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课堂上说，蔡鸿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学识渊博，具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而且还有十分高超的语言艺术，因此阅读蔡先生的著作是一种享受，从未觉得文字有滞涩之感。蔡先生的作品既妙语连珠、诙谐幽默，又切中肯綮。当然，像这样一位充满睿智的学者，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述，不啻对初学者，对即便像我这样已厕身学界有年的人也极富教益。因此通常我在课堂上推荐给学生阅读的蔡先生的著作，除了《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广州海事录》等经典作品外，更多的是他有关治学经验与方法的论著，诸如《学境》《学理与方法》《仰望陈演恪》《读史求识录》等均一一推介。当然，我也与学生一起学习，并将学习札记与学生分享。
在蔡先生所有有关方法论的论著中，《读史求识录》（以下简称《求识录》）是最晚出的一种，也是有关方法论的讨论最为集中的一种，因此值得特别重视。《求识录》内容分上、下辑，上辑由蔡先生给研究生开设的“学理与方法”课程的授课记录整合而成，核心之义是为了加深学生对“读史求识”的理解；下辑则是与之相关的讲谈和文稿，其中涉及的部分问题的探讨具有研究示范意义。因该书比较“薄”（按：“薄”是蔡先生著作的普遍特点，与现在有些人追求论著的“厚”形成鲜明对比），便于携带，一度成为我出差时的“机上读物”，因此札记的有些内容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求识录》第一篇开宗明义“历史研究要以人为本”。其中蔡先生说：“历史学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知人论世。‘知人’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论世’的‘世’，包括时势和时代。对历史一窍不通，没有间接经验为借鉴，是知不了人，更论不了世的。”（9页）可谓的论，而知人论世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正确地探究历史真像。
在此我想补充的是，“历史研究”与“知人论世”其实也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研究能帮助我们提高知人论世的能力，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者也必须懂得“人情世故”，必须“接地气”，也就是说，不具备知人论世能力的人是做不好历史研究的。后一层面的问题涉及历史学的认识论问题。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史料本身不会说话，使史料说话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或认识水平，水平越高，就越具有创造性，所阐释的历史事实也就越深刻；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接受史料，而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阐释史料。这与兰克史学的认识论有根本区别。
蔡鸿生著《读史求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在我看来，史料本身还是能说一部分话的，但更多的话、更深刻的话，需要历史学家替它发声，这主要仰赖于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那么，如何提高历史学家的认识水平和主观能动性呢？从现实社会获取“间接经验”至关重要。换句话说，历史学家仍然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克罗齐所言，历史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参照系，过去只有与当前的视域相重合时才能被人所理解。这主要源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人类思维运动的基本规律来看，今人与古人虽然有不同，但也有相同和不变东西，因而现实与历史始终存在密切的联系，现实与历史总有“相重合”的地方。因此，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目的并不是强调实用主义的历史观，而是在强调认识历史的基本路径，即必须通过当下、通过现在来认知历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不了解当下，不了解现在，就无法认识过去。而史学家想要通过“现实”这扇窗口来认识“历史”，就必须熟谙“现实”、“知人论世”，即既要懂得“知”现实中的“人”，也要会“论”现实中的“世”。
王学典先生说，“历史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深度。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社会都认识不清楚，你怎么能指望他能认识清楚2000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呢？……希望大家不要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当……保持对现实生活的高度关注，首先要当历史的创造者，才能当好历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人性的复杂，你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对人性观察的广度、深度，影响你对历史判断的广度、深度。古今中外人性是相通的，这是历史研究得以进行的假定。没有这个假定，我们就没法研究先秦史、美国史。没有比对人性的观察、比对现实的观察更能训练洞察力的了。”（王学典《治学的功力与见识》，《中国研究生》2009年第8期）王先生是从训练历史洞察力的角度切入的，表达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在《求识录》“史与思”一篇中，蔡先生谈到论文选题问题，他说：“选题应在学术史中去寻找。只有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才能知道既往研究遗留的问题，包括没有解决，或认识不足以至误解的问题。选择这些问题来研究，才有‘拾遗补缺’之功，不致完全重复或部分重复前人的劳动。……现在写学位论文，按规定学术史回顾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注意，是为选题而回顾，不是为回顾而回顾。徒具形式，于事无补。选题来自对学术史的回顾，才是有根之学。”（11页）
