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和讲授方向主要集中在唐代政治史和中古民族史方面，因此为大家推荐的书也将以此展开。过去一年我所接触到的学术专著中，以下三部作品兼具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值得向大家推荐。
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
这是一部讲述中西方之间文化交往与文明互动的通史性著作。作者张国刚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致力于中西文化关系史和中古史研究，曾在欧洲执教多年，对于西方汉学史、明清传教士、中古佛教等中西交流重要领域均有深入研究，著有《德国的汉学研究》、《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佛学与隋唐社会》等相关著作。这使作者得以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综合众家之长，编写出一部集大成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六编三十章，计106万字。上卷题为“从张骞到郑和”，历数先秦至1500年间中西交往史事；下卷题为“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详述1500-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交往始末。其中第一编“西域南海与胡天汉月”，以陆、海两条中西交往通道为线索，分别对其形成、发展、衰落的历史进行论述，勾画出中西交往的清晰轮廓；第二编“商贸互动与文化交流”，主要着眼于经济往来、物质交流和音乐、艺术等文化因素的传播，涉及到我们所熟悉的丝路骆队、飞天胡舞等历史意象；第三编“异域宗教与文明碰撞”，依次介绍了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及祆教、景教及天主教、摩尼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等宗教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明信仰的冲突融合；第四编“自西徂东与天朝应对”，从欧州政治与宗教格局入手，详细探讨了大航海的历史动因，以及由此引发的明朝政府的应对；第五编“传教策略与西学东渐”，如实还原了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后传教原则的确立和双方斗争妥协的历史过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士人群体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的新的认识，这些形象和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人；第六编“礼仪之争与郢书燕说”，讲述的是中国与欧洲在这三百年间对于彼此的文化意象塑造，以及由此带来的中西关系的新转变。
通史性的叙述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点。中西文化交流之学禀承于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中地理志、西域传的传统，晚清以来进而形成了专门的中外交通学，进入20世纪后又吸取了诸多相关史学领域的成果，史料庞杂，涉及面广，故此要撰写一部严谨详实的通史著作实属不易。本书就此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全书主线明析，作者在大量史实基础上，完整描绘了从先秦直至1800年之间的中西交往历史，这一连通欧亚大陆的人类文化交流历程，在1500年以前集中表现为陆上与海上两种交往途径，在大航海时代之后则伴随全球局势的剧变，转而表现为传教士的入华与中国对于西方文明的接受反馈上。纵观全书，从西王母与悬圃的神话传说，到甘英带回有关“塞壬”的传闻，再到鄂多立克、马可·波罗等人对于东方的传奇描述，利玛窦规矩的确立，最后到马戛尔尼觐见时的礼仪之争，我们看到了一幅完整而详实的中西交流长卷。作者对于古典时代和大航海以后的中西交往特质，有着精到的把握，这也使得横向的专题叙述变得条目清晰，政治互动、经济往来、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得以条分缕析，易于阅读。
立论公允，博采众家研究之长，同时又有精当的考证与辨析，是本书另一特点。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所强调的那样，任何历史的书写其实都是作者对所选取事件赋予的特定序列意义，优秀的通史著作永远都会打上作者本人的史观印记。这就对历史学家自身的素养提出了要求，要很好地把握史实与考证、学界共识与前沿观点、他人观点与本人观点等方面的尺度关系。就本书而论，作者对于其所涉及的学界研究理路有着清晰的把握，较为客观地反映出相关研究的现状；而在若干关键问题与聚讼之处，则会做出简明扼要的考辨。以书中论及的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之事为例，作者将此次出使置于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对唐朝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以及唐德宗在位时期打击河北藩镇势力的特定政治背景下，指出此事“并不完全是为了通商贸易，还有政治与军事目的”，进而点出“杨良瑶的出使，有着与西汉张骞同样的目的”，可谓深具见地。类似考辨尚见于对甘英最终到达地点的讨论、对景教在唐朝传播情况的考察等处。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一版
本书是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的新作，全书共分八章，由七篇专题论文与一篇综论构成。第一章“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讲了以安禄山心腹严庄及其父严复为代表的幽州幕僚群体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夜，借助四星聚会的天象和金土相代的德运学说，为安禄山起兵制造政治依据。第二章“一位‘贰臣’的生命史”，通过燕政权文官王伷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仕宦沉浮，牵涉出赵晔等整个陷伪臣僚的政治迹遇，以此反观唐廷对于这一文士群体的处置政策。作为衍生，作者将“忠”的观念放置在中古时期社会及思想层面加以探讨，使这一文士群体的政治行为具有了时代共性。第三章“墓志书写与葬事安排”，对以往史家缺少关注的燕政权年号行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作者广集近年来出土的各方燕政权墓志共计五十余方，将墓志作为一面镜子，照出燕政权统治下吏民的真实心态，以及安史高层籍由正统性而涉及的权力争夺。第四章“权力与观众”，集中分析了德政碑所隐含的政治意义，将高耸在河北大地上的一方方德政碑视为唐朝中央与河北藩镇之间的政治沟通途径，是全书承上起下的部分；第五至七章为三个藩镇个案研究，论述对象分别为田氏魏博、昭义军、罗氏魏博；第八章“深描与重绘”，对胡化理论、藩镇研究模式两个史学问题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和进一步的反思、阐发，可视为全书理论的深化。
