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村江之战的国际背景
天智大王（668-672年在位）又称中大兄，被认为是舒明大王（629-641年在位）和皇极大王（642-645年在位）所生的王子。
其父舒明大王在天智仅十六岁时便驾崩。因为天智未满二十岁，不符合继任大王的年龄条件，不能继承其父的王位，故而暂时由其母即位为皇极大王。然而在645年，其叔父轻王子发动了“乙巳之变”。其母皇极大王不得不退位，由轻王子即位为孝德大王（645-654在位），开始了所谓的“大化改新”。
如果只是这样按照时间线来追述天智身边的事件，我们只能看到“乙巳之变”是大王家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实际上，其背景是隋（581-618年）、唐（618-907年）和朝鲜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所引发的问题。这是隋统一中国，以及其通过册封体制和羁縻政策扩大对周边诸国支配权的路线所带来的影响。
具体来说，高句丽在6世纪末以后成功实现北进，将靺鞨、契丹的一部纳入统治，占领了夫余地区。598年，为了夺取归附隋朝的粟末靺鞨和辽海地区的契丹、奚、霫、室韦等诸部族，高句丽的婴阳王（590-618年在位）进军辽西地区。
对于作为高句丽西邻的突厥，隋朝试图使其东西分裂以致衰弱。
百济考虑到高句丽与隋唐的这种关系，虽然表面上向隋唐派出使者以示恭顺，实际上抓住这个好时机与高句丽结成同盟，同时出于统一朝鲜半岛南部的计划，开始向伽耶、新罗方面发起军事行动。
位于半岛东南部的新罗被逼入了最严峻的境地，由于自身无力抵抗北方的高句丽和西南方的百济所带来的威胁，只得不断请求唐朝的援军。
隋唐与朝鲜三国的这种动向，并不仅是单纯的外交问题，同时伴随着军事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处于最严峻境地的新罗统一半岛并将唐朝的势力从半岛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也是在各国的势力关系达成微妙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的。可能因为当时的东北亚处在一个完全无法预估事态发展的混乱状态吧。
从当时统一了中国的隋朝因远征高句丽失败而国力疲敝，从而发生炀帝被杀一事也能看出局势的混乱。即使作为统一国家的隋朝，也并非绝对的存在。而唐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依靠律令制加强了国内的统治，然后开始了新的高句丽远征。尽管如此，即使在高句丽的莫离支渊盖苏文死后，诸子之间爆发内斗的情况下，唐朝的征讨也没有取得成功。以此来看，高句丽的地理形势和军事实力对隋唐来说确实是威胁。
如果不能在上述6世纪末以来国际状况的背景下评价7世纪日本被唐朝打败的白村江之战，大概就不能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
白村江之战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局部战役，必须被置于唐朝的东北经营和半岛战略中去评价。也就是说，这是标志着百济复兴之梦的破碎、日本败于唐朝和新罗的一场战争。
在审视天智朝的时候，必须从7世纪这一时代和东亚这一空间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这也是在思考上述的东亚局势时，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做法。
女帝的世纪
7世纪的东亚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是一个属于女帝们的世纪。
在日本，推古（592-628年在位）、皇极（642-645年在位）、齐明（655-661年在位）三朝有两位女帝登场；皇极天皇一度禅位于孝德天皇，并在其死后重祚，即齐明天皇。——译者注在新罗也出现了善德女王（632-647年在位）、真德女王（647-654年在位）；中国唐朝则有建立武周王朝的武则天（690-705年在位）。当然，这三国中女帝们出现的契机并不相同，互相之间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各国女帝的出现原因也不一样，甚至尚不明了。
但是，原本并不拥有军事力量的女性却成了大王或者皇帝，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想要阐明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并不简单，但能够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性条件似乎并不那么复杂。恐怕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不安定的因素，这种特殊政治形态才得以产生吧。
