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郁达夫信札两封的书信体文字
有位老朋友，戏谑我费老大劲钩沉文学史料，写出的文章多半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家，让我打起精神，找找名流大家的佚文轶事，不但嘉惠学林，一般读者也爱看。话虽如此，大作家的研究者众多，时间跨度也长了，要有新的发现，谈何容易？不料，这话说出没过多久，还真找出来一个让他击节不已的发现来！
这一发现，就是湮没在民国故纸堆里的郁达夫的两封佚函：无论是199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200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郁达夫全集》，还是2017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全集补》，都没有看到这两封信函的踪影。
在1946年上海《和平日报》上，有一篇署名“贞淮”的《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书信体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某某弟，（前略），达夫先生之死，余虽未睹其遗容，然其生前之音容笑貌，每一回思，余痛弥深，一代才人，阒然而逝，如此寂寞，岂夕阳衰草所可概耶。余仅于今春在南昌时，偶于某杂志中获读赵景深先生悼文一篇，余颇惊怪，何世人对郁公淡寞若是耶？郁公一生贫困，贫而至于不能赡养妻子；忆余初婚时，郁公履函勗余努力工作，以尽仰事俯蓄之责；孰意才名塞天之郁公，终其身而不显达，能不为之一哭。况郁公之死，在于异邦，死于敌寇之手，节义凛然，国人对之竟毫无表示，而郁公埋骨之处，半年后始于苏门答腊发现。郁公死时之悲戚，死状之惨澹，又岂吾人今日所堪想象者。以太白少陵微之乐天放翁诸先辈之身世概郁公，良非过誉。日前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亦因寇氛滋扰，迁徙无常，散失颇多，然当时并未料及乱离一别，竟成永诀，而于郁公之书札，未能善加珍藏，深为余憾。兹并寄吾弟，如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亦以聊示个人对郁公一片哀惋之忱。余心中有无限言语，然忉怛不能置一词。明年如重游富春江上，当往严陵恁吊。
和平日报，将近半月不曾寄达，未审系报社停发，抑邮局有误，仍祈设法续寄。如有其它刊物，亦盼选寄一二，以启聋瞆，余候后叙，专此，即颂撰安。
贞淮 十月七日
1946年10月25日《和平日报》，贞淮《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
从信的最后一段看，很显然，是作者投寄给上海《和平日报》某位编辑的。据《上海新闻志》（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介绍，《和平日报》上海版，1946年元旦创刊，是国民党军队系统的报纸，其前身系国民党军方控制的《扫荡报》。作家刘以鬯、马汉岳（即马彬，有笔名马兵、南宫博等）、凤子、易君左、徐淦等，都先后在《和平日报》（上海版）工作。遗憾的是，信札发表后隐略了收信人的名字，只有一个“弟”字，显示其为男性，但其姓氏名谁及真实身份，时隔七十余年，目前囿于所掌握材料，难以推断。
至于文章作者“贞淮”，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此前从未听说过。坊间不下十本《郁达夫传》，也都没有提及他。因此，刚开始看到“贞淮”在信中称“整理旧时书牍，得郁公遗札两封”，而实际上“郁公”给他的书札尚有不少，因为“迁徙”“乱离”以及“未能善加珍藏”，已“散失颇多”，加以他把郁达夫书札寄给编辑的目的，是希望“沪上文化先进其有为郁公编辑遗稿者附刊其列以志不忘”，颇以为此人和郁达夫不过泛泛之交，如此这般说来，抬高自己罢了。不过，此文以插图形式附录了郁达夫两封遗札，当即费了一番工夫加以释读，此时，我对作者和郁达夫关系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
乞裁书之剑
贞淮兄：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