这段话十分清晰简洁地阐明了研究史回顾与论文选题之间关系，现实指导意义非常强，我以为初学者可以奉为圭臬。从目前我们系我所在专业的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写作情况看，很多学生搞不清选题与学术史回顾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为回顾而回顾”的情况普遍存在；同时，由于搞不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回顾的内容十分枝蔓，不能紧紧围绕自己拟要研究问题展开回顾，因而这样的研究史回顾基本上是无意义的。本人十分赞赏蔡先生把二者之间的关系梳理得如此清楚，这里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看来，由学术史回顾进行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拾遗补缺”，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学术创新的起点，同时也是创造新知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的学术史回顾对于学术研究异常重要。这一点必须引起在读研究生的足够重视。
在《求识录》“我们不提倡‘速成’”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通”的问题，他说：“各个学科都要防止‘专而不通’的偏向，读专门史的人‘作法自毙’。以前有人批评牛角尖式的学科分类是‘马尾巴的功能’，但是我们不要画地为牢，不能栽在‘专’上，要有通识的眼光。”（80页）
“通识的眼光”，这马上让人想到陈寅恪先生“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的警示，看来蔡先生对这一警示的确是念兹在兹的。陈寅恪的通识观，蔡先生理解为“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他在“中国学术三名著”这篇中谈练内功时说，所谓“内练”，“用陈先生的概念来讲，就是要有‘通识’。不只是‘识’，而且是‘通识’。所谓‘通识’，假如译成现代概念，也许就是要有‘历史感’，要有‘全景式的历史思维’，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来讲一件事情。……‘历史感’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化’。”（59页）在蔡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通识、精思和发覆之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全部呈现（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5页）。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对陈寅恪通识观最透彻的理解。从陈寅恪先生到蔡鸿生先生，“通识”早已成为他们的“共识”。在蔡先生看来，要“具通识”首先要有“通”的意识，这个“通”指专业领域的“贯通”。这涉及到“通识”与“贯通”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二者的辩证关系，我在《学理与方法的另一种呈现》（《上海书评》2018年12月14日）一文中已有所提示，这里还想再重申一下：
“贯通”是“具通识”的前提，“贯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具通识”，不具备“贯通”能力则难以“具通识”；而“具通识”与提高史家的“识见”又是正相关的，只有“具通识”才能提高史家的“识见”。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既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更具有强烈的“识见”意识。“独断之学”是邓广铭先生终生追求的目标，“独断之学”即指史家要有“独到的见解”，史家要有“识见”。他认为一个学者如果“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那就不足取了，应力求避免。
在《求识录》“精神产品和精神家园”一篇中，蔡先生谈到了“为文”的重要性，他说：“由于重道轻文……现在一些人写文章或著书，不是没有‘道’，但因为‘文’不行，表达不好，令人难以卒读……今天，有必要适当强调 ‘文’的重要性。‘道’固然重要，但‘道’要‘文’来载。”他在《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再次强调“文字”必须“下很功夫”：“从心上到纸上的整个过程，表现为逐层减弱的趋势，即想比说好，说比写好……因此，文字表述必须下狠功夫，才有希望把思维所得的新意挤逼出来。”（蔡鸿生《学境》，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页）
事实上，蔡先生的确是“为文”的典范，即如前文所说，他的语言艺术十分高超。不止蔡先生如此，很多前辈学者都十分注意“文字功夫”的锤炼。