唐朝的情况大概与日本和新罗的女帝现象有别，因为武则天是代病弱的高宗（649-683年在位）掌权而后即位建立了短暂的周朝。如果高宗是更加强势的皇帝，几乎不会有任何女性成为皇帝的可能性出现。太宗李世民曾向新罗的善德女王提出建议：因为新罗立女性为王，故而被周边诸国所轻视，何不将王位让与自己亲族中的男性。由这件事看来，唐朝认为皇帝之位绝对只能属于男性，武则天的即位称帝只能被视为特例中的特例。
不过，处于东亚极动乱的不安定时代之际，作为专制君主的第三代皇帝自身又缺乏决断力，再加上当时唐帝国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互相牵制，可能因此给女性的得势创造了时机。
与之相对，新罗和日本之间则存在共同之处，即贵族、豪族势力强大。两国的王室都强调血统的高贵性，而在现实社会中的势力又没那么庞大，产生了国家方针由贵族、豪族会议共同决定的倾向。故而王位也并非单纯只由先王的儿子继承，相当的年龄和家世成为问题的关键。这样一来，在合适的男子登场之前，就很容易发生由先王的正妻或亲族中的女性登上王位的事情。
善德、真德二位女王正好出现在新罗和百济不得不对决的局势之下，而齐明女王的登场也发生在日本面临援助百济复国军的事态之际。两国的状况如此一致，虽说是偶然，却也是有意思的事情。
齐明女王应百济复国军的救援请求，于齐明七年（661）正月六日由海路出发前往九州。途中发生了一个突发事件：在到达大伯（备前国邑久郡）的海面之时，同行的大海人王子妃太田王女生了一个女儿，根据地名而取名大伯王女。之后在熟田津（今爱媛县松山市）泡温泉时，额田王代齐明女王吟诵了如下这首和歌（《万叶集》卷一第八首），祝福航向博多的海上旅途：
夜泊热田津，启航待月升。须臾潮水涌，摇橹赴征程。
（熟田津に船乗りせむと月待てば潮もかなひぬ今は漕ぎ出でな）
从《日本书纪》的记载来看，带着孕妇和歌人的齐明女王的这趟船上旅程，完全不能让人感受到军事方面的紧张局势。从以上记述中很难感觉到齐明认识到了与唐罗联军作战的决断到底多么重大。总之，女王一行在同年三月抵达博多的那大津，入住磐濑宫，然后早早地于五月便前往内陆的朝仓橘广庭宫（今博多县朝仓市）。
百济灭亡
回头来看，在645年打倒苏我氏后即位的孝德大王，以僧旻和高向玄理为智囊，定下了亲唐的路线。僧旻和高向玄理二人亲眼见识过隋朝灭亡和唐朝政策。唐朝从627年起，由太宗李世民拉开了贞观之治的序幕，通过整备律令和科举选官，军事、经济都得以充分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眼见这一切的旻和玄理回到了日本。他们这些留学僧、留学生应该会报告唐朝的最新政策。身处大都市长安的旻和玄理，经历了隋朝的盛况和转瞬之间兴起的唐朝，以及唐朝接二连三实施的新政策，眼看着唐朝的势力快速扩张，显然会惊讶于这样的情形并感到畏惧吧。
长安汇集了周边诸国来的人群，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其中有突厥占据了大唐北方和西方的广大地区，给唐朝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情报。从东北方传来的是隋朝以来高句丽的情况。百济和新罗的商人当然也来到了长安，带来了朝鲜三国的局势处在紧张状态的消息。当时的东亚世界暗流涌动，已然到了战争任何时候爆发也不奇怪的程度。
战争首先需要的是资金。为此，必须实行律令制以得到稳定的国家收入。为了征收更多的税，必须增加国民的人口。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给国民提供安定的生活。人口的增加可以确保税收和士兵的人数。一直以来以和百济、新罗这些朝鲜半岛诸国的交流为中心的日本，在隋朝成立之后，也开始注意到与中国直接进行交流的重要性。旻等人身处不可计数的各种消息汇成的洪流中，不仅为之震撼，必然也希望尽早回国推进改革以避免日本落于人后。他们即使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也并不奇怪。
到底是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统一如此庞大的中国呢？
军事力量当然很重要。同时，又要用什么方法来统治辽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并且征收赋税使国家富强呢？如果不能学会这些，日本就会错过发展的机会。或许旻等人每天日夜思考着这些问题以致难以入眠吧。
