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料敌者
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越是弱小的动物，对于灭顶之灾的预感就越是敏锐，比自然界斗争更为残酷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碧蹄馆之战后均感到无力再战的明日双方议和，惊魂未定的李朝君臣终于回到残破的朝鲜旧都，却又陷入了新的北方危机之中：
7月，朝鲜备边司咨文报：老乙可赤（努尔哈赤）有名与建州鞑子之中，浸浸有强大之势，今已十余年矣.....待此胡难可以北道藩胡视之矣。
8月，朝鲜君臣朝堂议论曰：且老乙可赤事亦大可忧。古之善料敌者预图于未形前，况此兆朕已萌，爻象已动。若俟河冰合，虏骑充斥，是我腹背受敌，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
此时正处于明日第一次议和期间，明朝尚在朝鲜半岛和辽东驻有重兵，并且正在调集天下精兵汇集西南，准备平定博州之乱，国力和军事势力似乎都在巅峰，对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拥有控制力和影响力。
就在朝鲜君臣作出“天亡之秋，不能支吾矣”这等“大逆不道”言论的前一年（1594年），让朝鲜君臣忧心忡忡的老乙可赤（努尔哈赤）还忠心耿耿地向万历皇帝上书“情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寇，报效皇朝”。虽努尔哈赤渡江抗倭一事因朝鲜君臣强烈反对而作罢，大明朝廷还是嘉许努尔哈赤“忠顺”。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抗倭战争而疲于“辩污”（明朝内部一直有一股猜疑朝鲜和日本联合侵犯明朝的声音）的朝鲜君臣，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战略判断送入万历皇帝的耳中。
此时距离萨尔浒天崩地裂的那一场大战，尚有23年，距离真正的天（朝）亡之秋，尚有48年。常年被敌人追成东北亚流浪者的李朝君臣，不愧是“善料敌者”，但是故事真正的主角，还对这场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孤家寡人
明开国时，朱元璋废除了宰相辅政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权臣危机的隐患，之后的明朝皇帝面对中枢机构行政能力日益低下的痼疾，不得不衍生出许多新的辅政机构来，当一套机构被证明低效或无用之后，就立即用一套新的机构取代它。在内阁制度完善之前，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成熟的内阁制度下，“票拟”决定了整个内阁中有一个最终决策者，“首辅”制度应运而生，首辅成了实际上的丞相，一旦首辅强势，又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这套看似巧妙的制度走了一个大圈，最终回到了问题的起始，留下的却是一个庞大到前所未有的官僚集团。
那些侥幸在明初兔死狗烹式的政治构陷中活下来的功臣之后，在百年的皇权高压和文官监视下，早已将家族传承的政治才干和武德自我阉割。除云南沐家等少数天高皇帝远的幸存者尚能维系自身之外，其余均成了帝国豢养的家禽，温驯却不可信赖和依靠。
皇帝把自己的绝大多数男性亲属都养成了尊贵的“朱”，亲情在皇帝的家庭中扭曲变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一出生就注定了，封地就是他们无所事事和醉生梦死的“猪圈”，既是他们的皇宫，也是他们的监狱，他们出生在那里，也死在那里，终其一生也无法离开那里。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即使这种特权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皇帝也毫不在意，他们只需要履行唯一的义务，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皇族身份给皇帝添麻烦。
在日益膨胀的文官集团面前，既没有勋贵集团支持，也没有亲人可以依靠的明朝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不得不继续走入历史的怪圈，借助宦官集团来平衡政治格局，然而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正如利玛窦所见的那样：
