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潮州“祺祥皇帝”案

光绪皇帝御极之第四年,西元1878年,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广东潮州海阳县阁洲村,冒出个“祺祥皇帝”。对此案的描述,来自本地、省城、邻省福建的记载相互打架,差异甚大。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依赖单一信源作判断十分危险,历史如此,新闻亦然。


祺祥通宝

本地版本

我们先看看事件发生地的记载。1900年,《海阳县志》写道:

(光绪)二年二月,捕斩伪皇帝王三义(县案册)。先是光绪改元,其年号初传“祺祥”,逮诏书宣布中外,乡民犹有狐疑者。时揭属斋姑某某,往来海、潮、揭世家,诓骗财物无算。造船三艘,泊阁洲乡堤岸侧,载所勾引男妇其中,声言将往海外求仙。阅一二载,官府莫之问。会诏安王三义来潮,诡称己为祺祥皇帝,斋姑见其异,惑焉,引共住船中,号其船曰“三奇”。三义乃伪封其党孙泡为左丞相、黄淑贤为右丞相,复由阁洲历游西北各乡,所至之地,妇女被惑愿为伪嫔妃者甚夥。知县樊希元至是闻其事,二月会同城守营方鳌带兵差至阁洲“三奇船”,搜缉有龙凤轿、日月旗、觉罗皇帝亲兵号衣等物,斋姑逃窜,获王三义及孙泡、黄淑贤等,四月解省斩之。(光绪庚子《海阳县志·前事略》)


1915年潮汕地图中的阁洲

大意是:光绪二年(1876)二月,海阳县(今潮安区)阁洲地方有一揭阳籍斋姑(神婆),敛财无数,造船三艘,宣称要去海外求仙。刚好有个福建诏安县人王三义来到此处,自称“祺祥皇帝”,神婆请他一同住在船上,称为“三奇船”。王三义封孙泡为左丞相,黄淑贤为右丞相,许多妇女愿做他的妃嫔。知县樊希元收到线报,带兵围捕,搜得龙凤轿、日月旗、觉罗皇帝亲兵号衣等违制物品,神婆逃脱,捕获王三义、孙泡、黄淑贤等,四月份解往省城斩首。县志说得斩钉截铁,王三义自称“祺祥皇帝”,还封了左右丞相,资料来源是“县案册”也即县政府档案,但却把事件发生的年份弄错了。

《海阳县志》说光绪皇帝继位,最初传闻年号是“祺祥”,这个属于误会。“祺祥”是1861年同治皇帝继位时的最初年号,由顾命八大臣拟定,不久慈安、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废黜顾命大臣,年号也改为“同治”。“祺祥”年号只与同治皇帝有关。《海阳县志》把同治元年的事跟光绪元年的事混淆起来,纯属“张冠李戴”。


同治皇帝接见各国使节

王三义的离奇说法能让人相信,很重要一点是乡民对“太子落难”故事印象太深,而“太子落难”故事的传播,则仰赖潮州歌册、潮剧的流行。清代潮州歌册《百屏花灯》(又称《花灯百戏名》等)列举一百个潮剧剧目,第九个就是“李旦探凤娇”,演的是武则天之子李旦沦落为乞丐、家奴,与富商侄女胡凤娇喜结良缘的故事,这是四集“李旦兴唐”剧目的第一集。李旦历尽劫难,每到险处总有好人出来救驾,最后得以登基即位。那些争先恐后想做王三义妃嫔的女子,只是入戏太深,把自己想象成戏台上的胡凤娇。


潮州歌册中的“李旦探凤娇”

在国民教育、传播媒介普及以前,民间文学、地方戏是底层社会了解朝廷的主要渠道,民间文艺作品塑造了乡民的“意识形态模型”。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通过对香港疍家人社区的长期田野调查中,发现不识字的疍家人(船民)也形成对皇帝、朝廷、官员文人的一整套观念,这个意识模型的主要来源是戏曲。在潮汕地区,潮州歌册的渗透力十分强劲,通常是一个略识文字的妇女,给不识字的同伴诵读潮州歌册,由此把歌册体现的观念传播到底层。对民间文艺、民俗的阐释,需要具备人类学的洞察力。

福州英国人版本

1878年9月,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官员白挨底(George Macdonald Home Playfair)发表报道,题为《中国的帕金·沃贝克》(“Perkin Warbeck in China”),把王三义比拟为英国王位挑战者沃贝克。

