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从纳粹党运动兴起伊始便是党内核心成员之一，并参与了纳粹党崛起之路的诸多决定性时刻。纳粹党掌权的12年中，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并最终爆发了世界大战。在历史学家眼中，更为重要的是，戈培尔在他生命最后的20多年里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且写得颇为细致。仅1923年至1941年间，戈培尔便密密麻麻地记了六七千页的日记。这份日记是纳粹精英分子政治活动的重要记录，更是透露纳粹党人的思想、信仰、误判与痴心妄想的绝佳材料。
约瑟夫·戈培尔
尽管戈培尔主要负责宣传与媒体工作，但他也参与外交决策，特别是涉及制造他国舆论。更重要的是，戈培尔会出席重大外交决策前的不少讨论会。因而，他的日记也是反映重要历史时期纳粹党高层各色观察与心态的第一手信息来源。戈培尔几乎每日都能见到希特勒，为我们提供了这位德国独裁者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详尽记录。可以说，戈培尔日记是对官方历史档案的宝贵补充。借用其中一位戈培尔传记作者的话，戈培尔“生前便意识到他的日记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曾设想将来某一时刻能修改出版，为此他每日投入数小时撰写日记”。
戈培尔日记文风明显短促简洁，一般是缺少动词的短句，带有其早年文学抱负的印记。此文风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日记的内容更多反映了作者的情感与心态，而非冷静的分析。引用其中一位德文编辑的话，戈培尔的日记“几乎都不是冷静与绵密思考下的产物”。但正是如此，他的日记可以为我们详细揭露纳粹党精英层的生活状况。
戈培尔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观感
戈培尔年轻时对中国人的评价整体较为正面。在其中一则日记中（无记载确切日期，大致是1921年3月至1923年1月间），戈培尔记录了与“我的中国人刘先生（Mr.Lia）和毛先生（音译——译者）会面”，并补充道“毛先生是我的朋友”。在稍后的一则同样无确切日期的日记中，戈培尔提到他遇到了一位“中国绅士”。多年后，1934年2月28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星期一：中国使者崇杰。我与其交谈。中国人一贯绅士。”戈培尔在这指的是刘崇杰，1934年1月至1936年1月派赴德国的公使。戈培尔显然犯了西方人常见的错吴，把中文姓与名颠倒了。这表明戈培尔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相当粗浅。戈培尔写错了绅士的复数，反映出20世纪早期德国教育系统对英语不甚重视。
同样地，戈培尔的日记也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譬如，1923年1月至8月间一则同样未注明确切日期的日记中，他提到阅读“中国与日本的诗歌”。这是日记中唯一提及中国文学之处。类似之处，1937年3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读一本饶有兴味的中国书。”这本书的书名已无从考证，但是与他接触中国诗歌相似的是，这是日记中仅有的提到阅读关于中国的出版物。
戈培尔早年日记中仅有一处抒发了对中国人的负面情绪。1926年4月30日的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走访德国汉堡臭名昭著的风月场所的感受：“在街上，金发姑娘向傻笑的中国人投怀送抱！警察却只在一旁大笑。这就是你所在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过，这句话夹杂在对当时道德堕落的冗长谩骂之中，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人，而是反映了戈培尔对当时社会沉迷狂欢的沮丧，他认为，边界、种族、地域等在当时已支离破碎，传统价值观也已丧失殆尽。
戈培尔对日本的观感
德国外交部与军队指导层有一部分亲华势力，同时外交部内部又有亲日的小派系，以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首，两者意见分歧，而戈培尔明显与后者立场一致，而且在中日战争爆发前的数个月便已如此。1936年11月27日，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两天，戈培尔在其日记中高度评价了日本访德代表：“日本人令人印象深刻，（他们）代表了一个强国。”
传统观点认为，希特勒在与日本签定防共协定后即转向保守的对日政策，部分原因是希望能继续与中国保持应有的联系，同时也担心与日本过从甚密，会使德国不得不卷入东亚的大战中。而这一政策导向是军方所欢迎的，他们希望保有在中国的军事利益。
然而，即便如此，戈培尔还是在日记中表示出积极支持日本的态度，显然与亲日派串通了声气。1937年1月2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长谈。在谈话中，除涉及其他议题外，亦谈及日本的角色。正是这次，戈培尔在日记中首次明确阐述了日本的主要作用，即遏制苏联的威胁：“日本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的协定只是冰山一角。在协定背后是覆盖面颇广的军事协议，并且目标全部指向俄国。”
1937年5月15日，因为德国外交部对日本海军访问德国北部表现得较为谨慎，戈培尔在当天日记中表现颇不耐烦：“日本军舰访问基尔一事应尽可能大肆宣扬。外交部认为此作法并不明智，会令伦敦方面不安，但我们不应为此担忧。”
