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忆》卷三的《包涵所》与卷二的《朱云崃女戏》有些相似，都是写老不要脸而冬行春令的，但写法却有些不同。朱云崃是阉党馀孽，张岱可以直斥其为“无知老贱”；包应登就不一样了，他是张岱祖父的老朋友，为尊为亲都应该有所忌讳的。但写“家传”都用史笔的张岱，对此老的名声并无顾惜，只不过字里行间皮里阳秋，用了“春秋笔法”。
这位包应登是从福建按察使司副使任上“退”下来的。此老在官时是一省的纪检大员，退下来时，他的宦囊真不羞涩，在西湖南北连造了两处名噪一时的别墅。一处是雷峰塔下的“南庄”，另一处是张岱在《岣嵝山房》中提到的离灵隐不远的“包园”。“倚莲花峰，跨灵隐涧，深岩峭壁，萝径松门，饶朴野之趣。而其中崇台杰阁，曲房洞户，入者迷不得出”。这北庄是包应登藏娇的金屋所在，从“八卦房”一节可以看出，前纪检官员稳据中帐，转匝八床，可想此老起码要有八位如夫人才能让八卦房物尽其用。张岱二十八岁时读书于岣嵝山房，离包园很近，也曾到那里串过门，那时张岱祖父尚在世，包应登如果活着，当不吝面皮，会把八卦房当成自己的“巧思杰作”向孙儿辈的张岱炫耀吧。张岱对此的评价是“穷奢极欲”，穷尽奢侈以供色欲，当然不是什么好话，而一句“金谷、郿坞，着一毫寒俭不得”，就把包应登跻身于石崇和董卓之伦了。金谷绿珠，郿坞貂蝉，张岱用典虽然是只取“藏娇”一节，但以这两个不得好死的恶人相比拟，九泉之下的包老爷终当恨恨不已的。
张岱对这位祖父朋友品格的评价，除了把他与董卓、石崇排成一队之外，还有一处，就是又拉来了一个宋子京与其类比。我觉得这却有些不大妥当，试着举出来与大家探讨。
除了两座别墅之外，包应登还有另一个创举，就是造了大中小三艘楼船，载了一群家养的歌妓，满湖山转悠，事见原文，不叙。其中谈到此老认为“声伎非侍妾比，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所以他家的后房编制是两部分，侍妾是藏起来不见人的，另有声妓一群，可在客人面前献歌献舞。石季伦即金谷园的主人石崇，史称其“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备有歌妓，用以侍客”。这些歌妓不仅献歌献舞，还要像当今“红楼”一样用来陪客人睡觉的，这些当然不是自己的妻妾。但石崇也未必不以侍妾见客，像他那位美而艳的宠姬绿珠，如果深锁金闺，怎么会让政治暴发户孙秀知其艳名而挟势横索，以致石崇身遭非命呢？
而宋子京呢，恕我孤陋，从所读的书中尚未找到宋子京以声伎见客的记载。而宋子京以文才骤显，虽然官至尚书，就是拼命搜刮，其“后房”储备也达不到石崇辈立此“家法”的资格。
宋子京就是宋祁，与兄宋庠（即宋郊）同年举进士。子京本为第一，而其兄宋庠第三，只是皇太后觉得弟弟不能压哥哥一头，才把二人的名次调换了。二宋家本贫寒，发达之后，大宋已经位居枢要了，上元夜尚且在书院读《周易》，而小宋则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大宋闻知，令人传话给小宋：“请问学士：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在某州州学内吃咸菜稀饭时否？”小宋笑答：“请问相公：不知当年吃咸菜稀饭为的是什么？”由此可见二宋优劣。
宋子京晚年多蓄姬妾，虽以十数，但与石季伦那样世代公卿加上劫杀商旅的豪门远不能相比。《曲洧旧闻》曾记宋子京一事：他的姬侍中有一从某宗室家散出者，一日大雪，子京燃如椽巨烛而修《唐书》，问此婢道：“你家主人遇此天气，当复如何？”此婢道：“只是拥炉命歌舞，引满大醉而已。”于是宋子京哈哈大笑，并当做笑谈，逢人便讲。
这故事与陶谷学士买得党太尉家婢事相似而异趣，陶谷之婢答以“太尉粗人，但能于销金暖帐中浅斟低唱，吃羊羔儿酒而已”之后，陶谷遂默然而惭了。这故事的用意是，文人寒酸，得志之后，沾沾自喜，关上门顾盼自雄，或在朋友圈中晒晒菜盘子均不妨，如果想和甲第连云、后房百数，连门房马崽都家拥万贯的军阀财阀较劲，那就只有像陶学士一样默然而惭了。至于小宋学士一时文章风雅，再加上有一群红袖夹侍秉烛，便以为可以视豪门如土鳖，那也不过是“自我视之”。在对方看来，宋学士只是穷酸文人在冷板凳上加了几层棉垫：收敛了一群我们不要的丫头，便以为艳福，不过是抱着黄脸婆自称好色罢了。总之我的看法是，尽管宋学士“后庭曳绮罗者甚众”，也不能证明他立了见妓于客的“家法”，而且他有没有“内宠”以外的“声伎”编制都难落实。
或者有读者要问：官至尚书级的宋子京养不起两套编制，难道包应登就养得起么？明末是个很不正常的时期，是一个几乎无官不贪，而且贪欲膨胀到不顾死活的时期。张岱虽然数代仕宦，但在官场上都不是顺风顺水，尚且在会稽和杭州有多处园林，还养了几个戏班子。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钱？不可问也不必问，大约只是在“合理腐败”度内，所以还没有背上“贪秽”的恶声。但在那个时期，张家也远远算不上“豪门”，不要说牛首山一猎，张岱便看出官宦（巨贪除外）与豪门贵族之间的悬殊，就是和包应登相比，张岱也要自视“寒俭”的。至于包应登的钱是哪儿来的？张岱当然明白。《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下云：