帕金·沃贝克约1474生于比利时一个寒微之家,先后当过几个贵族的仆人。他后来获得勃艮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垂青,得欧洲多个王室支持,冒称爱德华四世之子理查,准备推翻英国国王亨利七世,取而代之,两度率军入侵英格兰未果,1497年第三次入侵时战败被俘,1499年被绞死。沃贝克冒认英国王位的继承人,白挨底深信王三义也意图挑战光绪帝帝位。


帕金·沃贝克画像

王三义自称“祺祥亲王”,也即已故同治皇帝的兄长(elder brother of late Emperor T’ung Chih),但慈安、慈禧太后不喜欢他,让他弟弟继承皇位。按王三义的讲述,有一天晚上,他被塞进一口棺材,抬往乌有之乡。他逃走了,还召集了一支军队,支持者有不少八旗子弟。

白挨底接着说,王吴氏(白挨底错记为“陈氏”,这个无关紧要)年届五旬,双目失明,能代神佛传递“谕旨”、先知未来事而拥有甚多信众。上一年冬天,王吴氏扶乩,自称得到观音(慈悲娘娘)示谕,来春将有大灾降临,潮汕一带受祸最深。要避过此劫,唯有集资造船。王吴氏有个虔诚信徒叫做黄作舟,听到慈悲娘娘指示,马上付诸行动,在龙湖日夜监工,督造三条船,称为“三奇船”(“Triple Wonder”),并排停泊在阁洲江边,缆绳上铺设跳板。一旦灾祸降临,信众只需走过跳板,开船出海,就可驶往快乐彼岸。

白挨底的文章说王三义老家在福州附近,但是据两广总督刘坤一奏折,王三义是福建诏安人,我认为后者比较可信,因为诏安、潮州虽分属两省,但语言相通。在白挨底的版本中,王三义出身富裕家庭,父母早丧,他本人好吃懒做,挥霍无度,遭到乡人鄙视,遂于1877年游荡到广州,在白云山一间寺庙中打杂。在庙里,他依然懒惰成性,违反清规,最终被和尚赶了出来。他身无分文,头发越来越长,靠着乞讨一步步走到潮州。旅途中,他趁人不备,偷了7个石狮子,还有一个观音像。

当他在阁洲停留时,听到了“三奇船”的故事,跑去拜访王吴氏,两人一见如故。他带来的石狮子、观音像让信众十分好奇。王三义编造了观音像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穿过一片灌木丛时,注意到丛林有红光闪烁,顺着光线搜寻,找到了一个观音像;观音像一旦落入他手中,红光就消失了。至于石狮子,说来话长,这属于北京宫廷。王三义解释说,他就是“祺祥亲王”本人,只因在两宫皇太后那里失宠而丢掉皇位。他曾带兵向北京进军,希图恢复皇位,但他的军队被一只大老虎击败了,本人被迫逃亡,7个石狮子就是他身份的证明。故事十分离奇,却很快就被村民接受了。

亲王殿下被接到“三奇船”上“驻跸”,太子落难的故事马上传遍了附近各个乡里。从此,穷途末路的王三义过上了奢侈豪华的生活,村民们不断进贡各种物品,还有白银。王三义订造绣着五爪金龙的轿子,率领一队带“王勇”号衣的侍卫,煞有其事。村民们不仅争先恐后进贡,也把故事广为传播。不幸的是,消息传得太广,传进了县太爷的耳朵。不久,一队士兵来到阁洲岸边,把三奇船上“国王的人马”全部抓走了。


白挨底的报道

省城版本

1878年9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两广总督刘坤一、广东巡抚张兆栋的奏折全文,以粤省两个最高长官的身份,对此案作官方描述。

按照省城版本,王三义并非刚好在此时来到阁洲,而是在10岁的时候,从福建诏安被人拐到潮州,骗子想把他出卖,却因浑身疥疮无法卖出而遗弃。王三义被迫乞讨为生,曾到王吴氏的斋堂讨饭。王吴氏见他可怜,收为义子,让在斋堂里面煮饭扫地,信徒黄作舟经常到斋堂坐谈,彼此熟悉。1864年,王三义16岁,觉得在斋堂工作太辛苦,情愿入山修道,王吴氏嘱咐黄作舟带他到镇武荒山搭寮居住,不时送木薯等食物给他,仍不够吃,王三义还要在附近化缘。

