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日本,认识自己——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李永晶,旅日十年,东京大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领域为现代社会理论、近代国家关系史、古典政治哲学。李永晶的新作《分身:新日本论》向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论先贤致敬,以世界史的眼光重构近代日本精神史,去看近代以来的日本的崛起和毁灭。《分身:新日本论》的焦点不在于重述人们熟知的近代日本史重大事件,如明治维新、日俄战争、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而是在于分析这些大事背后的精神机制,同时揭示这种精神机制与东亚史、世界史的关联。以下系李永晶《分身:新日本论》引言摘录。

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本书描述的这种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论,说的是关于现代东亚国家前生后世的故事 ;这个故事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 1895 年底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制度文明的学生。但 1895 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及触目惊心的巨额赔款,不仅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 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阴差阳错的是,这部巨著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甚至有人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

昔契丹主有言 :“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 ;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 ;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 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 979 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 1005 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 25 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不知道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并在 1905 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 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南宋诗人陆游有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人还是事,也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甲午败绩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出版,震撼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 戊戌变法”,正是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顶层政治改革。1898年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变法戛然而止。这虽然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诗篇,但认知日本的时代潮流也由此打开了闸门。短短数年间,“ 科学”“民主”“民族”“政治”“经济”等日本创造的富有时代自我意识的“名词”,如汪洋一般冲决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自我与世界认知的牢笼。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认知升级。

但这还只是认识日本、认识自我的开始。在《日本国志》出版三十余年后,1928 年出版的戴季陶(1891—1949)的《日本论》,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日本认识的一座高峰,今日读来仍不失启发意义。我接下来要引述的,同样是戴季陶对于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自述。在他感慨当时除了《日本国志》外“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之后,他这样写道 :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

戴季陶的这段话,我自己时常引用。虽时隔三十余年,戴季陶与黄遵宪的认知和感慨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在说,我们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重视起日本来。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从我自己 的经验来说,戴季陶的这番话就算拿到今天来说,似亦不为过。

我在这里引述这一段话,是要说另一件事。与中国的“日本热”相比,日本则一直有“中国热”。古代日本的“中国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要从中国学习和吸收先进文明。但到了近代,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又是为什么?除了各种实用的意图,诸如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外,是否还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隐匿的动机?

回答当然是,有。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这个说法的第二层含义 :日本不单单是我们当下观念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它就是和“中国”在一起的 ;自古以来,它就是东亚世界的一个成员,在东亚大陆各民族的共同演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意识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形态。当然,日本和东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还不同,它很特殊。人们通常说它是中国的兄弟、中国的邻居、中国的镜像,但这些说法似乎还不够,还不足以表达中日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所谓的“中国热”或“日本热”意味着双方正在互相打量,正在凝视对方。那么,彼此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自己的“分身”,看到了另外一个自我!

今天,中日两国互相关注的热情愈发高涨,这是一种自我确证的欲望的结果。要寻找各自的前世今生,观察互为“分身”的对方不正是一个终南捷径吗?

当然,“分身”是一个比喻,它所要揭示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深层关系。所谓“深层关系”,和表面容易观察到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互动正相反,我们只有通过努力阐释才能将它揭示出来。而这个深层关系,在更广阔、更深远的尺度上型塑着彼此以及彼此的关系。

我在本书中使用“分身”,是要借助“分身”这个“新语”在身体(物理)上、心理(精神)上与“自我”的关联,提出一种新的观察和认识日本的视角。中日两国两千余年来有文献记录的互动表明,中日两国正是互为彼此的“分身”!

关于中日两国国民性的异同,已经有很多出色的描述和论述,类似中国国民是个体主义的而日本国民是集体主义的说法就很流行。在这些描述中,一些宛如本质的、宿命的属性往往被赋予一方,而另外一方则有相反的属性。这些说法很让人着迷,它们似乎解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但可惜的是,这种“解答”还只是流于表面,并未触及真正的问题。因为那些用以说明的“属性”,其实正是需要说明的对象。就人类事物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民族特有而不见于其他民族的属性,“分身”不再专注于对二者异同的发现和比较,而是要激发互为“分身”的二者反观自身、重建协和的自我意识。

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这里,我无意各种关于“日本”的客观描述和大数据,也无意提供一种新的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近代以来日本的成长及其精神演进的叙事。这个叙事,在“分身”的意义上,关乎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这个存在。更进一步,这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宿命吗?如果是,我们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同样是这一叙事要尝试回答的。

这个叙事自身,就是我要与你分享的“日本”。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阅读日本,就是寻找自我分身、探索自我命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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