龙泉山水很好，青田石门，丽水仙都，都是名胜地界，谅兄已游过，我则因地方不靖，前此过境，不曾游得者。承赐钢剑，当乞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可以裁书，可以做小摆设，以之插入司梯克，未免太俗矣。若需刻字，可刻上一句成语，曰“剑不虚施细碎仇”。
令堂大人及夫人，想均安好，又有半月余不见了，他日去湖滨，当去看看他们。
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秋气满天地，今年年岁丰收，入冬匪必能减少，若能早日回杭，尚能去西溪看芦花也。
此信不至能否送达，若信到而你人未行，乞赐一覆。匆告，并颂旅绥。
弟 郁达夫上
十月一日
郁达夫遗札（10月1日致贞淮）
先看贞淮文中排列在先、落款为10月1日的郁达夫信函。从“你于何日回杭，我们当再请你们夫妇过来吃便饭”看，此信显然是在杭州所写，而对方应是离杭外出（龙泉等地）。而“再请”二字，则说明郁达夫和贞淮之间走动颇多，关系密切。后面说如果去“湖滨”（当是贞淮住所所在），会去看对方的母亲和夫人，更是明证。
贞淮去了龙泉等地旅行，大概是写信给郁达夫，要送他一把当地特产的龙泉宝剑。郁达夫表示笑纳，但他对于当时十分流行的手杖剑（插入司梯克）认为“太俗”，肯定也是形状较大，想要的是“一柄小小的剑形匕首”，目的是“可以裁书”。这里“裁书”，自然是裁毛边书了。所谓毛边书，鲁迅先生曾有一个解释：“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并自诩“毛边党”，郁达夫也是民国众多“毛边党”的一员，他出了不少书，都是毛边本，据说北新书局所出的七本《达夫全集》也是毛边本。不过，就我目力所及，郁达夫本人谈及毛边书，要剑形匕首以便裁书，此信还是唯一！
“贞淮”在文中没有说明两封郁达夫信函的写作年代，只能根据信函内容和落款的时间，剥丝抽茧，尽量去推断出写信的时间。由于贞淮文中排列在后、落款为3月15日的郁达夫信函写于“应陈主席之招”去福建，很容易确定是写于1936年，那么10月1日的信函写于杭州，时间自然是在1936年之前。
那么，这个10月1日，究竟是1935年，还是更早的1934年？其实，信的第一句就有交代：“书到久不覆，因在赶写一篇小说也。大约三两日后，小说可以脱稿，今天偷闲写此信。”郁氏创作，三十年代之后小说不多，而在当年9、10月份赶写一篇小说，应该有迹可循。但郁达夫1934年和1935年的日记，都没有把10月1日包括进去。此时，郁达夫小说《出奔》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他生平所写的少数几部中篇之一，也是目前所知他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作为“特约中篇”，刊登在1935年11月1日出版的上海《文学》杂志五卷五期，无论时间还是出版周期，均符合郁氏所说“赶写一篇小说”的概念。不过，我找到这一期《文学》杂志，翻看小说《出奔》，并没有找到写作地点与时间。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王自立、陈子善编写的《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上，查询到1935年10月24日上海《社会日报》上发表有《郁达夫的出奔——从夏初到深秋》，并按图索骥，找到这则署名“柳婷”的消息原文，文中透露“十一月份《文学》（现未出版），将登有一篇郁达夫的“特约中篇”，题目是《出奔》”，并有如下表述——
达夫开始写这篇东西，是在夏天，所以，这篇东西的中间，有着以后一节附白：
“写到这里，已经有八千多字了。而主题还没有写出，假使要写出主题，大概非再写一万字不可；现在，天热头晕，决计写不出来，所以，就匆匆结束了，请读者原谅。”
但后来《学文》（疑似《文学》——心海注）是要他做中篇，他就把那段附白涂去，然后再继续下去。
1935年10月24日《社会日报》，柳婷《郁达夫的“出奔”》
此消息刊登之时，《文学》尚未出版，能够透露如此细节（包括看到郁达夫手稿），想必和郁达夫或《文学》编辑熟悉，或者就是《文学》编辑中人。结合此文和郁达夫写给贞淮的信，基本可以推断郁达夫所说赶写的小说为《出奔》，如此，写信的时间也可以确定为1935年10月1日。
信中和日记里的郁达夫都很忙
再看郁达夫落款“三月十五日”写给郁达夫写给“贞淮”的这封信:
贞淮兄，来函拜悉，承赐马尾松与洋槐，谢谢。此次来福建，本系应陈主席之招，半为游玩，半为转换转换空气，并非有意来做什么官，而沪杭京各报，似各惊为异事，竞载菲薄之辞，可气亦复可笑。此间事情不烦，日夕亦复执笔为文，不过应酬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许多时间耳。杭地沉闷，久居写不出东西来，且版税一文收不到，生活艰难，来此做点小事，总算有了一定的俸给，可以安心读书，自问亦并无什么了不得的转变，不过在旁人眼里，恐将谈为奇异。秦威尚在东京耶，郁风似已大改从前习气，与秦不复有恋意。秦威来信中亦谈及吾兄。夫人新生小孩，负担必将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尽仰事亲之责。时势难，吃饭更难，万一有世界大战勃发之一日，我辈将不能生存。《论语》极欢迎外稿，有作乞径寄上海邵洵美处，我实只担任一名义上编辑耳。杭州闻雨雪奇寒，此间已桃李开尽，气候悬殊若此，真想不到。大约暑假前后，将回浙一行，届时当有接谈机会，有暇乞以杭城近来告我。舍间房子，似为天候所阻，现在尚未完工，想要迟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匆复，顺颂春祺。
弟 郁达夫上
三月十五日
郁达夫遗札（3月15日致贞淮）
1936年2月初，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抵达福建，先后出任省政府参议及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无疑，郁达夫此信应该写于1936年3月15日。根据信的内容，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首先，针对沪杭京各报“可气亦复可笑”的不实之词，郁达夫标明自己“并非有意来做什么官”，只是“半为游玩，半为转换转换空气”。郁达夫认为“竞载菲薄之辞”的沪杭京各报的具体篇目有那些，目前无从得知，不过，我所寓目的1936年2月16日上海《世界晨报》署名“周明”的《郁达夫的踌躇》一文，就明显含有讥讽。当然，在杭州生活不易，版税拿不到，生活成问题，肯定也是闽游的关键，毕竟到了福建，“有了一定的俸给，可以安心读书”。不过，他紧接着又说在福建“应酬较杭州更多一些，要分去许多时间耳”。
郁达夫的应酬究竟多到什么程度，《闽游日记》可为佐证，仅以1936年3月15日前后几天为重点，就能发现他在福建的应酬确实分去很多时间，甚至有一个晚上吃请三次的记录。不妨精选其中应酬内容，立此存照：
3月10日
昨晚雨，今日未晴，展六时即醒，睡不着了，起来看书。正欲执笔写文章，却又来了访问者，只能以出去为退兵之计，就冒雨到了省府。
看报半天，约旧同学林湘臣来谈，至十二时返寓。文思一被打断，第二次是续不上去的，所以今天的一天，就此完了，只看了几页《公是弟子记》而已。
晚上在中洲顾氏家吃饭，饭后就回来。中行吴行长问有新消息否？答以我也浑浑然也。
3月11日
午后有人来，一事不做。
3月12日
今日为总理逝世纪念日，公署会所，全体放假；晨起就有人来访，为写对联条幅无数。午后去于山戚公祠饮茶，汗流浃背。晚上运使刘树梅来谈，先从书版谈起，后及天下大事，国计民生，畅谈至午前三时。
3月13日
下午又有人来看，到晚上为止，不能做一事。只打了一个贺电给富阳米一山先生，写送陈些蠢祖母之挽轴一条。
3月14日
午前一早就有人来，谈至十时半，去广播电台播音，讲防空与自卫的话。十二点去省府，下午回至寓居，接霞来信三封，颇悔前昨两天的空着急。傍晚又接来电，大约双庆两日可到南台。
晚上刘云阶氏家有宴会，去说了几句话，十一时返寓。
3月15日
晨起接见了一位来客后，即仓皇出去，想避掉应接之烦也。
下午回寓，写了半天的信，计发上海丁氏、杭州周象贤氏、尹贞淮氏，及家信一。
3月16日
晨六时起床，写答本地学生来信五封。十时接电话，约于本星期五下午二时去协和大学讲演。
中午至省府，为双庆事提条子一，大约明天可有回音。午后双庆自杭州来，当于明日去为问省银行事。
3月17日
晨六时起床，九时至省府探听为双庆荐入省银行事，大约明日可以发表，当即送伊去进宿舍。
晚上应陈世鸿、银行团、李秘书等三处宴会，幸借得了刘爱其之汽车，得不误时间，饮至十一点回寓。
3月18日
晨起，宿醉未醒；九时去省银行看寿行长，托以双庆事，下午将去一考，大约总能取入。
3月19日
回寓后，沈祖牟君来访；沈君为文肃公直系长孙，善写诗，曾在光华大学毕业，故友志摩之入室弟子也，与谈至中午分手别去。
午后张涤如君约去喝绍兴酒，晚上当在嘉宾吃晚饭。双庆于今日入省银行宿舍。
3月20日
午前头尚昏昏然，晨起入城，访武昌大学时学生现任三都中学校长陈君毓麟于大同旅舍……
午后，协和大学朱君来约去讲演；完后，在陈教务长家吃晚饭，协和固别一天地，求学原很适宜也。晚上坐协大汽车回来，又上福龙泉及嘉宾去吃了两次饭。
（见郁达夫《屐痕处处》，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205-209页）
