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诗文里的小掌故


《唐大郎纪念集》,张伟、 祝淳翔编,中华书局2019年10月出版,517页,68.00元

我知道唐大郎不算晚,早年间收藏《晶报》《社会日报》《金钢钻月刊》《亦报》《大家》等报刊时就熟悉了这位“江南第一枝笔”的“小报文人”。我一直不是“唐粉”,总有个印象,唐大郎“油腔滑调”的模样和文字,不如“补白大王”郑逸梅令人肃然起敬,按说唐大郎与郑逸梅是同行呢,只不过入行早晚而已。这个不好的印象,这两天完全颠倒过来了。张伟先生快递来他和他的上海图书馆同事祝淳翔先生合编的《唐大郎纪念集》,连着两个晚上,我全力攻读这本五百多页的大书。


《金钢钻月刊》


《大家》

《唐大郎纪念集》,前半部为“纪念文选”,后半部为唐大郎“诗文选”。现在略过“纪念文选”,直奔唐大郎诗文里的小掌故。所谓“掌故”,实为我插得上话的一点儿小故事。“诗文选”十四万字(仅为唐大郎笔墨生涯四百余万字的三十分之一),等到唐大郎“全部文字”出齐之时,够我忙乎的。

1935年7月8日《铁报》载唐大郎《袁美云 写手册》,内云:“有人在联华公司遇陈嘉震君,陈告以新居地址,其人乃录之于手中所持之《联华年鉴》中。后其人又赴艺华,乃唔袁美云女士,袁欲一读《联华年鉴》,其人忽告美云曰,刚才,刚才我见到陈嘉震的,袁闻言已,不觉噗哧一笑,而不知其会意乃何如也。”


袁美云


王引和袁美云

袁美云(1917-1999)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女明星,签约艺华影业公司。陈嘉震(1912-1936)因拍摄电影明星照片,尤其是女明星而名声大噪。陈嘉震曾经追求袁美云,“噗哧一笑”就是这个事。

1935年9月16日《铁报》载唐大郎《嘉震来访 豆腐记号》,有云:“前夜一宵未眠,朝暾既上,始入睡乡。九时,陈嘉震兄来访,携一稿,嘱转听潮,盖于貂斑华扫除一文,有所辩正也。余倦极,撑惺松之眼,见嘉震立于床前,而模糊不辩其面目,第觉有一派可怜之色,笼罩其身。嗟夫,随星之人,而精神上之损失,于夫自身之一切烦恼,乃使今日之吾友嘉震,将悉数丧失其青春矣。余无一慰之,及其去,亦不遑谈几句话也。”


《新华画报》刊载的丁聪所绘貂斑华

陈嘉震利用“职务之便”,追求袁美云未果,转而与电影明星貂斑华(1913-1941)交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订婚启事也已预定在1935年8月8日《申报》刊出。万没料到,一夜之间,陈貂“婚变”,内情扑朔迷离,竟至打起官司。虽然陈嘉震胜了官司,却如唐大郎预言之结果,一年后的8月16日,陈嘉震病逝,年仅二十四岁。多情善变的貂斑华结局也没好到哪去,1941年8月15日病逝,年仅二十八岁。

1935年10月14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宇宙风 “文明”礼》,内云:“人间毕竟今何世?宇宙吹来怪好风。记得当头天笑语,三堂会审莫装疯。旧剧中有《宇宙锋》,亦剑名也。今之《宇宙风》,不过谐其声而已,包天笑先生曰:‘三堂会审宇宙风。’三堂者,知堂老人,林语堂与郭沫若之笔名鼎堂也。甚趣,故记之入诗。”

林语堂主办的三本小品散文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宇宙风》最晚,1935年9月16日出版创刊第一期。“三堂”之外的名作家还有胡适、郁达夫、冰心、丰子恺、老舍、朱自清等。鲁迅对林语堂的刊物一向看不大起,曾评论云:“至于《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雅片相同也。”