“几乎全国的行政事物都操纵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从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任何重要的指示，更无法执行。”
明朝太监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因为幼年时的残害身体和心理均属残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家乡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皇帝相信这些人和文官集团天然无法相容，事实证明这种判断基本是对的，即使在“阉党”势力最大的时候，他们也没能形成一个结构稳固的政治集团，以至于皇帝认为这股势力威胁到自身权力的时候，只要消灭为首的太监，就能轻而易举的清除整个集团。
皇帝倚重宦官的另外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是，因为太监没有受过教育，不受道德束缚，也没有后代不怕祸及子孙，因此行事没有底线，在打击文官集团时手段狠毒，为文官所忌惮。由太监执掌的特务机构，在事实上营造了一种针对文官集团的恐怖，皇帝乐见掣肘的文官在这种恐怖之下瑟瑟发抖，当他认为太监的行为过了火，或是这种恐怖已经足够的时候，又轻而易举地除掉太监代表性人物，让文官集团对明君的天威感激涕零。
这套权力平衡的把戏固然高明，但是当皇帝委派这类智力低下又缺乏教育的阉人参与军政大事时，往往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既不能理解政策施行的后果，也不能理解军事部署的意图，只会一味的运用手中的权力催促和逼迫文武官员，机械地遵循皇帝和上级太监的旨意办事。在皇帝看来，这种绕过文官制度冗长流程的行政手段更能快速贯彻皇帝本人的意志，然而有明一代，因为这种恶习造成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灾难数不胜数。
当头脑清醒的皇帝下定决心拔除了太监势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又回到孤身一人面对文官集团的悲惨境地，在明朝最后的时间里，皇帝在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孤家寡人。
后世评论满清在晚期仍能渡过多重危机，甚至在太平天国占据南部一半以上的国土，北方受到英法联军威胁时仍能维系自身统治的时候常常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满清皇帝虽然依靠文官集团治理天下，然而其统治的暴力背书是由八旗军事集团提供的，这个集团的最核心是爱新觉罗皇族和与其联姻的蒙古王公，外围是满洲八旗，再外围是蒙古八旗，最外层是汉军八旗。
所以无论是郑成功兵临南京城下，吴三桂饮马长江，还是洪秀全定都天京，满清总能翻盘，只有整个满蒙军事集团彻底崩溃，后继无人，满清皇帝才会走到绝境，正如1912年抱头痛哭的孤儿寡母。明朝皇帝只能依靠洪承畴和吴三桂，却注定不能拥有僧格林沁和恭亲王奕?。
文治天下
除了皇帝所倚重的残疾人太监，利玛窦神父在长期伪装儒生的过程中，也对太监的对手——官僚，以及预备官僚——儒生，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观察：
“这个国家最聪明的人（儒生），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时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都是温柔的女子。”
随着官僚制度一同到达巅峰的，还有官僚的选拔制度-科举，空前繁荣的科举制度在表面上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却产生了一系列恶果。
首先，以科举为终极目标的读书并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做官，因此那些天生注定不能做官的人——几乎占总人口一半的女性、最底层的赤贫农民、罪犯的后代，就自动断绝了受教育的途径。
当做官代替受教育成为了读书的终极目的，读书人熟记于心的那些儒家先贤关于自身修养和行为操守的道德哲学，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仅存于纸面和口头的理论。读书人自身奉行的道德行为准则表面上处处遵循圣贤的教诲，实际上却相去甚远，驯服和笼络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无论是什么被他们痛恨和诅咒的“蛮夷”，以何等暴力血腥的方式劫夺天下，只要开科取士，就能立即获得他们的拥戴和认同。1645年，南明尚有半壁江山之时，满清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第一次开科取士，他们对“读书人”的本质认识的可谓清晰明了：“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
