时刻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不公。
不仅如此，环境正义仅仅是一种社会内政问题吗？早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全球人类环境会议上，一种围绕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产生的南北矛盾业已凸显。发达国家强调全球环境的生态共同性和整体联系性，坚持各国都应为环境问题的恶化负责，因此要节制发展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世界末日论、增长的极限、人口爆炸、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保护等问题主要是学术性的，他们自己对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临贫困、饥饿、疾病和生存的压力。
此外，如印度等国家不仅强调发达国家要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承担大部分历史责任，同时也批判西方殖民主义是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仅导致了国际间财富分配南北失衡，更导致后者格外巨大的环境破坏：危险废弃物越境转移、全球木材贸易与发展中国家森林滥伐、野生动物贸易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有毒化学品国际扩散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向南方转移。由于国际贸易中价格剪刀差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为了弥补初级产品价格低廉且下降的趋势，往往增加出口量，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压榨。
至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前后，南北分歧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如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仍然强调环保的主权原则，以此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借环保议题压制和操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能力。而深受气候变化等新兴环境问题挑战的国家则要求发达国家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同时进行环保技术与资金援助。可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一边在涉及全球资源开发与分配的领域要求所谓的全球责任，另一方面对环保与资金援助又极尽吝啬，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这些纷争，在随后二十余年中的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上反复上演。所谓“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本质上反映了许多环境问题背后，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发展不平衡及秩序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说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种科学问题，更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问题。谁人不知环保好，怎奈肚子吃不饱！
国际环境正义问题的历史溯源及否思
面对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的环境正义问题，左翼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世界体系理论关切甚深，已经故去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深度绿化”的要求。在沃勒斯坦看来，自然环境本身值得史学研究高度重视。就近代早期世界的变局来说，对物质环境因素的作用应该加以分析：
对它们在形成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给予相应的重视。……加入物质环境的变量并没有推翻我们原来的分析，反而丰富了我们的分析，因为它又加上一个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个对未来的世界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局势。
与一般环境史家不同，沃勒斯坦不仅认为环境因素深刻塑造世界历史，而且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因为自身素质低，更在于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地区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剥削和宰制，在生态与环境上也沦为牺牲品：
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环境问题会影响所有人，但每个人承受的代价是不同的，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核心地区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无情榨取边缘地区的原材料，绝不顾及自然资源的再生，绝不顾及废弃物的妥善处置……将成本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cost)意味着原料出口国通常还得承受发达国家消费导致的废物，包括碳排放问题。
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环境危机成因的解释引起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热烈反响，被认为是通过一种跨学科方法将环境挑战与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正义研究联系起来的积极努力。确实，纵观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就可发现，落后是可以被刻意操纵的。之所以的脏乱差，不仅是因为现代化水平低，更是受外部结构宰制的产物。
沃勒斯坦
著名的印度博帕尔惨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这是人类历史迄今最严重的工业化学泄露事故，直接造成了2.5万人的死亡，另外有55万人间接死亡，还有20多万人终身残疾。事件发生的国际大背景在于，一方面，随着产业升级和法规严格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夕阳产业发展困难，资本家就尝试将产业进行海外转移，同时占领发展中国家当地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急于吸收外资拉动增长、实现进口替代、解决就业、改进落后技术和设备，但不重视环保，尤其对外资企业的环保及安全生产机制监管不力，最终背上了重大的环境风险。把污染企业从受控制区域向不受控制区域转移，第三世界成为“污染天堂”。
1969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为了规避本国环保压力以及扩大印度市场而设立了博帕尔的工厂，但农药的销售情况不如投资方的预期。于是为了节约成本，工厂大量削减雇工人数，一线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降到15天。在惨案发生时，农药厂生产线上的6个安全系统无一正常运转。各种报警和应急设备都因为节省成本没有开启。显然，博帕尔惨案是国际环境不正义的必然结果。