1937年8月30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祸国诗人黄秋岳》,有云:“诗人黄秋岳,顷以叛国伏诛矣。斯人而与斯役,天下事有不可以恒情度者。愚未尝识其人,第折服其诗文之美,清微幽远,如温肃佳人,书法尤胜,上海某笺纸行,陈其件最多,徘徊嗟赏,不肯遽行。”


1943年版《花随人圣庵摭忆》

黄秋岳8月26日被枪毙(一说砍头),三天之后唐大郎的文章便登了出来,这是报纸的效率。黄秋岳遗著《花随人圣庵摭忆》1943年出版,印数仅百部。友人陆昕1992年曾于旧书店见一部此书,称“满纸有批语”,以价昂(两百元)未购。我只知道藏书家姜德明藏有此书,友人宋希於新近得此百部之初版本,未得书之前却已撰有《“花随人圣盦”得名由来》。

1938年12月28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暂醉佳人锦瑟旁》,内云:“耶诞之夜,丁慕琴先生府上,集艺苑名流,复极裙屐翩迁之盛。丁夫人入厨。以烹调法手,来餍佳宾,坐两席,席上人遂纵酒。”“画家周鍊霞女士,雪艳、楚珩与文娟、韵秋、云霞先后至。鍊霞知愚之力扬素琴……”“鍊霞曾观雪艳演虢国夫人……”“惜鍊霞已去,否则见此佳人暂醉之状,亦绝妙之诗画才也。”


周鍊霞


周鍊霞1954年摄影

那个年头,上海已陷入“孤岛”时期,舞照跳,歌照唱,丁慕琴(丁悚,丁聪之父)的“丁家客厅”“丁家文艺沙龙”照样高朋满座。周鍊霞(1908-2000)的名字出现了五次,同龄的唐大郎一口一个“鍊霞”,亲熟得很。如果统计唐大郎所有诗文,周鍊霞的频率名列前矛。

1939年3月17日《社会日报》载唐大郎《郁达夫之毁家诗》,内云:“新作家之能旧诗者,不乏其人,然佳者勿多遘,郁达夫一人而已,田寿昌自有豪气,然不得谓工也。”“昨年与夫人王映霞之离缘,有毁家诗数十章,亦多胜语,殆所谓情至便成好句也。近期《大风》旬刊上,载达夫《毁家诗记》一文,其诗大半已刊之本报,未加诠释,被人轻轻读过,不知此中血泪吟成也。”

郁达夫《毁家诗记》最早刊布于1939年3月5日出版之《大风》旬刊第三十期,唐大郎及时跟进,语气得体,评论得当,全无小报记者“看热闹不嫌事大”的陋习。

1941年7月24日《东方日报》载唐大郎《写扇页》,其一节云:“在《万象》开始征稿的时候,蝶衣兄同一位新近作家商谈,新作家问蝶衣道,你预备印多少,蝶衣说至少三千,此人大摇厥首,窃期期以为不可的说道:打一个八折之外,还要防批销处退下来。及此《万象》第一期五千册销尽之后,蝶衣写封信给那位新作家,说我们又在再版五千册了。蝶衣认为是‘得意之作’,而他近来的兴奋,也可想而知。”


陈蝶衣


陈蝶衣创办的《万象》

陈蝶衣创办《万象》,一时洛阳纸贵,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外形玲珑小巧,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也惊艳了;二是久违了的鸳蝴气息披上新装还了魂。寒斋收藏有全套《万象》,创刊号已是第三版,可见新作家低估了鸳鸯蝴蝶文学卷土重来的力量。