1874年,王三议因乞食艰难,起意蓄发,扮作道士,化缘度日,要黄作舟通知王吴氏制给道袍帽鞋,到藤吊岭(现属揭东县)空庙居住。1876年底,黄作舟到庙里跟他聊天,王三义起意冒充王爷,要黄作舟转告王吴氏,哄骗信徒捐钱造船,把斋堂移到船上。王吴氏向常来拜神的孙亚炮、陈淑贤等人说,观音菩萨降乩,光绪三四年间,潮州应有水患,要预先捐钱造船,请神佛禳解;一旦灾难降临,信徒可以驾船出海逃生。孙亚炮等人误信这个说法,传播到四乡,附近信神的村民,都希望能免灾避祸,踊跃捐款,王吴氏共骗得洋银二千余圆。

1877农历八月,黄作舟在龙湖河面,雇请工匠造船,名为“三奇船”,由孙亚炮、陈淑贤督工。王三义暗中嘱咐黄作舟、王吴氏散布谣言,说慈悲娘娘托梦,船造成以后,将有“长毛贵人”降临,凡是见过贵人的都有好处。十二月间,船只造好,王吴氏下船居住,还把斋堂里面的玉观音、石狮子等物品移到船舱供奉。附近善男信女听到后,都来拜神祈福。

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1878年2月11日),王三义置办衣服行李,移到溪南山脚荒园暂住,刊刻“玉旨”牌一个、“王勇”圆戳一个,又在旧货摊上购买蓝顶冬帽十一顶,叫裁缝缝制旗帜、号衣等,定制盘龙旗帜,号衣前后心印“王勇”二字,扮作王爷模样。

5天后一早,众多游人登船,王吴氏对众人诓称,昨晚仙人托梦,有贵人住在溪南山园中。黄作舟也随声附和,说他也梦见仙人如此指示,遂邀同孙亚炮、陈淑嫌一同前往迎接“贵人”。午后,黄作舟雇人抬轿,将王三议接到“三奇船”。

众人见王三议留长发(当时都是前额剃光脑后留辫),感到奇怪,盘间来历。王吴氏故意神秘其事,悄悄说:这是王爷,同治十三年奉玉旨出京访查天下行善男女,后来碰到同治皇帝去世的国丧,要等回京复命后才能剃头。王爷准备本年二月回京,但盘费短缺,各人如果敬送程仪,日后定有好处。

王三义雇木匠制作雕龙八抬大轿摆在船内,让王吴氏悄悄向来人说,龙轿是王爷回京乘坐之用。连日来,上船拜神游玩的男女络绎不绝。王三义对众人谎称看过天书,能知未来祸福,王吴氏、黄作舟也帮助敲边鼓。很快,有男女多人送银子到船上,王三议收下后说,回京一定报答。

黄作舟雇孙阿悾、郑林兴、黄娘保、林克武、陈撙儆、陈阿鹅、辜喜、黄亚中、林廷有到船上,或打扫服侍,或做木匠油漆,这些“临时工”后来都供称不知王三议假冒骗财内情。到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止,共骗到洋银1800多圆。这些银子,除船上花费外,由王三议、王吴氏、黄作舟三人瓜分。

海阳县知县樊希元收到确切消息,于农历二月初一日(3月4日)一早,率领营兵来到“三奇船”,当场捕获王三义等人,并搜出多种违禁物品,初步审讯后立即解往省城。

关押期间,王吴氏、黄作舟均瘐毙狱中,官方解释是带病进监,但有可能是被凌虐致死。9月初,广州府谳局进行审讯,认定此案主犯“造言伪号,诓骗银钱,并无谋为不轨情事”,大事化小。王三义按“妄布邪言煽惑人心”法条,判斩立决,立即执行。粤省当局显然不愿继续株连,除孙亚炮、陈淑贤判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孙阿悾等人判杖八十后释放,其他被牵连者,包括木匠、裁缝、进贡钱物者,均不予追究。奏折里面有一句话“该犯语言极其狂悖,骇人视听”,暗示有些供词一定会触怒慈禧,不便上达天听。