在沃勒斯坦的启发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贾森·摩尔旗帜鲜明地用一种生态学视角揭示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本质与影响，进而理解第三世界困境的历史渊源。他认为气候变化、黑死病等生态危机加剧了欧洲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流行，更推动了地理大发现。而地理大发现不仅激励了资本主义从欧洲向全球扩散，也把单一种植等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欧洲生产模式散播到海外殖民地。摩尔以全球热带地区蔗糖业的扩散以及秘鲁银矿产业的案例论证道：
白银和蔗糖通过许多种方式让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分工的兴起成为可能，（同时）也巩固了巨额资本积累起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地区性的环境变化不仅仅是因为欧洲的扩张，它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的退化和相对枯竭总是伴随着为寻找新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全球化扩张浪潮周期，从而形成了更新的全球性的非可持续性发展的循环。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兴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生态的兴起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它一方面使得世界经济具有要求无限积累和牟利的资本主义特性，从而对自然资源产生无限的攫取要求，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又必然会维持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保证核心区域的垄断地位。所以，国际环境正义问题不是现代才有的，从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扩张的开端时代就已埋下。这些环境史研究的成果，为理解第三世界环境史问题提供了一把新钥匙。
非洲之难：从沙漠蝗灾说起
在2020年的多事之春中，一场席卷北印度洋地区的蝗灾也飞入了人们的视线。此次蝗灾西起东非，东至南亚，已经持续数年。当它逼近中国边境时，人们才发现本以为是一个历史名词的蝗灾还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边。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也遭殃了，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非洲的冲击才最大。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肆虐的亚洲飞蝗灾害，这场蝗虫是由沙漠蝗虫引发的。它们分布于西亚北非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广阔干旱地带，在30多个国家中都属常见物种。事实上，所谓的“灾”是对人类社会而言的，对蝗虫本身来说，无非是一场说走就走的美食旅行。蝗虫指数级的繁衍是大自然和人类活动“合作”的结果。
此次蝗灾缘起于2018年5月，一场意外的台风光临了阿曼、也门和沙特部分地区，丰盈的降水造成了植被的兴旺，加了餐的蝗虫群顿时暴涨400倍。本来这里严酷的夏季会让植被枯萎，虫群自然萎缩，孰知天有反常，10月份又发生了飓风，进一步激励了虫群的繁衍。至2019年3月，增长了8000倍的蝗虫耗尽了当地可食用的植被，于是除了部分留守，其余的开始借助季风兵分两路迁徙：一路跨越波斯湾抵达伊朗，进而闯入巴基斯坦与印度。另一路则经停也门南部，最终跨越红海进入非洲之角，逐步肆虐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极可能酿成非洲数十年来最大的粮食危机。
如果说气候异常为沙漠蝗虫繁衍提供了机会，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内部治理失败则为蝗灾的扩大与蔓延提供了良机。蝗灾诞生在阿曼与也门，随后在也门南部完成了关键的种群扩大和迁徙准备，而这里在过去两年一直处于内战，根本无暇灭蝗。而蝗虫到了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更无法及时有力应对蝗灾的挑战，只能坐视蝗灾向整个东非的蔓延。面对以几何数量增长的蝗虫，巨额的杀虫剂采购成本与洒药飞机等设备都成为非洲受灾国难以承受的负担。
那么，非洲的农业生态体系中对蝗虫就没有生态自我调节力量吗？不仅没有，而且东非广泛分布的单一种植农业生态对病虫害的抵御力格外羸弱，不要说穷凶极“饿”的蝗虫，异常的气象与一般虫害都可能酿成重大危机。
以曾经的英国殖民地肯尼亚为例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农业发展根本不是根据当地人的利益来决定的，完全是为了考虑它能给帝国的整体发展做出什么贡献。首先，白人殖民者不择手段圈地，而无论是定居的非洲基库尤人(Kikuyu)还是游牧的南迪人(Namd)和马萨伊人(Masai)都被驱逐出去。其次，从侵占土地开始，殖民者就想使用廉价的当地劳动力发展由自己掌控的大型种植园，尤其是单一种植经济作物如咖啡、剑麻和玉米。19世纪后半期，大英帝国最主要的咖啡种植中心斯里兰卡遭遇了咖啡叶病，咖啡产量严重下降，只剩原来的五分之一。于是从1907年开始，英国在肯尼亚大力推广咖啡种植。到1922年，肯尼亚有700个以上的庄园种植了咖啡。此外，肯尼亚还大规模种植用来出口其他非洲殖民地的玉米。这种单一种植景观的扩大，意味着极为脆弱的生态体系，对自然异动的承受力也大大降低。
肯尼亚的咖啡种植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殖民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改变它们对外部世界的依附。新独立的国家发现自己的农业、贸易和土地所有权模式已经牢固确立，在国内外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变革。比如在20世纪后期的东非，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大量土地不能种粮食却被用于种植反季节的鲜花以供应欧洲市场。即便如此，国际贸易的剪刀差都使得非洲难以积累起财富，唯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单一种植面积增加出口生产。非洲人的生产生活环境难以改善。
1983年起，非洲发生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干旱和饥荒。非洲55个国家和地区，34个大旱，24个国家大饥荒，1.5—1.85亿人受到饥饿威胁。联合国称这次大饥荒为“非洲近代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然而旱灾只是一个催化剂。除了政治动荡和战乱因素，农业生态的整体崩溃才是饥荒的关键。1980年代初，非洲在3%的人口增长率下，粮食的增长却只有1.14%，本来就有限的食品供给量更捉襟见肘。条件较好的土地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变得肥力耗竭，农民也没有能力追加肥料，只能以“刀耕火种”的窳劣手段急速开辟新田，可是这种生产方式下，粮食增量有限，却加剧了森林和水草的破坏，也破坏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平衡。越来越贫瘠和裸露的土地暴露于灼热的阳光下，风沙一到，土壤流失加剧。
回到现实，我们不禁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蝗虫再吃掉庄稼，人们还能吃什么呢？非洲面临的重大自然灾害，包括最近的蝗灾，归根结底与近代史上延续至今的国际与国内秩序不正义有关。“环境正义”问题，不仅在考验世界环境史研究者的智识积累，也在叩问着我们对全球重大环境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问题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