日本儒学家、“武士道”理论的奠基人山鹿素行就鄙夷地评价明清儒生“胸中并无大义，唯有做官的贪念，口中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重复圣贤的话，全都是为自己的贪生怕死开脱”。
极为讽刺的是，在满清开科取士之时，那些对“建奴”深恶痛绝、唯恐避之不及的读书人，除少数有节操者外，纷纷从深山和地窖里走了出来，欣欣然参加了科举。他们仇恨满清并不是因为他们蹂躏国土、屠戮人民，而是因为满清入关带来的混乱断绝了他们做官的通途，而他们为满清效力，也是基于一模一样的原因。
其次，以做官为目的的读书自动屏蔽与做官无关的知识和技能，所有读书人的知识结构都完全一样，千篇一律的圣贤篇章把他们培养成了千人一面的帝国官僚，黄宗羲就尖锐地指出“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人才队伍的多样性和差异化根本无从谈起，当他们走上形形色色的工作岗位时，因为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往往被复杂的政务和民情搞得焦头烂额。
将他们选拔出来的也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利玛窦评价道：
“主考或监考都总是从哲学元老中选出，从不增加一位军事专家或数学家或医生。擅长于伦理学的人，其智慧受到极高的崇敬，他们似乎能对任何问题做出正当的判断，尽管这些问题离他们自己的专长很远。”
帝国体制内充斥着这类身居高位的废人，以至于各级官僚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援助，其结果就是自宋以来科举日益昌盛，产出的预备官僚越来越多，体制外的临时工“吏”的数量和权力反而越来越大。没有熟悉具体业务的吏的指点，很多官员根本无法进行行政工作，某些资质和能力过于平庸的官员甚至将核心业务外包，让吏掌握了地方官的行政权力，自己蜕化为吏的掌印官，只管盖戳。
吏往往也是读书人，但通常是科举的失败者，因此当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几乎必然的走上贪赃枉法之路并以此为生，因为其临时工的性质，当政府财政紧张时就将他们开除了事，他们随之就变成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三，文官集团虽大却不能无限膨胀，而天下读书人做官的野望却无尽无穷。因此，一方面朝廷难以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自身需要的优秀人才，任由恶吏摆布昏官。另外一方面，许多有能力的读书人却始终不能通过科举进入体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科举失败，他们内心里的怨恨日益滋长，在体制稳固时，他们只能压抑这种怨恨，从事教书先生或小吏一类毫无前途的职业，一旦体制的强势挑战者出现，但他们就化身宁完我和范文程，借助外敌的力量，对体制进行致命的反噬。
其四，皇权系于一人，宦官是皇帝的鹰犬和夜壶，文官不能直接抗衡皇权，往往选择宦官作为对手，为了进行这种政治斗争，散沙化的文官个体通过同乡之谊和师生关系结成利益集团，在这个内部，又有许多小的文官集团，他们平时互相争斗不休，以党争的方式加剧内耗，又以科举出身互相辨识抱团，共同排斥体制内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武官首当其冲。
在文官集团的刻意打压、排斥之下，有明一代，武官地位江河日下，像戚继光这样的杰出军事将领，尚且要靠行贿委身于文官的庇护之下，到了利玛窦的时代，他已经看见“（军人）无论是官是兵，也无论官阶大小，都像小学生一样受到文官鞭打”，毫无军人的尊严。讽刺的是，皇帝不认可权力应该关进笼子，但深信暴力必须关进笼子，“以文驭武”是他乐意见到的，因此在军事形势不那么严峻的帝国腹地，他本人默许甚至纵容文官集团对武人的打压。
利玛窦目睹大明军人的尊严被文官剥夺殆尽的时间，距离萨尔浒天崩地裂的那一刻，已经时日无多。
赳赳武夫