1942年6月28日《东方日报》载唐大郎《晚蘋与鍊霞》,全文照录:“昨日,晚蘋与鍊霞伉俪,同贺友人婚礼。礼毕,錬霞与一女友先行。晚蘋则赴大东,招陈翠钿侍坐,至七时赴友人之宴,席上有秋翁夫妇及愚夫妇等。少顷,秋翁忽得一电话,听之,则鍊霞也。鍊霞问曰:晚蘋在乎?秋翁曰:在。鍊霞又曰:请平先生直言(秋翁姓平),晚蘋亦有一舞女同来乎?至是秋翁大窘,嚅嗫不敢出言,则唯唯否否,似阶下囚之‘余供支吾’也。鍊霞又曰:然则我亦可来邪?秋翁曰:来可也。鍊霞又曰:汝言可,不知晚蘋亦许我来乎?请令晚蘋来与我说话也。秋翁悚然下,面色惨白,似大祸将降临其身者。晚蘋往听电话,俄顷即下,谓鍊霞顷刻至矣。不十分钟,鍊霞果至,翠钿鞠躬为礼曰:过房娘。鍊霞笑而允之,乃同饭,饭已又同入舞场。秋翁不解,谓顷者鍊霞汹汹然,及其既至,则风静浪平,初无异兆,是何故欤?晚蘋曰:渠固知我携翠钿赴宴也。特以此故戏秋翁耳!秋翁哑然。愚为绝倒,盖鍊霞真是老豆腐,故能吃得惊才绝艳之秋翁主人,七荤八素也。”

真是一出绝妙小品戏,用今天的话来讲,唐大郎不愧段子高手。晚蘋者,徐晚蘋,舞池健将。周鍊霞才貌双绝,慧心妙舌,那些老男人吃她豆腐,她亦不恼。这个段子,可称为反吃豆腐耳。

1943年1月16日《海报》载唐大郎《石挥与张伐》,内云:“石挥与张伐在《秋海棠》里,既派为AB制;张伐不断地揣摸这一个角色的个性,所以他有一次代石挥而上去了。台底下不是话剧的老观众,固然分不出此人不是石挥,而对于张伐的演技,一致加以叹赏;便是曾经看过石挥的,也因为张伐的戏演得那么熟练,并不疑心他不是石挥。”


石挥


张伐

石挥(1915-1957)和张伐(1919-2001)均是老戏骨,石挥更被誉为“话剧皇帝”。张伐的另一项成就鲜为人知,《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给列宁配音的就是张伐。石挥在《杂志》(1943年)上写有《秋海棠演出手记》《不是论战谈AB 制之再检讨》《天涯海角篇》,张伐写有《谈性格的创造》《从过火与不够说起》。

1943年2月27日《海报》载唐大郎《记潘柳黛》,内云:“潘柳黛为北平人,辍学后,投身新闻界,于二年前,自故都而趋白下,为各报著文稿,文都可诵,不久遂驰妙誉。尝游东瀛,其以何任务?则不获知。今正式就事于《华文每日》,故于二三月前,又自白下来海壖矣。”“其人体肥,肌肉极坚实,乃谂其键康实逾于恒人。又健谈,说流利之京白,滔滔若江河之决,谓来沪以后,愿多识艺苑胜流。”“潘亦修饰,愚坐其身畔有香气袭人,非花非麝,而如浓烈之巧克力。”


潘柳黛

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潘柳黛(1920-2001)来上海滩寻发展,张爱玲亦文坛新人,本来相安无事,潘柳黛无端地说了这么一段话:“胡兰成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因为她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噎得张爱玲够呛。张爱玲何曾吃过这样的瘪,像潘柳黛这么犀利的嘲讽她是经不住的,她的回击罕见的软绵:“她(潘柳黛)的眼睛总使我想起‘涎瞪瞪’这几字”。“八竿子打不着”,典型的京片子。

1943年5月2日《海报》载唐大郎《黎明晖与姚莉》,有云:“黎拍歌曲之盛行,明晖为其先河。及近年来。姚莉称著盛名于舞场‘麦格风’前,则为其余列耳。”


黎明晖


姚莉

黎明晖(1909-2003)的《毛毛雨》嗲声嗲气,一曲风行,长期被禁为糜糜之音。姚莉(1922-2019)上个月19日去世。姚莉的代表作《玫瑰玫瑰我爱你》《春风吻上我的脸》,节奏欢快,与黎明晖完全不是一个曲调。