这相当于“道”与“器”的关系，不能只重“道”而不重“器”，须知“器”是“道”的表现形式，无“器”则无以显“道”。换句话说，“文字功夫”不过关最终会影响学术产品的质量。在我看来，学术产品的文字表达的基本要求是：准确、严谨、简练。正是意识到“为文”的重要性，本人在平时训练学生时也颇留意于此。实际情况是，写作技巧缺乏和文字表达能力弱是普遍存在于在读研究生身上的“能力短板”，“行文枝蔓”、“言不达意”、“夹叙夹议”、“杂乱无章”、“偏题跑题”等情况比比皆是，因而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我的具体做法，一是推荐一些文字功夫上乘的前辈学者的学术产品让学生阅读，通过阅读揣摩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并进而让他们试图去模仿，我推荐的学者包括宿白、蔡鸿生、张广达、荣新江等；二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前辈学者“为文”的经验，如缪鉞先生的经验。现将缪先生的经验撮要介绍如次，与初学者共勉之！
蔡鸿生
缪鉞先生常说，“作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将学术写作形容为“惨淡经营”。他曾引陆机《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赋一》，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一语，指出“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可见其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之高。缪先生行文的基本原则是：简明清畅，要言不烦。犹忌枝蔓芜杂，为此必下“惨淡经营”的工夫。他又说，作文章最讲究得体，即在一定的题目要求之下，哪些应当说，哪些不应当说，哪些应该多说，哪些应该少说，都需要斟酌，不能信笔乱写。如果斟酌得好，则“轻重疏密，各得体宜”，就是好文章；如果信笔而写，杂乱无章，繁简有无都不合适，就是坏作品。为此他强调，作文之前一定要事先构思好（这段文字主要参考了罗志田《要言不烦：缪钺先生论表述》，《读书》2015年第2期）。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言不达意”、“言不尽意”，可见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是“为文者”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一句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人眼中“为文”的难度究竟有多大。陆机的说法似乎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但这的确是古人“为文”的态度，也是事实。之所以有些超出我们的想象，说到底，是因为今天我们很多忙于制作“学术产品”的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文”的重要性（即没有搞清“文”与“道”或“器”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严重低估“为文”的难度。缪鉞先生因对陆机的话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惨淡经营”、“文事益进，则运思愈精；运思愈精，则求达益难”的感叹，这也正是他“为文”实践的真实写照。缪鉞先生通过自己的“为文”实践，反过来又加深了他对陆机所言的体认。
对照缪、蔡二位先生的“为文”，可以发现有不少共性，首先，都简明流畅、要言不烦；其次，他们的著作都很“薄”。由此看来，“坏作品”各有各的“坏”法，而“好作品”的“好”法则基本一致。
《求识录》“仰望陈寅恪铜像”一篇，是蔡先生在陈寅恪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致辞，其中第二段话，读之为之动容：“面对着陈寅恪先生的宗师伟业，道德文章，我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只有仰望又仰望。他生前授课，我坐在学生凳上仰望；他作古多年后，我写《仰望陈寅恪》一书追念；今天在这个仪式上致辞，依然守‘仰望’之旧义，不敢哼‘走近’的时调。时时仰望，似乎比烧柱香更能表达对金明馆主人的感念之情。”（95页）
每次读到这一段，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总会湿润，且如鲠在喉，总想说点儿什么。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一方面，是蔡先生在恪守“师道尊严”之旧义，是一个“弟子”向“先师”的最崇高的致敬，这一层意思无须多说；但另一方面，“仰望”一词足以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在这篇不足千字的致辞中，“仰望”一词出现达十次之多，因此“仰望”绝对是这篇文字的要义所在。在先师面前，蔡先生的心迹展露无遗。我们看到的是，博学如蔡先生者，对陈寅恪先生仍始终抱持“仰望”之旧义，从不敢奢谈“走近”的时调。因此我相信，蔡先生说“自知差距巨大，矮了半截”，绝对不是自我谦虚，而是肺腑之言，真正是一位智者的“自知之明”。蔡先生作为真正的智者，此时此刻再次展现出他的大智慧。因此我认为，蔡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态度可以成为时下一些学者的警醒剂，因为在他们身上缺少的正是“自知之明”。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早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了。