随着军人的地位和尊严一起江河日下的，还有武官的军事才能和文化水平，元朝灭亡之后，明与以北元为首的蒙古残余势力相爱相杀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多数时候蒙古入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要入主中原，也不是要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而是迫使明朝解除贸易封锁，或是单纯的劫掠物资，因此除中前期的少数几次大规模正面冲突外，双方在整个北方边境进行的都是一系列规模不大而绵密的伏击战、破袭战和骚扰-反骚扰作战。
在这种“敌来我守、敌退我追、关门打狗”的小规模防御作战中，那种指挥千军万马两军对阵的能力变成了可有可无，反之，个人勇武和指挥小规模灵活精锐部队长距离奔袭作战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随着卫所兵制度的彻底腐烂，豢养精锐家丁在明中期之后成为风潮，这种主奴模式的军队作战时，家奴只跟随主人的行为，听从主人命令行事，也只为了保护主人拼死作战，主人往往需要亲率军队直接进行奔袭和捣巢作战，将领个人的勇猛和武艺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主帅一旦阵亡，军队顷刻间就会覆灭。
在萨尔浒战役中，刘铤和杜松的战死最具有代表性。刘铤在阿布达理冈遭到大贝勒、四贝勒伏击时，应该敏锐地判断出有人出卖了他（朝鲜军元帅姜弘立），然而刘铤不以为意，反而以一敌二，从已时打到酉时，甚至亲自纵马追逐四贝勒，结果中伏后左臂先中一箭，一边拔箭犹自挥刀猛战，面部又中一箭，才在精疲力竭后阵亡，其义子（家丁）背着刘铤的尸体死战，被四贝勒乘机当胸一箭杀死。杜松战死的过程也与刘铤相仿。
刘铤、杜松战死的过程不可不谓之壮烈，然而不过是明朝整体军事能力退化的一个缩影，二人殉国二十年前，辽东总兵李如松就在一次轻率的捣巢作战中，阵亡在离萨尔浒不远的地方。
从李如松到刘铤、杜松，这些高级将领不得不亲自作战，最终丧命于自己的鲁莽和好勇斗狠的现象里，不难看出明朝将领军事素质的退化过程，他们作为高级将领却只具备了低级军官的素质和能力（勇猛顽强），因此他们也以低级军官的方式阵亡。
因为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和整体军事能力的退化，明帝国在处理规模稍大的边疆危机时，也不得不调集全国精兵千里辗转汇集一处，此时的高级将领不再具有指挥千军万马的能力，无法将来自帝国各个方向，体系、战法和装备都迥然不同的部队整合成一支大军，甚至无法产生一位能够服众的统帅，因此皇帝往往委派一位“知兵事”的文官来统领诸位领兵的将领，这种文官统帅通常安全地待在距离战场数十到数百里的地方，仅靠书面报告和命令来指挥整场军事行动。
在帝国拥有王守仁这样不世出的人才时，自然能够顺利平息事态，当朝廷不得不从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时候，杨镐这种平庸之辈就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万历皇帝用人不当的表象背后，是大明帝国有将无帅，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在历史上，如果两支军队两年交战，那么双方的思想、战法、装备势必互相影响，相对弱的一方会向强的一方趋同。蒙古势力的衰弱，使明军失去了明初和北元那种大兵团交战的机会，在规模越来越小、烈度越来越低的高频度作战中，明朝的北军骑兵变得越来越像退化后的蒙古军队，丧失了组织性和纪律性，转而片面的追求灵活性和机动性，善打顺风小仗，大规模正面野战时难以硬战，战事稍有不利就望风而逃，把步兵丢给敌人屠戮。
以明辽东军为例，明军剿灭盘踞辽东的北元势力时，明军能做到“云及指挥周鄂、吴立等建大旗城中，严兵不动，寂若无人”。大军在风雪中伏击元丞相纳哈出，一动不动像没有人一样安静。然而到了万历年间，这种纪律已经不复存在，壬辰战争中的第一战里：
“承训军攻入平壤，时在拂晓，战线不清，骤遇敌人，马惊跌长嘶，兵惊慌失措，列随之溃乱。”
祖承训为辽东祖家名将，以勇猛著称，祖家为辽东军功世家，其军队核心为夷丁（蒙古家丁）组成的轻骑兵，骑射技艺娴熟，作战骁勇异常，然而遭遇日军埋伏时，其表现却也与低水平的游牧军队并无二致。
在整个壬辰战争中，明军缺乏大兵团作战能力，诸兵种、各部队之间协同能力差，南北军不合，军队纪律差，军人素质低下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北军骑兵在继承蒙古骑兵技战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其剽掠无度的传统，朝鲜接伴使李德馨曾向宣祖汇报：
天兵退回之后，将卒多不检摄到处生事，及驻安东宣、大兵马及麻提督标下鞑兵尤甚作挐。托以讨取马草，散出闾巷，抢掠财产，刦奸妇女，远近闻风窜走，环三四十里，人家一空，所见极为惨骇。