1943年10月25日《海报》载唐大郎《轻薄云云》,内云:“愚以看不惯于文字间对周鍊霞作意淫的调笑,故作《宜惩轻薄》之篇,布之他报,不图反响群起。凡鸟先生讦我尤甚,谓他人可以禁人轻薄。独唐某自身为轻薄人,落轻薄笔,出轻薄言,视为恒事,又乌得攻讦他人之轻薄哉?是故直谅之言,愚不敢辨。特愚时常施薄于女人,彼女人与我漠不相关者,我为之。若稍有牵连,我必不致稍施狂妄。此种心理,不必律以道德,而不妨范以人情。愚以为鍊霞之不可侮,以鍊霞为斯文中人也,为金闺国士也,又为罗敷有夫也!而罗敷之夫,又为吾人之契友也。诸君奈何不念亟逞的词锋之际尚有一情极难堪之城北徐公乎?推己及人,诸君亦当知所谓施‘雅谑’于鍊霞者,实多逾分矣?”

可惜唐大郎上篇《宜惩轻薄》未选入本编,但是只看了这篇便觉得唐大郎“彼女人与我漠不相关者”论调万不能自圆其说。上节潘柳黛那段后面还有话呢:“时人称丁皓明为巧克力美人,初嫌其勿类,今见潘柳黛,是殆巧克力之佳人欤?”潘柳黛乃漠不相关者?

唐大郎诗文风格按时代划分的话,真可谓泾渭分明,按产量划分的话,后三十年远逊于前二十年,聊胜于无的是这位文字等身的小报文人,毕竟留下了一本“书的模样”的《闲居集》(可惜是在他死后四年出版的),随着唐大郎声名益隆,这本书越卖越贵,身后名不求自来。

1944年2月8日《海报》刊唐大郎《刘琼》,内云:“识电影男星甚众,比岁以来,与刘琼交往尤密。老刘在艺事上,造就最高,而其人拘谨,见‘寡老’不敢平视。稍能为白相人攀谈,顾无秽德新闻,故可喜也。”“愚不甚看外国电影,尝苦誉老刘,比之为茀莱特马区,识者以为不类。一日,碧云谓刘琼固不能比马区,而颇类贾莱古柏,盖以颀长似也。”


刘琼

刘琼(1912-2002),现在的观众能看到他演的电影有《女篮五号》《海魂》《牧马人》。此处的“碧云”不知道是不是女演员卢碧云(1922—?)。“碧云”说得对,刘琼“颇类贾莱古柏”,但仅仅是在身高上,容貌气质上刘琼可跟人家古柏没法比,片子上更没得比。茀莱特马区(1897-1975),也是一代名演员,七十高龄尚与保罗·纽曼合演了《野狼》。我提供底本而影印的《电影》(1947-1949)杂志,里面有不少两位洋影星的资料,刘琼的名字也时常出现在里面。


《电影》

1944年5月14日《社会日报》刊唐大郎《吴祖光》,内云:“祖光在重庆,其写剧本之盛名已骎骎然夺曹禺之席,周贻白亦编剧名家,但精到犹不足与吴氏敌焉。”

唐大郎笔下的人物,我只见过吴祖光和李君维两位。有幸见到吴祖光,是在1997年北京市评选“家庭藏书明星户”的活动上。当我看到吴祖光颤巍巍被搀扶进会场时,我就明白这个“藏书明星”是不能当真的。

1944年12月2日《海报》刊出唐大郎《见一见张爱玲》,内云:“苏青与张爱玲两位的作品,一向没有注意过,直到《浣锦集》和《传奇》出版之后,在太太的枕头旁边,我也翻来看了几篇,的确值得人家景仰。现在上海出风头的许多男作家,他们这辈子就休想赶得上她们。”“《倾城之恋》在兰心排戏了,听说张爱玲天天到场,大中剧团为了她特地挂出一块‘谢绝参观’的牌子。我从这里明白张爱玲委实不愿意见人,她不愿意见人,人何必一定来见她?”


