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更完整的句式是: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中文网络居主流地位的说法是,这句话的版权属于法国文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的确嗜咖啡如命,尤其当他处于写作状态时。在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茨威格版《巴尔扎克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7月版,吴小如、程毓徵译)第八章《黑咖啡》中,作者以“鸦片”“毒药”“杀人的精灵”来形容传主对这黑色液体的依赖——

咖啡就是再开动机器使用的黑油;巴尔扎克看它比吃饭睡觉都重。他恨烟草,烟草不能刺激他达到工作所需的强度。对于咖啡,他却大唱赞歌:“咖啡滑下去到了胃里,它就把一切推入运转。思潮犹如大军中各路纵队勇往直前。回忆汹涌而来,大旗高擎,将队伍带进战场。轻骑兵奔驰在前。思维的逻辑如炮兵拖着辎重和炮弹隆隆而来。昭晰的观念作为狙击手加入决斗。角色们各着衣冠,稿纸上铺满墨迹。战争在黑色液体的流注中开始,然后完结,就像真实的战场包围在火药的黑烟中。”

没有咖啡他就不能工作,至少不能按照这种方式来工作。纸笔之外,他所到之处都要带上“咖啡机器”,这件不可缺少的装备,其重要不减于他的桌子和白色袍子。他很少让旁人准备咖啡,因为旁人不会把这兴奋剂的毒药做得如此浓黑有劲。咖啡就是他的鸦片。因为同一切毒品一样,咖啡也得愈喝愈浓,如果要它保持效力,他就不得不愈来愈增多地吞食这杀人的精灵,才能跟得上神经上日益增加的负担。如果说他那五万杯咖啡(这数字是某一位统计家估计他所饮下的杯数)加速了《人间喜剧》庞大体系的写作,它们也要对心脏过早的衰弱负责,那心脏本来强得象一口大钟。拿克加尔大夫,他的终身的朋友与医生,在他的真正死因问题上提出,“是多年心脏病发作,由于长夜工作和服用——毋宁说是滥用——咖啡而日益严重,他为了与人的正常睡眠需要来斗争,不得不求助于咖啡。”(茨威格版《巴尔扎克传》第151-152页)

创作中的巴尔扎克,咖啡是开动机器的黑油、激发灵感的火石、堪比纸笔的装备,当然滥用咖啡也是致其死亡的原因。茨威格文中引用统计家的“为写《人间喜剧》饮下五万杯咖啡”之说,在汉语世界也流传甚广。这为“巴尔扎克: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叙述背景,中文网络里凡称此言属于巴尔扎克者,都少不了拿“五万杯咖啡”来背书。

在茨威格的笔下,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将咖啡研磨入生命的角色。可令人费解的是,通读茨威格版的《巴尔扎克传》,却找不到这句“巴尔扎克名言”。


《巴尔扎克传》

搜索另一本比较权威的传记,即安德烈·莫洛亚版的《巴尔扎克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艾珉、俞芷倩译),同样描绘了一位浸泡在咖啡里的巴尔扎克,但同样找不到这句“巴尔扎克名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莫洛亚版《巴尔扎克传》的第七章《工作》中,作者以巴尔扎克恩主贝尔尼夫人的视角和口吻写了一句话——

巴尔扎克不仅仅是支“笔杆”,还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笔杆”。几乎每天,他不是去伏尔泰咖啡馆,便是去法兰西剧院附近的密涅瓦咖啡馆与他的伙伴们相聚。(莫洛亚版《巴尔扎克传》第118页)

应该说,“他不是去伏尔泰咖啡馆,便是去密涅瓦咖啡馆”与“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在句式上是接近的,都使用了并列连词“不…便(就)…”,而且两个句子都与咖啡馆有关。不过仔细推敲两个句子,还是有明显区别,后一个句子的逻辑结构要比前一个句子繁复。更重要的是,两个句子表述时的主语不同,前一句主语是第三人称的“他”;而后一句因为是“巴尔扎克名言”,所以主语是第一人称的“我”,也就是“巴尔扎克”。

那巴尔扎克究竟说没说过这句话呢?

