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建立汉朝时，对自己能够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认识上有过一个大的变化；前后境界是不同的。作为胜利者，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分析自己之所以取胜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算比较客观。但是，要巩固汉家天下，传诸子子孙孙，他还必须认真总结秦亡的教训，认识上有必要更进一步。这个更进一步，是一个叫陆贾的人推动的。
打天下的时候，刘邦用的都是豪杰。所用的儒者，也多具有豪杰气。那时，他最强大的对手，是项羽。他们两个，一个善于巧取，一个善于打硬仗。刘邦没打多少大仗、硬仗，率先拿下了关中。从这一点而言，说秦朝是被刘邦推翻的，也说得通。项羽最大的战功，是在巨鹿消灭了秦军主力。他兵强马壮，率各路诸侯入关，刘邦便不得不听命于他。之后，项羽违背楚怀王之约，封刘邦为汉王，而将本应封给刘邦的关中之地，分封给了秦朝的三个降将。项羽的目的，就是要将刘邦困在巴蜀之地，不能再有作为。
刘邦后来出汉中，定三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了天下。项羽认为，自己输给刘邦，不是因为打仗不行（“非战之罪”），而是天意弄人。刘邦则觉得是自己本领很大，所以非常得意。他在洛阳南宫设酒宴大会列侯诸将，得意地要大家说说为什么是他刘邦最终做了皇帝。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他攻城略地都封给功臣，“与天下同其利”，而不是像项羽那样，“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对于这类溢美之词，刘邦其实不喜欢听。
实际上，灭秦之后，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才是真正“与天下同其利”的。刘邦在战胜项羽的过程中，虽说也封过几个异姓王，但天下平定后，很快都被他逐个消灭了。对于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哥儿们，刘邦视之为“功狗”，只有萧何一个算是“功人”。无论“功狗”“功人”，刘邦都不愿与之“同利”。他后来与所封功臣列侯杀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但是，对于“与天下同利”的说法，刘邦一开始也不便直接怼回去，只是顺水推舟地说，这不过是原因之一，还自我谦虚了一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擒）也。”胜利的喜悦，使他一时之间，也不忌讳称赞别人。但是，他也曾忍不住问韩信，他俩谁更能打仗。韩信志得意满地说，皇帝陛下最多能带兵十万，自己带兵则多多益善。这话不中听，刘邦反问韩信：那为什么会是自己做了皇帝，而韩信为臣呢。韩信连忙改口，称赞刘邦虽不善于用兵，但善于用将。
胜利来得太容易，刘邦却总是强调自己的战胜之功；神话自己，贬低他人；不仅贬低武将，还贬低儒生。据说，他看到儒生，是要摘下人家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但是，一个叫陆贾的儒生，动不动就要跟他讲《诗》、《书》上的道理。对此，刘邦很不耐烦，说自己手提三尺剑，骑马定天下，不要听那一套。陆贾问：骑在马上能安定天下，也能治理天下吗；从前商、周得天下，都是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穷兵黩武者，如吴王夫差、晋国的智伯，都使国家灭亡了；秦国一味地用刑法治国，也导致国家灭亡；如果秦朝统一天下后，效法先王而行仁义，还能有汉家的天下吗？
秦的大一统，是以一国而兼并天下。从商鞅变法，到秦一统天下，共135年，时间不可谓不长，艰难的程度更是旷古所未有。但是，秦的大一统，只存在了十五年，就分崩离析了。而刘邦以一布衣，从起兵响应陈胜反秦，到封汉王，再到出关灭楚，重新一统天下，总共不过八年。其中，荡灭诸侯，消灭项羽，只用了五年。如此迅速地夺取天下，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见的。而陆贾的解释，无非是说，因为秦朝实行暴政而不施仁义，刘邦才有了夺取天下的机会。
陆贾的解释，未免使人扫兴，但却不得不正视。秦用法家的办法治国，统一了天下之后，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一时之间，是无论如何止不住的。“天下苦秦久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法家那一套，不能适应新造未集的大一统。而当又一番掀天揭地之后，刘邦要为汉朝开万世基业，对于秦之轻易失天下，不可能没有警惕和困惑。他是个粗人，能够总结自己在“用人”上的长处，已属不易。而听了陆贾的话，他便要求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可见他虽然文化不高，却还是很愿意学习的。陆贾则毫无懈怠，为刘邦一共总结了十二条治国之道。每写完一篇，刘邦就迫不急待地拿去读，并且大加赞赏。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新语》。
传世的《新语》十二篇，一是讨论为政当顺应自然之理；二是讨论为政必须简要；三是讨论用人必须以仁义为标准；四是讨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论；五是讨论统治者如何明辨利害而不为人所惑；六是讨论君主对自我欲望的约束和克制；七是讨论人才选拔应不分贵贱、不拘一格；八是讨论政治之根本在于重民心而轻刑罚；九是讨论君主对仁义必须出于诚意；十是讨论政治必须以仁义为出发点；十一是讨论君、臣言行必须谨慎；十二是讨论避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这些道理，与《汉书》上所谓“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的情况，多有吻合。可见，对于陆贾的建议，刘邦是真正接受了的。
刘邦能够接受陆贾的建议，除了他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外，与汉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也大有关系。形势比人强，这是硬道理。然而，无论如何，一个起于垅亩之人，三年之间便受封为王，五年之间便一统天下成为开国皇帝，那种兴奋、快意和不可一世的劲头，是足可以使他饰非拒谏的。而刘邦能闻过则喜，虚心求教，可见不是泛泛之辈。也正因为如此，刘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才由原来对眼前胜利的洋洋自得，转变为对江山永固的忧勤戒惧。
刘邦临终前，没有按自己的意志强行更换太子，并将死后的人事安排托付于吕后。吕后统治时期，汉朝的宫廷斗争虽然激烈，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状况，就与刘邦在世时的政治安排有莫大关系；而文、景之治的出现，亦与此至关重要。
至于《新语》这部书，因为道理讲得较为艰深，到底是不是陆贾当时的作品，后人是颇有怀疑的。刘邦识字不多，想来陆贾当时给他讲的那些道理，都非常通俗简要。它的艰深，恐怕是后来的人改写的结果，有些内容可能还是后来增加进去的，以符合后来的皇帝的阅读水平和时代变化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