在壬辰战争中，因为日军忌惮明军骑兵，所以尽量避免和明军野战，双方主要以城、堡攻防战为主，因此明军这些弱点并未被日军所利用，反而让大明用一场稀里糊涂的胜利维护了最后的颜面。
而在萨尔浒之战中，长于野战且熟悉明军的后金军，从故意抛弃村寨物资给明军抢掠焚烧拖慢明军进度，到利用刘铤好勇斗狠的性格特点埋伏诱杀，几乎击中了明军的每一根软肋。“分进合击”的几路大军相互不和、兵丁不听号令争抢后金兵的首级、撤退时草木皆兵互相踩踏，失败的病毒自明中期埋下，在壬辰战争集中爆发，到萨尔浒时，已是病入膏肓。
纵观萨尔浒全役，明军将士并非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几位将领的殉国过程不可谓不壮烈，即使是战前与后金暗通款曲，出卖明军情报的朝鲜军中，也不乏“依柳将军”金应河这样的英雄：
贼以铁骑蹙之，左营兵遂败，死亡殆尽。应河独倚大树，以三大弓迭射，应弦穿札，死者甚众。贼不敢逼，乃从后剌之，铁抢（枪）洞胸，犹执弓不释，虏人亦皆叹惜，相谓曰：“若有如此数人，实难抵当。”称之曰：“依柳将军。”
金应河在主帅姜弘立暗通后金、出卖明军的情况下依然决意死战到底，背靠柳树射击后金军，后金兵绕到树后将他刺穿，他依然抓着弓不放，被满洲人称为“依柳将军”。
金应河和杜松、刘铤一样，都是在那个无解的死局里，英勇武将在平庸文官拙劣指挥下，即便以命许国也无法力挽狂澜的悲剧缩影。
泰西之银
催促杜松和刘铤走入萨尔浒死局的，除了急切的皇帝和平庸的文官，还有大明的血液——白银。
在明代以前，历代通用的货币主要是圆型方孔的铜钱，铜钱是一种贱金属铸币，它的“面值”和价值都很小，这种细碎性非常符合小农经济的生产特点。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铜钱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中国的铜储量并不丰富，而用铜钱进行贸易需要的货币量太大，这一矛盾在宋朝就非常尖锐，宋朝政府甚至为此大量铸造更贱的铁钱来应急。
明朝立国之初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铜产区云南依然在元梁王巴匝瓦剌尔密的控制下，明朝政府没有足够的铸料，转而采取宝钞本位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明代的宝钞是一种早熟而不成熟的产物，它采取的是纸币本位制，没有货币准备金，无本无额，放支无度，发行量多少全看朝廷支出情况，通常都远超朝廷实际收入，造成严重的货币收支赤字。
这种毫无信用的货币几乎在一开始就受到了天下商民的抵制，明朝政府一边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宝钞，一边停止铸造铜钱，试图用无钱可用来迫使民众使用宝钞，民众则使用宋、元旧钱和私铸钱交易，终于逼迫朝廷在1394年下诏禁止铜钱流通：“令军民商买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
然而即使抵制宝钞的刑罚上升到死刑，这种钱与钞的斗争依然贯穿整个明朝中前期，到了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不得不默认宝钞制度彻底崩坏，民间重新回到了白银、铜钱混用的时代。
到了成化、弘治年间，宝钞早已成为废纸，而白银、铜钱均严重短缺，朝廷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按理说明朝应在十数年的混乱之后亡于经济崩溃，但地球另一端的一件改变整个人类命运的大事，却意外拯救了明朝。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美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带来了巨量的金银，也捎带着为身患经济贫血症的大明输入新的生命。从1550年到1645年，从西属美洲经马尼拉流入明朝的白银约合3250万两，同一时间段内自日本流入的白银也达2500万两。足量的白银通过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使明朝在悄然间完成了“银钞易位”的过程，金银不是天然的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白银稳定了明朝被宝钞搅乱的经济局势，也让铜钱自动退化为白银的辅币，解决了贫铜的问题。