两广总督刘坤一

进一步分析

三个版本差异很大,最大的差异是:一、本地版和福州版都说,王三义是本年才来到潮州,省城版则说他10岁就被从福建诏安拐到潮州,被王吴氏收为义子。二、省城版认定王三义只是冒称王爷,本地版、福州版则认定他自称“祺祥皇帝”。三、本地版说官府围捕时王吴氏“逃窜”,省城版、福州版则明确记载她也被捕入狱。

两广总督刘坤一认定王三义只是冒称王爷,是深怕把“祺祥皇帝”的说法上奏朝廷,一定会让慈禧大动肝火、大开杀戒,广东官员也会受到牵连。

慈禧只有载淳(同治帝)一个儿子,19岁就去世。“祺祥”是端华、肃顺(顾命大臣)强加的年号。更令人火冒三丈的是,光绪皇帝乃是慈禧的侄子兼外甥,王三义自称是同治帝的哥哥(实际并不存在),是直接挑衅慈禧权威,否定光绪帝继位的合法性。若把王三义的供词如实上奏,后果极其严重,慈禧会要求彻查到底,导致大批无辜村民被杀害。刘坤一的奏折小心翼翼地抹去任何可能产生株连的痕迹,保住了受蒙蔽村民的生命,功德无量。这份奏折,虽有不实之处,却透露了刘坤一宅心仁厚的一面。


慈禧太后油画像

事件的发生有些偶然,但可以从地理环境、民间信仰方面加以理解。阁洲村位于韩江西溪西岸,今属龙湖镇。清中期以来,韩江决堤多次,村民生活在一个朝不保夕的状态当中。据《浮阳镇志》记载:“历史上韩堤年久失修,曾多次溃决,其主要险段有:惠民涵边一段、七都祠段、上下新安弯堤段、阁州涵段,以及下阁州瓷厂脚堤段。”咸丰三年,登隆潘刘堤溃,四年复溃,“耕农失业,吴忠恕因之作乱。”吴忠恕起义队伍围攻潮州府城达5个月之久,各县震动,光绪《海阳县志》把起义与韩江溃堤联系起来,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学者黄挺认为:“晚清韩江水祸,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潮州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海阳县志》记载:同治十年(1871)龙湖堤溃140丈,阁洲堤溃40丈;光绪六年(1880),市头堤溃75丈。滔滔韩江水,成为悬在居民头上的利剑,造成人心极度惶恐不安。迷信鬼神,本是南方各地根深蒂固的传统。面对随时到来的灾祸,人们只能向神佛寻求指示。神婆王吴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凭借观音信仰的权威性和自身的“灵媒”天分,在乡民当中树立起威信。

这个案件首犯的姓名,究竟是“王三义”还是“王三议”?按照传统的史料学观点,奏折属于档案,可信度最高,清史学者大都不加怀疑。但这一次档案却是故意“出错”,也就是说,主犯本名是王三义,被官方改为“王三议”。按清代刑部惯例,凡是罪名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逆犯,如果名字含有“正能量”字眼,要加一个偏旁来贬低他。

最著名的例子是孙中山。孙中山本名孙文,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清廷在官方文书上写的是“孙汶”。“文”字的意义十分正面,为了不让“逆犯”给人产生好感,给“文”加三点水,几乎是清廷的标准操作。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杀,凶手本名张文祥,在官方文书上却写成“张汶祥”,这个案件立即被编成戏曲《张汶祥刺马》不断演出,“张文祥”真名遂被遗忘。从“祺祥皇帝”案,我们可见到清廷对逆犯名字加偏旁的其他类型。王三义的“义”字,加三点水则不成字,最后加上言字旁,变成“王三议”。从犯里面,陈尊敬变成“陈撙儆”,陈淑贤被改成“陈淑嫌”。


孙中山被写成“孙汶”

档案体现的是当权者、档案书写者的考虑,不能说一定百分之百可信,应该放在具体情景下加以批判分析。在这个案例里面,总督署的档案与海阳县署的档案明显冲突,海阳县档案反映了府县官员的邀功心态,督署档案体现的是总督不想株连的慈心。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官员白挨底的版本,则帮助我们进入历史现场,理解民间文艺、民间信仰的巨大威力:经过神婆的权威“背书”,借助太子落难的传说,可怜的孤儿瞬间变身“祺祥皇帝”。三份记载的巨大差异也提醒我们,当你听到一个历史故事或者新闻时,不要随便相信单一来源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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