蔡先生说，“学人更要抑制浮躁，‘浮躁’是学术上的‘幼稚病’”（80页）。这句话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下学术界这种“幼稚病”颇为流行。蔡先生在另外的场合对“浮躁”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浮躁就是轻浮加急躁，一浮躁就不可能踏实……只有‘潜’下去，才能进行脚踏实地的研究”（蔡鸿生《仰望陈寅恪》，219―220页）。又说，“浮躁是对心灵的践踏和背叛……任何短、平、快的登龙术，都与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不相干”（蔡鸿生《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学境》，1页）。看来“浮躁”的确是为学者的大忌。在此我还想补充的是，当下学术界还有另一种病，也很严重，那就是“狂妄症”。他们往往在某个领域小有成绩辄“信心爆棚”，以为已“高处不胜寒”，于是“鸢飞戾天”之心日重，把自己当做待价而沽的“奇货”，在学术市场“吊起来卖”，这都是“狂妄症”的具体症候。
在严肃的学者眼中，著书立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但在这些学者眼中似乎不需要那么艰辛。但坦率地说，这些学者靠印刷“等身”的著作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果与那些“具通识”的前辈学者相比较，其间的差距，套用章炳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的一句话就是，“不可以道里计”！为什么“不可以道里计”呢？陈垣先生《致蔡尚思函》中作了回答：“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需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永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噉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陈垣全集》第23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74―175页）陈垣先生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因为现如今仍确有不少学者真如其后半句话所说这般操作，其与“具通识”者的差距自然“不可以道里计”了。“具通识”对人文学科的意义，钱锺书先生归纳得很到位，他说，“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智力和生命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钱锺书《诗可以怨》，《钱锺书集·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129―130页）存在上述两种病症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学问从“专家级”自动升格为“通识级”。
当然，这两种病症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很多人往往一身患二病。说到底，患这两种病症的人主要是被眼前利益和功利心迷失了心智，即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所言，“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李艳《功利主义让我们远离了科学精神》，《科技日报》2018年6月21日），因而忘记了学问其实是“无底深渊”，不仅“学”无止境，“问”也无止境，因而他们已丧失对学问必须抱持的“敬畏之心”，必须抱持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看来，不仅人文社科界有人染病，自然科学界也有人病得不轻。
患病或与环境有关，如学者所言，“如今的学术环境，使得学人一味在争夺生存空间，校园政治大行其道，欲以小人之术谋君子之相，非但心术不正而已，学术上也只好横溢斜出，凿空蹈隙”（桑兵《桂子山从学琐记》，原载《近代中国研究网》，此据《桂子先导》微信公众号，2019年9月）。患病固然与环境有关，但也不能成为自甘堕落的理由。
说实在的，那些“信心爆棚”的学者的学问和识见，跟陈寅恪先生的相比，真的算不了什么，用“几分之一”来形容，实不为过。“信心爆棚”者与陈寅恪先生之间的差距，可以从陈寅恪的“贯通”能力，“发覆”能力以及“工具”的掌握能力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陈寅恪先生的“发覆”能力，蔡鸿生先生有透彻的解析（蔡鸿生《发覆的魅力》，《仰望陈寅恪》，66―74页）。何炳棣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可谓公允之论：“陈寅恪师国学根基之深厚、欧亚古代语言之具有阅读之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订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322页）何炳棣先生也是当今海内外公认的成就卓著的史学家。学识渊博如何、蔡二先生者，尚且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尚且始终抱守“仰望”之旧义，况我辈乎？！
“陈寅恪”就坐在那里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不知那些每天行色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过的“鸢飞戾天者”，何时才会“望峰息心”呢？
李伯重先生说：“我国学者写的学术著作今天越来越被国际学界视为假冒伪劣而不屑一顾，也真令我们感到汗颜和悲哀。就此而言，我们中国学者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时代。”（李伯重《我们在学术上不能无所作为》，《海外汉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18年6月）难道这些话还不足以振聋发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