《杂志》上刊发的《倾城之恋》

唐大郎对战后的张爱玲的帮助,可谓“雪中送炭”,就冲这一点,张迷要永远感谢唐大郎。唐大郎身为小报中人,又是秋翁(平襟亚)的老友,竟然不晓得平张两位在《海报》上为了“一千元灰钿”打得不可开交吗?

张爱玲的不愿意见人,我的理解是,见人就得说话,说些应酬的言不由衷的话,张爱玲不喜欢世俗这一套,她早早就声明过了:“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自编自导自演了“南玲北梅”谎言的梅娘,根本没到上海,没到兰心,楞是虚构出来:“一九四四年的冬天,上海漂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瞧瞧,多么像“冬藏老人”黄萍荪向壁虚构之作《雪夜访迅翁记》呀!

1945年3月27日《力报》刊唐大郎《谢鲁诗》,第一段云:“光化出版社,为李时雨先生主持,发行日刊一种,第一、二期,为离石编辑。比离石病不能兴,纂务遂废。李乃延谢鲁继其事,第三期在整理稿事中,不久与读者相见矣。”


《光化》月刊

过去“报”“刊”不分的,“日刊一种”,应为日报一种吧(《光化日报》)。一开始给我也绕糊涂了,疑“发行日刊一种”乃“发行月刊一种”之误,因为手头存有“社长李时雨,主编离石,发行者光化出版社”的《光化》月刊。后经细查,《光化》月刊创刊于1944年10月10日,第二期出版于同年11月,均与唐大郎的“1945年3月”对不上呀。且慢,《光化》月刊第三期延宕至1945年4月方出,编辑者改为“光化出版社”,又在时间上和人事上与唐大郎所言卯榫相接,看起来,应该还是“发行月刊一种”比较符合实情吧。

1945年5月16日《力报》刊唐大郎《柔肠侠骨》,内云:“大都会开门,韩菁清伴舞其间,生涯之美,声势之盛,乃非红舞女可以攀及,予向不识菁清,一日,韩与予友叶生,起舞于场中,叶为予介识之,亦不暇闻其吐属也。”


韩菁清

韩菁清(1931-1994),1946年在上海被评选为“歌星皇后”。寒舍存的一本老画报,刊有另一项评选,韩菁清是歌舞组第一名。如果仅凭这点成就,人们记不了她这么久,多半的缘故是她嫁给了年长二十八岁的大文学家梁实秋,两个人文情并茂的情书,感了天动了地。

1946年1月19日《铁报》刊唐大郎《雪园唔言慧珠》,内云:“胜利以后,北平梨园界中,最轰动的事件,是言慧珠的突然自杀。上海的报纸上,登得非常详情。”“忽然她到了上海。上海人大都没有晓得这个消息。”“到了楼下的一间里坐着三个人,是老友孙兰亭,马治中,还有一位就是言慧珠。”“我问她你干吗要自杀,年纪轻轻,怎么也活得不耐烦起来?”


言慧珠


言慧珠在北平胡同骑自行车

言慧珠(1919-1966),一代名伶,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二十年后言慧珠真正地自杀了。寒舍存藏的旧画报里,言慧珠可太多了。谁见过言慧珠青年时代在北平胡同里骑自行车照,我就有。言慧珠的弟弟言小朋(1925-1992)的妻子是王晓棠,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王晓棠一人扮两个角色(金环银环),言小朋更厉害,一人扮三角色。

1949年4月30日《铁报》刊唐大郎《知堂的墨迹》,有云:“知堂老人文章之美,足垂千古,是不成问题的了。他不以书法鸣,可是他的书法,也是从恬静中见工力。”“但知堂出狱以后的近况如何?无人晓得,他是否仍在写作?也无从打听。”