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官。素行不谨，副使包应登等；贪，知府卢泮等；才力不及，布政使沈修等；浮躁，副使郭光复等；年老，运使伍士望等；及府州县官杂职若干员，得旨革职、闲住、致仕、降调俱如例。
所谓“素行不谨”，听起来轻飘飘的，好像只是忘记了孔夫子的教诲，辜负了万岁爷的信任，放松了个人的修身齐家似的，说穿了，其实就是贪赃枉法、荒淫无耻！其恶在“贪”之上，并不是说他不贪，而是因为“贪”已经成了此类高官的基本素质，没有贪赃枉法，哪有钱荒淫无耻？第二天，大学士沈一贯请求万历皇帝升朝面赐处分。我们且不管沈一贯为人如何，但这个建议是希望借此整肃一下官风的，但皇上理也不理。可以想到的是，包应登名列“素行不谨”之“榜首”，除了罢官之外没有任何处分，所以他才能宦囊充盈地回到西湖继续“素行不谨”下去，而且只有令人艳羡，绝对无人举报。不要命地搜刮，不要命地挥霍，成了整个统治阶层的癌症，最后是精尽人亡——民气尽而国亡。话扯远了，还说宋子京。
《宋稗类钞》卷七有云：“宋子京好客。尝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具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席罢，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这里说的“歌舞俳优”固然有女子，却未必就是宋子京自家养的歌妓。估计这是宋子京在成都做府尹的事，宋代教坊官妓本来就有赴长官宴席献歌献舞的服务。
如此看来，张宗子的“仿石季伦、宋子京家法，都令见客”一句是很不可靠了。但张岱为什么会让宋子京给石季伦陪绑呢？我想，张岱有可能把另一件与宋子京相关的“出妓见客”的事记混了。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卷十记有曾布所述一事：
昔晏元献公（晏殊）当国，子京为翰林学士。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昨夕余酲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
晏殊十四岁中进士，是有名的神童，官至宰相，一生以养育人才为己任，所以见了宋子京这才子自然格外垂爱，才有设宴出妓之事。只是出妓见客的是晏殊，宋子京只是那个“客”。可惜宋才子凉薄于德，头天晚上喝了恩主的酒，第二天带着酒劲就在草词中对晏殊极尽诋斥。张岱肯定是看过《东轩笔录》的，只是年长日久，记不大清，把晏殊的出妓见客误记成宋子京也不是没有可能。此外张岱还可能还夹杂着个人的感情因素，就是他对宋子京是鄙其为人，所以把他与石崇并提，就此也恶心了包应登一把。晏殊史称贤相，如果张岱把此事记忆无误，他也不会写“仿石季伦、晏元献家法”的。
顺便说一下，用错事典，这不是《梦忆》中唯一的一例，卷四《张氏声伎》中把宋武帝刘裕的事误记为东晋谢安，比此篇中的错误更严重。错当然不好，但也不足以为宗子文章大病。张岱文章写得好，史学也能在当时独树一帜，但他不是泛滥群书、长于记诵的“学问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是那种“两脚书橱”。虽然他编过一本《夜航船》，几百年后被人称为“百科全书”了，但与同时或之前的诸多类书相比，实在也算不上杰构。所谓“夜航船”中的学问，正如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所说：“其破碎摘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其阅读对象本来就是乡间百姓，记住一些典故，只不过让牛气轰轰的草包秀才缩缩脚而已。至于草包秀才见了《夜航船》而惊为“天书”，由此虚心向学，不要到处伸脚，也是此书的一个功德。
为了替张岱的误记辩护，这里再拉出同时二人为挡箭牌。顾亭林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王士祯一日偶会顾氏于邸舍，谓之曰：“先生博学强记，请诵古乐府《蛱蜨行》一过，当拜服。”顾即琅琅背诵，不失一字，其辞曰：“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傅欂栌间。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但即便如此，顾亭林经营半世、反复审校的《日知录》，还难免被晚辈找出一些误记误用之处。而另一位更年轻的吴任臣，连顾亭林都称赞说“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可是他的《山海经广注》也同样能找出一堆错误。张岱的博闻和强记当然比不了以上二位，所以也就不必苛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