戈培尔对中国战场的观察
1937年夏，戈培尔并非第一时间了解到中日战争的爆发，但当年余下的日子里，他不时对战事特别是淞沪会战有所评论。尽管日记缺乏对战斗细节的描述，但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戈培尔支持日本的态度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戈培尔对德国媒体同情中国抗日的论调颇为不满。
1937年7月13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到一周，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国的战事情形：“新的冲突消息。大炮的轰鸣声在中日双方间回响。战争似乎将要爆发。”7月15日，日记中认为中日两国爆发全面战争似已难避免：“日本行事更加果断。中国人也未被吓跑。如果他们不妥协，战争就将不可避免。日本拒绝了来自南京的抗议。”7月21日的日记重复了类似的议题：“日本正在中国展开行动。南京方面在尽力抵抗。蒋介石意在拒绝日本方面的最后通牒。现在战争几乎不可避免。”
8月中旬，当主战场移至上海时，戈培尔反应仍较滞后，8月18日才注意到上海已成为战场：“上海正陷入血战。预知战事结果仍为时尚早。但也并非疑云密布。中国人正传出捷报，而同时日本也在给予致命打击。”1937年9月14日的日记中戈培尔明显偏向日本：“日本正在上海集中大量精锐兵力，以展开大规模攻势。现在是时候了！……日本在上海已获得成功，继续努力！”1937年10月28日，戈培尔提及日本新任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并评价日军在上海的持续进展道：“东京极重视我们。日本已拿下上海北部，似正在策划重大行动。”
1937年最后两个月的日记记录了上海与南京的陷落，而且戈培尔得意地认为九国公约会议并无效用。11月上旬，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而德国与日本均拒绝参加。11月1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伦敦与东京就上海问题发生争执。但是东京已占据上海，不用在乎伦敦的态度。日本拒绝了布鲁塞尔的邀请，就应该如此。胜利者不必参加此种会议。”六天后，他赞许日本的同时还唾弃了布鲁塞尔：“日本离南京只剩15公里了。好极了！悲惨的布鲁塞尔！”12月11日，戈培尔又补充道：“日本人正在猛攻南京。他们的最后通牒已被拒绝。战斗已到了惨绝人寰的地步。但大局已定了。”
德国媒体与中国战场
1937年8月1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记道，他交给了他的亲信阿尔弗雷德·伯恩特（Alfred Ingemar Berndt）一项任务，即让德国媒体“冷静下来”。“在我看来，媒体在这场东亚冲突中太支持中国了。这就是胡闹，实际上也好，政治上也罢。首先，中国人正在节节败退，再者，他们是半布尔什维克。而总有一天日本人将帮助我们对抗俄国人”。仅仅两天后，戈培尔的命令似乎已传达到各媒体。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给媒体方面的指示起效了。关于中国的报道明显降温了。”
8月23日，戈培尔再次提到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强调“必须相当小心，避免我们的媒体突然又退回亲中立场。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德国人。就像两年前，几乎所有人都站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一边”。这则日记表明纳粹政府与德国媒体在对世界局势的观察上存在明显的差距。前者视国际政治为国家存亡的残酷斗争，而后者则仍保留着1933年纳粹掌权前的“充满感情”的观点立场。无论是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还是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许多记者在历次冲突中本能地支持弱者。而在戈培尔看来，这些观点需要被严厉地压制。
在德国体制内，戈培尔的观点并非得到商界的认同。8月26日，戈培尔接到驻华德国外交官的报告，他们认为中方已经观察到德国媒体中逐渐显现的亲日倾向，并且这可能会给德国在华经济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戈培尔对此回复称：“我不会允许我自己被带偏，我们要坚持一贯以来的立场”，“我们要贯彻现实政治。只有日本才能对我们有所助益。尽管不会完全相同，但中国终将成为下一个阿比西尼亚”，坚持他的判断立场。
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的观感
戈培尔的日记还隐约揭示了希特勒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以及纳粹领导人与军队领导之间的分歧。根据传统观点，希特勒对日本的保守政策至少延续到战争初期。历史学家约翰·福克斯（John P. Fox）在他关于德国应对远东危机政策的经典研究中写道：“至少在1937年夏天短时间内，希特勒、德国军队和外交部三者的对日政策其实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的背后有不同的原因，但至少有一点共性，即不允许德国在特定时期与日本在军事上或政治上过从甚密。”由于戈培尔当时能够比其他德国人更近距离接触希特勒，所以他能极易察觉希特勒任何情绪变化的迹象(无论是他自认为的还是实际如此)。中日战争爆发时，戈培尔即暗示道，希特勒不会被中方的要求所左右。