区区十天，应酬和饭局之多，令人咋舌，结果是“不能做一事”，不得不“以出去为退兵之计”、“仓皇出去，想避掉应接之烦也”。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其3月15日的日记中，有寄信给杭州“尹贞淮”的记录。如此，一个原本十分陌生、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贞淮”，顿时成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了！甚而，七十多年前郁达夫日记之中仅记录有“尹贞淮氏”冷冰冰四个字的信，此时此刻有血有肉地呈现在我面前！
不料，在读秀、全国报刊索引等大型资料库搜索“尹贞淮”，所得不多，仅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以“尹贞淮”“贞淮”的名字发表过几篇文章，比如1932年二卷一期《新时代月刊（无名作家专号）》上的新诗《请醉此一杯》，1934年第三期《浙江保卫月刊》上的小说《霍霍》，1936年第十七、十八期《前哨》上的小说《悔》等。他的具体身份，只有《请醉此一杯》文后所刊通讯处“江苏省邳县县党部”字样。此外，1999年10月出版的江西《永新文史资料·第6辑 ·教育专辑》，在“石桥中心小学”介绍部分，有“四十年代因环浒乡易名洞麓乡，校名响应改为洞麓小学，尹贞淮任第一任校长”字样。民国时期，除了为稻粱谋外，还有战乱因素，人员流动较大，尹贞淮的线索实在太少，只能留以待考。如有师友对他有所了解或能提供线索，希望不吝赐教。
再回到郁达夫信的第二部分，提及了秦威这个人。秦威（1911-1994），知名电影美术设计师，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总美术师。秦威1934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和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同班。郁达夫信中说“郁风似已大改从前习气，与秦不复有恋意”，披露了一段闻所未闻的郁风情史，虽说尹贞淮和秦威熟悉（秦威来信问及他），但假使如我此前猜想郁达夫和尹贞淮关系泛泛的话，势必不会把侄女的感情之事告诉对方。
一语成谶：大战勃发，我辈将不能生存
信的第三部分，是尹贞淮在《由郁达夫先生遗札所想起的》里提及的郁达夫的鼓励，因为尹太太刚生下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必将加重，望勉力做事，可以尽仰事亲之责”。最值得注意的是，是郁达夫的这么一句话：“万一有世界大战勃发之一日，我辈将不能生存”，联想到郁氏在大战爆发后流徙南洋，在黑暗已尽时死于敌寇之手，真是一语成谶，让人不禁扼腕！
信的下一部分，应该是针对尹贞淮想投稿《论语》的一个回答，称自己只是“一名义上编辑耳”。经查，在1936年2月16日的《申报》上，刊登过三个启事，分别是《论语半月刊启事》《陶亢德启事》和《郁达夫启事》，中心意思是陶亢德因事忙即日起辞去《论语》编务而由郁达夫接任。事实上，当时郁达夫已前往福建任职，《论语》编务只能挂名，所以他希望尹贞淮“有作乞径寄上海邵洵美处”。
信的第五部分，比较了福建和杭州的悬殊气候，表示暑假前后会回杭州，希望和尹贞淮有晤谈机会，并希望对方有空回信时能转告杭州的近况。同样说明两人的亲近关系。
信的最后一部分提及尚未完工的“舍间房子”,当是郁达夫在杭州买地所建的“风雨茅庐”，郁氏为此曾写有《记风雨茅庐》一文，此处不赘。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坊间不少谈及“风雨茅庐”的文章，错讹不少，有说1934年春间落成的（高维生，《郁达夫的孤影流年》，团结出版社 , 2015年，219页），也有说1936年初建成的（聂鑫森，《话说名宅》，地震出版社 , 2014年，86页），无论是从这封信来看，还是从事实出发，都有差距。徐重庆在《有关“风雨茅庐”的一点史实》（见《文苑散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56页）中称“风雨茅庐”1936年4月全部竣工，与郁达夫信中所言“想要迟至五六月方能搬住也”，算是吻合的。
郁达夫遗札两封，涉及其生活、创作、交往以及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内容十分重要，是研究郁氏的重要史料。不揣鄙陋，释读如上，错误难免，期待方家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