本书的特点，在于个案背后所包含的诸多充满活力的创见。严格来说，本书并未对唐后期中央与河北藩镇的关系进行系统性考察，以第四章神道碑为节点，前半部分关注燕政权，这是安史之乱期间事件，其中五星会聚等事甚至已提前到了叛乱爆发前的天宝中后期；后半部分的个案研究，其实仅是就魏博镇而言，并未覆盖世所熟知的“河朔三镇”，而第六章所论的昭义军长期控扼泽潞数州，也不属于河北藩镇。事实上，作者数年前的第一部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正是典型的传统叙述理路，论证上相对全面。那么何以本书风格一变，从个案做起？理解本书的核心意图，我想不妨从书的封面那幅若隐若现的古画说起。这是五代李成绘制的《读碑窠石图》，独特的意境与隐晦的意义使其在书画史上久负盛名。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郊野之中一座巨大的石碑孤立于老树之下，一位骑马戴斗笠的长者在仆从陪伴下正仰视碑身。一般认为此画反映出追忆往古之沧凉，但此处正反映出仇鹿鸣在书中强调的观点，即神道碑深层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政治景观”而向民众昭示权力、向彼此传达政治信号，这也正是本书标题“长安与河北之间”的含义。这种藉由神道碑以实现政治沟通的方式，被作者称为“政治表达”，与之相对的是唐廷与河北一次次博弈中所真实发生的“政治实践”。这对概念的提出，反映出作者对于重新构建唐后期藩镇研究模式的强烈愿望。在讨论刘广之乱时，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藩镇变乱模式的划分，即“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可视为一种初步的理论建设尝试，值得关注。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重视以墓志为代表的石刻文献，这也使得本书大部分章节是一种阐发性的论述模式。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没有局限于一般墓志解读文章的刻板套路，而是在随后的行文论证中将问题推向宏观层面。例如通过对王伷墓志的解读，为读者呈现出唐廷平叛之际对于“贰臣”群体的政策走向，进而探讨了当时对于“忠”的普遍观念特征；又如对于罗让碑这样的鸿篇巨制，作者在详辨文献的基础之上，将罗氏魏博置于唐末政治的大环境下，结合罗氏家族的关系脉络，对罗让碑的政治意义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再如作者裒集目前所见的数十方墓志，全面深入地刻画出燕政权治下士民的普遍心态。
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第一版
黄楼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多年来潜心关注唐代政治史，本书从方法论上属于较典型的传统范式，但却丝毫不影响其可读性与创新性（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第一版）。一部神策军的历史，占去了唐后期政治史的半壁江山，而神策军的实际控制者则长期以来以宦官为主。正因如此，作者的真实意愿恐怕不是备述神策军发展演变般简单，而是希望能借此书写一部视角独特的唐后期政治史。
全书分为四编，编下分章。第一编集中叙述神策军的“军史”，分别涉及神策军的渊源、京城禁卫体系的建立、西北边境神策军镇体系的形成、以及神策军与宪宗以后的政局。第二编论述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具体说是从德宗到宣宗的这段历史。其中德、顺、宪三朝嬗递为一章，宪宗元和政局为一章，穆、敬、文、武四帝再列一章，最后是武、宣二帝更替之际的宫廷斗争。第三编视角转向外廷士大夫，先论元和党争始末，再谈牛李党争、甘露之变两个经典唐史问题，最终党争终结，宦官与文士趋于妥协，形成了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第四编进而关注宦官与地方政局，主要是通过剖析监军使这一特殊制度的三个不同层面，来探讨唐后期宦官集团对于地方政治的影响和干预。在经过上述四编的浩繁讨论后，作者在“总论”中进而以唐宋变革视角探讨了宦官政治，并附上宰相及神策军中尉等要职的详细年表。
作者对于唐代后期的中央政治史进行了系统性的叙述，增强了全书的连贯性与可读性。对于许多读者而言，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代历史是晦暗不清的。本书通过神策军这条主线，将唐后期历史中的重要事件细致地联系起来，为读者呈现出一部相对完整的唐后期政治史。作者对于神策军的发展历史叙述，贯穿了肃宗至宣宗一个世纪的时段，而全书的下限已至唐末。例如作者在叙述德宗至宣宗朝宫廷内争时，按照德宗（顺宗）、宪宗、穆敬文武四宗、宣宗这样的划分，将八位皇帝80年的历史分成四部分，其中德宗朝是诸种问题的萌发期；宪宗朝已见党争端倪，翰林学士与枢密使制度复得完善；至于穆、敬、文、武四帝，本是父子一系，其间牛李党争复臻于极盛；直到宣宗即位，内外大臣共治天下的格局渐次形成，党争固在而党派区分已不复鲜明。这种划分既与传统史学的观点切合，又能较好地阐明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寓议论于叙述之中，值得称道。
作者对于以往学界忽略的若干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观察细致，考证精到。比如在论述神策军创置渊源时，对于神策军与射生军的分合演变给予了充分关注，既弥补了学界对于射生军研究的不足，更析出了神策军形成初期的一个重要环节。再如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即位不到半年的顺宗退位，宪宗即位，改元永贞，史称永贞内禅，此前煊赫一时的王伾、王叔文及其党羽受到打压，故又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对随后唐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往学界论及此事，往往胶着于对二王集团性质的争论，本书作者以宫廷内争的视角，将这一事件置于德宗末年整个政治斗争中予以探讨，并将其根源追溯至贞元前期太子之位的争夺，遂使德、顺、宪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具有了更为宏观的意义，极富见地。类似的分析，尚可见于对作为牛李党争“前史”的元和政局的论述，对甘露之变的由来剖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