《北京警报》海报
戈培尔的这一观察针对的是一部当时新上映的德国冒险电影《北京警报》（Alarm in Peking）所引发的小型外交事件。该电影的历史背景是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提出抗议，认为影片中有反华内容。戈培尔在193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的态度：“元首拒绝禁映《北京警报》这部电影。如果我们让历史影片受制于他国的情感态度，那我们又算什么？元首宁可放弃德国在华的全部利益。他抱怨了国防部门中的亲华政策。元首宁愿站在压迫者一边也不愿成为被压迫者。我知道现在必须致信驻华大使，（就拒绝禁映该电影）做一番详细解释。我对此十分期待。”而戈培尔在1937年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警报》仍然允许放映，元首不会因中国的威胁影响其判断力。”更重要的是，日记中有关该电影的论述，体现了希特勒在东亚问题上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譬如他宁可站在压迫者的立场而不愿受人压制。纳粹政府在国际政治问题上笃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只有那些最强悍的民族国家才能在土地和其他有限资源的国际竞争中存活下来。
1937年8月1日，在访问下西里西亚省布雷斯劳市（the City of Breslau in Lower Silesia）期间，戈培尔和希特勒讨论了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应取的态度，并最终决定采取自防共协定签署以来最为亲日的路线：“我直接找了到元首。我们立刻陷入了激烈的辩论：中国正遭受猛攻。因此，(我们决定)对新闻界指示如下：对日本严守中立，但表示仁慈的同情。我给柏林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这则日记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此前有人认为，希特勒仅在8月16日与外交部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和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尔纳·冯·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mberg）的会晤中表达了他对中日冲突的看法。根据福克斯的标准叙述，希特勒在这次会面中表示“他原则上坚持与日本的合作，（但）强调德国在当前情况下必须保持中立”，而这则日记表明希特勒在两周以前已对中日战争有所表态。同样重要的是，戈培尔的日记表明，希特勒的观点可能被纽赖特和布隆伯格曲解了，实际上希特勒在战争初期对日立场，较他们二人的诠释更为积极。
9月中旬，戈培尔日记中有两处表明，希特勒更坚定了其亲日立场。其一，9月9日的日记记道：“中午晋谒元首……他在严厉地批评中国。他应该告诉军队方面。”5天后的中午，戈培尔再次面见希特勒，并留下了类似的印象：“他（希特勒）又在挖苦中国。披着狮子皮的羊是不会成为狮子的。他是正确的。”希特勒的此番比喻证实了当年早些时候戈培尔的一则日记。在那则日记中，希特勒被描述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眼光看待中国的战事，并暗示这位德国独裁者支持日本，并不仅仅是出于现实政治和争取日本对抗苏联的考量，部分原因还与纳粹的意识形态，以及纳粹统治者将世界视作国家间无休止的斗争，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观念有关。
从此直至1937年年底，戈培尔的日记中便再也没有在中日战争的语境下提及希特勒。1937年12月15日，戈培尔写道：“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个唯命是从的新政府。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蒋介石现在仅仅是一位边缘人物……伦敦与华盛顿方面只能感到震惊，并夸张地抱怨一番！而事情正朝着其既定的轨道发展。伦敦方面除了抗议无事可做。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美妙的胜利。现在我们至少部分消除了俄国的威胁隐患。元首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
戈培尔并未就希特勒的“战略天才”进一步论述。但是他似乎将日本在长江中下游的胜利，英美的无能以及日本对苏联重新构成威胁等一系列事件，都归因于（至少是部分地）希特勒长久以来的战略导向。一种解释是希特勒并未扮演此种角色，这只是戈培尔对他敬仰的元首无限崇拜的又一例证。另一种可能是，1937年夏以后，希特勒确曾采取更为支持日本的外交政策。通过在德国媒体中支持、放任亲日派，以及同意不向布鲁塞尔会议派出德国代表等举措，希特勒可能促使了日本在远东的积极行动。
德国外交部与军队的立场
在戈培尔非黑即白的国际观中，他对希特勒英雄式崇拜的另一面，便是他对亲华的外交部与军队方面的彻底否定。1937年9月13日的日记记录了戈培尔与纳粹早期成员，20世纪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克里伯（Hermann Kriebel）的会面。与其他对华军事顾问一样，克里伯坚定地支持中国，戈培尔在日记中认为：“至少是在长远意义上，他基本上是完全错误的。”