搜索外文网络,画风与中文网络不一样。查阅一些主要的外文引语网站,如“引语调查者”(Quote Investigator)、“智慧引语”(Brainy Quote)等,巴尔扎克名下均无这句“巴尔扎克名言”。扩大范围,在包括法文网站的外文网络中进行搜索,结果同样是无。就此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这句“巴尔扎克名言”是一个专属于中文网络的传播现象。相反,在外文网络中,“我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与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他叫彼得·阿尔滕贝格。

阿尔滕贝格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犹太裔作家,维也纳人,原名理查德·英格兰德。1896年,在他37岁时开始使用“彼得·阿尔滕贝格”的笔名。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3月版,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以下简称《昨日的世界》)里,茨威格如此评价自己的犹太同胞:“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的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昨日的世界》第26页)

毫无疑问,阿尔滕贝格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令人惊讶的是,由于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阿尔滕贝格的写作收入竟无法维系他的日常所需。于是,维也纳中央咖啡馆便成了他重要的生活舞台。

维也纳中央咖啡馆,可谓大名鼎鼎。这家咖啡馆1876年开业,在上个世纪初,它是奥地利乃至全欧洲文人墨客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客商贾们的流连之所。时间倒推一个多世纪,你可以在此发现茨威格、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的身影,也能找到埋头赶稿的托洛茨基、凝神沉思的铁托和百无聊赖的希特勒。茨威格称这家咖啡馆是“民主俱乐部”,每个人都可以在此享用一杯便宜的咖啡和免费的报纸杂志,坐上几小时,写作、辩论、玩纸牌,接收信件等等。所有人中,与中央咖啡馆联系最紧密者,自然是才华横溢又生活窘迫的阿尔滕贝格。

阿尔滕贝格与中央咖啡馆的联系紧密到什么程度?他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均在此处消磨;他的通讯地址是此处,留言传呼是此处,待人接客是此处;不消说,他奋笔疾书还是在此处,而他的成名作《地方新闻》亦是在此处拟就。总之,阿尔滕贝格的生活在此处。所以就有人戏言:他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请注意,这句话的主语是第三人称的“他”,而非第一人称的“我”。换言之,这种表述明确了一个事实:这句话不是阿尔滕贝格说的,而是别人对阿尔滕贝格生活状态的描述——他与中央咖啡馆“不离不弃”。

这个事实,在外文网络,尤其是德文网络中已成定论。有趣的是,当这个事实转换为汉语表达时却成了阿尔滕贝格的自我描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

“阿尔滕贝格说过”在中文网络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巴尔扎克名言”的存在。此等讹谬因何产生?恐怕与两本关于咖啡文化的书有关——

第一本书叫《与毕加索喝咖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吴梅东编)。此书附录部分,收录了一篇吕鸿宾写的文章《一位咖啡迷的咖啡手记》。此文开头引用了“一位维也纳艺术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与毕加索喝咖啡》里的这篇文章,虽未点出“维也纳艺术家”是谁,却完成了主语人称的切换,由“他”变成了“我”。


《打开咖啡馆的门》

第二本书叫《打开咖啡馆的门》(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4月版,张耀著)。此书扉二页,也引用了“一位维也纳艺术家的自述”:我不在家里,就在咖啡馆。不在咖啡馆,就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打开咖啡馆的门》也没有点出“维也纳艺术家”是谁,却在正文第六章《“咖啡中心”——一个世界的支点》中,浓墨重彩地叙述了阿登伯格(阿尔滕贝格)与咖啡中心(中央咖啡馆)的不解之缘,甚至还摘录了阿尔滕贝格所写的《咖啡馆之歌》:

你如果心情忧郁,不管是为了什么,就去咖啡馆!

深恋的情人失约,你孤独一人,形影相吊,去咖啡馆!

你跋涉太多,靴子破了,去咖啡馆!

…… ……(《打开咖啡馆的门》第127页)

看了扉页上的句子,又读了正文第六章的描述,将阿尔滕贝格认作“维也纳艺术家”,是合乎逻辑的联想。很遗憾,联想难成事实。无论阿尔滕贝格与中央咖啡馆是多么不可分割,这句关于咖啡馆的名言终究无法挂在他的名下。这是别人对阿尔滕贝格的评价。至于“别人”是谁,现有文献资料没有给出答案。言说者或许真是“一位维也纳艺术家”,或许只是中央咖啡馆里一位普通的侍者。能解开这个谜的人,是阿尔滕贝格自己。如今,“他”(阿尔滕贝格雕塑)依然坐在维也纳中央咖啡馆进门的第一张桌子旁,笑迎世界各地前来打卡的文艺小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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