不知道唐大郎是故布疑阵,还是真的不晓得。以唐大郎之消息灵通,耳目众多,应该知道知堂老人此时在上海呢,而且已经住了三个月了。

1950年2月13日《亦报》刊唐大郎《两张速写》,内云:“三月前,胡考先回来,小丁后回来,他们没有忘记我同之方,三日两头,要来望望我们。”“他们都说,倒真希望大郎早点搞通思想,但又不希望他搞通之后,却减少了他一份固有的豪情。”“胡考在工作上,不常以画笔来歆动世人了,小丁则还在这方面苦修,将来的造就,当然无法估量的。”“现在他们又上北京去,走了的前夜,我同之方送他,临别,他们希望《亦报》渐渐地进步,大郎也跟着进步。”


胡考

胡考(1912-1994),漫画家,三十年代成名于上海,鲁迅曾经评论过胡考的漫画:“不过我想他如果用这种画法于攻打偶像,使之漫画化,就更有意义而且路也更开阔。”我非常喜欢胡考的漫画风格,也非常遗憾他那么早就放弃漫画了。据我所知,胡考和丁聪此次去北京,大概是筹备《人民画报》的创办。

1951年4月15日《亦报》刊唐大郎《访恨老》,内云:“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同黄苗子,吴祖光,曹仲英到中央医院去看罢了郁风的病,他们又要我一道去望望恨老;恨老者,《亦报》刚刊完了的《人迹板桥霜》的作者张恨水先生也。恨老一家住一个院子,因为那房屋很幽旧,特别富有北京住家的情调,屋里摆的,墙上挂的,也都是些粗粗草草的东西,从这上头可以看出屋主人近年来伤于衰病,没有心思再润饰他的居处了。我们见到恨老的时候,他刚刚午饭完毕,从后面的院子里进来,走路很轻快,面庞比我十多年前看见时瘦了一些,头发有点斑白。”

中央医院建于1918年,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所新式医院。院址在阜成门内大街,左边可以望见白塔寺的白塔,右边紧邻帝王庙。后改名“人民医院”。人民医院往南过马路第一条胡同是羊肉胡同,第二条就是砖塔胡同,鲁迅故居,张恨水故居在这条胡同里。从人民医院步行到砖塔胡同也就十来分钟吧,近得很。有一年我老婆在人民医院动手术,我在病房里待得闷烦,便走到砖塔胡同怀旧,我有两个下乡插队的插友住这条胡同里,巧得很,一个在鲁迅故居的东边隔几个门,另一位就挨着鲁迅故居旁边。那时候还写博客,便随手写了《雪天访砖塔胡同》。我对这一带的街巷非常熟悉。唐大郎到访的是北沟沿大街(后改名太平桥大街)的张恨水住宅,1951年6月也就是唐大郎到访后的两个月,张恨水因经济困顿将大院子大宅子卖了,换到砖塔胡同西口一座小四合院。

1951年4月24日《亦报》刊唐大郎《谒十山翁》,内云:“来到此地一星期光景,我去拜望过十山先生,是齐甘陪我去的,大约坐了半个钟头,我们就告辞出来了。走出那条胡同,齐甘将我埋怨起来,说:你这个人我倒是第一次晓得你这样老实。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怎么见了十山先生,连一句客气的话儿也没有。你应该谢谢他,《亦报》出到现在,承他帮忙到现在,这一点礼数,你还用做人家吗?我想了想,我真是没有向老先生道谢过一句话,的确不大好。我向来不擅辞令,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我常常以不多说话来对某一个表示由衷的感谢的。”

“十山”是知堂老人,“齐甘”是徐淦。徐淦1949年冬曾借住八道湾11号,也许是唯一有此经历的房客吧,而且还写有纪实性的《苦茶庵寄寓》。祝淳翔说唐大郎1951年3月10日离开上海到北京。唐大郎来北京,以四十四岁之龄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思想和文章进步很大。唐大郎的同行、也是小报文人的卢大方赞叹道:“(唐大郎)赴北方的革命大学深造,听说他在革大时期,也曾下乡劳动,参加农民们的挑粪工作,一个荒唐绝顶的人物,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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