1937年12月9日，当日本似乎将要赢得战争之际，日记中充满了对德国军队领导强烈的嘲讽论调：“日本人已有部分入驻南京。（他们已经下达了）对中国的最后通牒。蒋介石逃了。正如我们所意料的，战争很可能要结束了。我们应该怎么告诉参谋本部中的‘聪明人’呢？和阿比西尼亚战争时一样，他们就是可怜的失败主义论者。他们又一次下错了赌注，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政治。”12月15日，戈培尔似乎已经相信，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他写道：“对我们的外交官与军官来说多少难堪啊，他们念叨着一个觉醒的中国。这就是他们的所得所获。”
戈培尔的疑虑
日本占领上海与南京后，胜利的喜悦还未退去，戈培尔便开始心生疑虑。1937年12月4日，他开始意识到战争远未结束，因为不仅苏联在援助中国，而且在上海占领区内抵抗运动日益升级：“南京有300多架苏联飞机。不过莫斯科不会主动干涉战事。在上海市内，日本的胜利游行中（被投掷了）中国手榴弹。”当月稍后，戈培尔承认日本可能不得不升级战争，并将中国的形势描述成“血腥的和平”。类似的议论在1938年的日记中同样存在，1938年5月13日戈培尔写道：“日本又进攻了，而中国则在坚决抵抗。”1938年8月10日，戈培尔记道：“上海处于紧急状态。日本人害怕反抗行动。现在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
1940年3月5日，希特勒、戈培尔会见苏格兰裔的奥地利旅行家、作家科林·罗斯（Colin Ross）的情形，与1937年秋天戈培尔与克里伯的对话形成鲜明反差。克里伯与罗斯都认为中国长期的胜算高于日本。1937年戈培尔认为这一观点基本是错误的，而到了1940年他却认为罗斯很可能是对的，这表明这期间中国胜败形势的转变：“（罗斯）向我们谈了他的旅行：日本陷入中国的泥潭，无法前行。地域空间太大。据罗斯言，蒋介石是一名伟大的强人。只要他掌权，中国根本不会投降。蒋介石能熬，而日本不能。日本甚至不能想像进入新的战事冲突。因为要保留颜面，所以日本也不可能与蒋介石议和。（罗斯的）描述总的来说是准确的。”
戈培尔意识到日本已经陷入与中国持久战的泥淖，日本对苏联的威胁也远不如此前预想那般。1941年，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各类谈话与报告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41年3月18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复述了由一位上海归来的德国记者的话：“他认为局势简单明了：日本已陷入泥淖，并且不能消化广大占领区。中国方面避免决战……双方可能都渴望和平，但又不愿意丧失颜面。在此情形下，日本无法在他处发起任何大规模行动。我认为他的描述是正确的。”一个月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战事冲突已陷于停顿，日本已无力采取外交或军事行动。”1941年6月11日，德国对苏发动攻势的11天前，戈培尔流露出对当前局势的悔恨之意，自认为是德国造成了中国的现状：“来自中国的影像纪录。战争！到处都是战争！受苦受难的人类何日再得和平？”
结论
完整版的戈培尔日记可能将修正历史学家的部分观点，包括中日战争前后数月间德国在国际事务与远东危机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本文以1937年这一关键年份为中心，初步考察了戈培尔日记。笔者认为，尽管戈氏对柏林的实际决策影响不大，但是他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决策过程，使戈培尔日记能够展现柏林方面在重大决策前详尽的讨论经过。特别是戈培尔与希特勒的亲密关系，使日记能够帮助阐释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希特勒如何制定针对华、对日外交政策。
与此前一般看法不同的是，本文认为1937年早些时候，希特勒便已经倒向亲日路线。尽管戈培尔日记中没有确凿直接的证据，必须通过梳理其他德国史料，甚至使用他国史料加以佐证。本文还证实，迫使苏联在亚洲持续面临威胁的遏制政策的必要性，以及权力政治的现实，才是决定德国对华政策与亚洲政策的主要因素。意识形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较为复杂。一方面，那些一般意识形态的对华观感，似乎并不影响德国人的立场，戈培尔在早年生活中便曾数次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戈培尔日记中也有数则表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影响下，纳粹的国际观可以概括为民族国家间永不停歇的斗争与“适者生存”，而这一国际观实际影响了德国对华立场。
讽刺的是，正是这一“适者生存”的国际观，反而迫使戈培尔与其他纳粹分子重新看待与评价中国。1937年的短暂顿挫后，中国比他们所预料的更加坚韧不拔。从1938年初开始，中国已经能够打一场持久抵抗战争，把日本拖入战争的泥淖之中，最终使之走向1945年战败的末路。
（本文原题为《“战争！到处是战争！”：戈培尔日记中的中日战争》，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何铭生为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地区研究系研究员；译者姜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