然而农业帝国的统治者在经济上天然的迟钝，让其无法在货币政策上无法具备风险评估的远见，明朝流通的不是白银铸币，而是天然或人工的银块，这种放任天然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做法，实际上等于自动放弃部分货币主权，且必然承担天然白银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折色、分割、改铸造成的一系列麻烦和成本，以及丧失货币主权造成的经济混乱。
明代的银块和银锭在使用时用剪子和錾子分割，然后称量，买卖双方对白银的成色意见不一时，往往引发纠纷和争吵。欧洲银币的重量、成色、信用均有保证，朝廷无意模仿，反其道而行之，把东南沿海流入的西班牙银币改铸成银锭，这种怪异的反向操作其实只是病入膏肓的大明朝廷另一难以启齿的顽疾：
在改铸的整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损耗，而这种损耗是官僚体系的一种例行的灰色收入，各级官员借口这种损耗，在征税时恶意勒索，如果国家统一铸造足值贵金属铸币，则大小官员的这项灰色收入必然受到影响，这种顽固的阻力决定了明朝无法进行任何白银货币改革。清代也承袭了明代这种弊病，到了雍正年间才通过“火耗归公”的办法得到了部分解决。
前文已经提到，因为军事能力的退化，晚明帝国解决任何边境危机都需要倾全国之力，这种客兵千里辗转异地作战的模式对朝廷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所谓的“万历三大征”几乎都以这种模式进行的，大明的战争模式就像一辆烧银的机器，随着机器的破败不堪，每前进一尺都要消耗比从前更多的白银。
此时，“白银红利”的副产物——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的作用开始凸显，因为农业社会没有多少投资渠道，因此商人和地主得到白银后，仅将一小部分投入再生产，而将大部分用于置地和贵金属贮藏，尽管输入的白银已经超过了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但因为其缺乏真正的流动性，社会的总财富并未明显增加，用数量多的多白银来追逐总量没有太大变化的实物，输入性通胀就不可避免，物价上涨最大的受害者，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农民的困苦和农业的残破，动摇了传统农业帝国的根本。使大明不得不耗费更多的白银去驱动那不堪重负战争机器，加上其糟糕的税收政策，大明尽管身处白银大海，却始终处于乏银的困局之中。
因为粮食体积大，运转不便，直接以白银的方式折算军粮，就近补给的方法就成为主流，然而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并不算发达，连绵不断的军事行动必然造成粮价的水涨船高，万历三年（1575），辽东一石米价0.3-0.4两，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萨尔浒之战前夕，一石米已值银3两，参加萨尔浒战役的明军在集结时，缺粮乏饷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在勉强完成集结后，朝廷急切的催促杨镐出师正是因为银子不够了，朝廷无法支撑如此规模的军队这样耗下去等待战机。而杨镐兵分四路的决策，也是因为他深陷补给难以为继的困境，根本无法保障合兵后的后勤保障。这种靡费巨大的战争模式要求萨尔浒的明军必须速胜，而完整观察了壬辰战争全过程的努尔哈赤也非常清楚这一点，更何况他早已从朝鲜军那里得到了明军缺粮这一重要信息。
乏银魔咒就这样成了数万大明将士的催命符，一道接一道的在那个大雪初晴的日子，把他们送进了萨尔浒的修罗场。在白银大量流入的时代，明朝政府几乎什么也没做，在白银红利消耗殆尽的时候，也只能束手待毙。
天亡之秋
回溯萨尔浒之战的整个战役过程，似乎在每一步都充满着可能性，如果主帅不是平庸的杨镐，如果大军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出兵，如果大军没有兵分四路，如果朝鲜人没有出卖明军，如果杜松没有冒进，如果李如柏能够救援一下刘铤，每一个可能性都指向了明军还有胜利（至少不会输得这么惨）的希望。
然而脱离了纯粹军事的角度，从整个时代来观察这场战役之后，自然会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否决，正如李洁非的《黑洞·弘光纪事》的序言里描述的明末气象那样：
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一只密闭罐子的空气已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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