实际上，百济一度放松了警惕。百济确实得到过唐朝的情报，但考虑到唐军的作战对象是高句丽，也就不再担心唐军会进攻百济，对这些消息表现得不屑一顾。百济没有想到新罗会向唐朝献策说“为了成功征讨高句丽，首先有必要灭亡百济以确保补给路线的安全”，而唐朝又接受了这个提议。
然而现实是，唐朝从数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中，开始发现中转地点的必要性和补给路线的重要性。正好此时新罗献策，唐朝理解了其中的道理。这就是百济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吧。唐朝并没有在百济全国进行战争的计划，而是只求取得最低限度的胜利，将百济王俘送长安，得以在百济构筑远征高句丽的最前线据点即可。因此，唐朝保留了百济的各个城池，这就导致了百济复国军的诞生，造成了复杂的局势。
如果孝德朝继续存在，日本会延续亲唐路线而不会与百济的灭亡产生任何联系吧。然而，孝德大王在654年过世，齐明女王重登王位。在那六年之后的660年即发生了百济亡国之事。关于这件事，拙作《白村江的真相：新罗王金春秋的策略》（『白村江の真実新羅王·金春秋の策略』）中已有详论，故此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唐朝响应新罗的请求决定讨伐百济，正是此事最主要的原因。唐朝希望完成征讨高句丽的事业。新罗正是利用了唐朝的野心，用确保补给路线为饵，由此说服唐朝进攻百济。
但是660年灭亡的只是百济王室和扶余，而非整个百济国。因此，幸存的百济诸军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向日本发出了救援的请求。如果是孝德大王，应该会无视百济复国军的要求吧。但齐明女王答应了这个请求。以中大兄为首的诸豪族自然也不断地争论此事。
当时的状况是，百济复国军的抵抗活动一度占据优势，而唐朝与高句丽仍在战争中，并处于胶着状态，这些应该成了日本朝廷判断的依据。而且，可能考虑到了一旦唐朝独大，在掌控了朝鲜半岛之后，就有可能将注意力转向日本吧。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以大国唐朝作为对手的对外战争，必须尽可能地搜集情报。如果没有情报，无论外交还是战争都无法展开。
自推古朝以来，日本陆续派出遣隋使、遣唐使，以佛教等文化为媒介，与朝鲜三国也有往来，多多少少构筑了一些人际关系网络。即使是被唐朝扣留的人们，也有掩人耳目的渠道。朝廷应该就是基于这些人物和情报而决定派遣援军的。
齐明女王与中大兄的政府决定支援百济复国军，以滞留在日本的余丰璋为复兴百济的国王，并护送其归国。
齐明驾崩
齐明女王为何会离开面向海岸的那大津而移居位于内陆的朝仓，这已然是个谜。在即将越过大海进行对外战争之际，在海岸地区设立军事据点，然后从这里发出指令才是理所当然的吧。在内陆地区设置大本营的话，不仅不便于情报的传达，指挥系统的运作也会很迟钝。这与孝德大王的行动完全相反，后者在定下亲唐路线之际，为了方便接收大陆、半岛传来的情报而迁都难波。
随后，齐明女王尚未做出任何军事上的举动便于齐明七年（661）在朝仓宫驾崩。《日本书纪》记载此事如下：
秋七月甲午朔丁巳，天皇崩于朝仓宫。八月甲子朔，皇太子奉从天皇丧，还至磐濑宫。是夕，于朝仓宫山上，有鬼，着大笠，临视丧仪，众皆嗟怪。
现在朝仓市内有被认为是齐明天皇墓的惠苏八幡宫御陵山。如果《日本书纪》记述正确的话，由于中大兄已将齐明的遗体运回磐濑宫，朝仓市内不该有齐明之墓。按道理来说，惠苏八幡宫御陵山应是暂时安置齐明遗体的地方。
鬼从朝仓山上窥视磐濑宫的葬礼一事，从距离上来讲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后世的润色。总之，针对齐明派遣援军之事，显然是有反对派存在的。以此用“鬼”的记载来表达即使连鬼神也反对草率地派遣援军，故而意味深长地看着齐明驾崩这种事吧。也可能是后世书纪编修者的创作。
不管怎样，齐明的遗体于十月七日从磐濑宫经海路运出，同月二十三日送抵难波，十一月七日被葬在飞鸟川原。然而同年七月，中大兄迁到已更名为长津宫的磐濑宫，执掌“军政”；然后九月授予余丰璋织冠，送其回百济；十二月又听取了高句丽派来的使者所做的汇报。从这些状况来考虑的话，可以认为在所谓齐明下葬的十一月七日，中大兄尚在博多而未返回飞鸟。很难想象在中大兄缺席的情况下举行齐明的葬礼，因此《日本书纪》的这条记载需要检讨。
总而言之，齐明只是做出了援助百济复国军的决定，并下令派遣援军而已，在与战斗毫无牵扯之时即已崩逝。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此时正是大和朝廷得以重新考量援军派遣之事的机会。然而作为首席后继者的中大兄并没有中止派遣，终究还是投入到了可以被称为东亚大战的战争中。
本文摘录自《天智天皇的日本：白村江之战后的律令国家和东亚》，[日]中村修也 著， 吴明浩 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