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都”广州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各“中央”机构从1949年2月起陆续南迁广州,至10月14日广州解放,8个月的偏安局面遂告结束。这次“迁都”广州过程,把国民党各派系互相拆台、互相掣肘的黑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剧了人心涣散,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迁穗的各个“中央”机构驻地何处、状貌如何,本文将加以详细披露,用32张照片把读者带入真正的历史现场。


图1 “总统办公室”设在广州市政府前座

府院之争

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随即带领少数亲信回到浙江。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但却无法指挥蒋的嫡系部队,无权任免重要官员,也无法动用蒋所控制的经济资源。行前,蒋介石对广东人事作了布置,命亲信将领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让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

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随即发生“府院之争”。行政院长孙科得蒋介石授意,于1月25日正式宣布将政府南迁广州。此举明显是拆李宗仁的台。2月1日,国民党秘书长郑彦棻将中央党部迁至广州南堤88号原广东省党部。


图2 孙科在广州

2月3日,行政院正式宣布在广州中华北路(今解放北路)迎宾馆办公。2月4日,行政院长孙科偕同副院长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郑彦棻,乘坐中航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余汉谋前来迎接,一道前往迎宾馆。遗憾的是,曾做过行政院的迎宾馆南楼已被拆除,在原地新建了一座白云楼。


图3 1949年广州行政院办公楼

孙科的“迁都”行动纯属突然袭击,“代总统”李宗仁意见很大,认为解放军尚未渡江,“中央”机关都跑了,剩下“总统府”孤零零留在南京,不仅工作无法开展,对和谈也极为不利。2月20日,他追到广州跟孙科交涉,要求首脑人物仍回南京办公。次日,李宗仁以国家元首身份,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美国驻华代办柯慎思等外国使节。


图4 孙科迎接李宗仁

对不听话的孙科内阁,李宗仁甚为恼怒,必欲去之而后快,遂发动倒孙运动。3月8日孙科提出辞职。然而,李宗仁想组织“听话内阁”的企图仍然失败,往复协商的结果,接替孙科的是蒋介石嫡系何应钦。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当得很窝囊。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李宗仁、何应钦召集行政、立法、监察三院正副院长及秘书长举行联席会议,“与会者咸以和谈破裂,首都将受炮火威胁,政府势须迁往广州,当决定即日起紧急疏散,行政院除国防部暂迁上海外,其余各部会均迁往广州,立法院亦决定迁穂。至总统府则准备先迁至上海,再向广州移动。”(4月22日《申报》)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南京。14个小时后,何应钦乘“中美001号”专机飞抵广州天河机场。面对记者的急切询问,何应钦无言以对:“余欲言者,已于昨交新闻处发布矣。”两天后,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经济部长孙越崎等也相继抵穗。

4月29日,行政院通告各军政长官公署、各绥靖公署、各省市政府、各警备司令部:“自本年二月五日起,以广州为政府所在地,兹因时局之需要,中央各院部会除有关治安及防卫者外,其尚未迁往者,应即克日迁移。”(4月30日《申报》)

这个时候,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上海巡视防守、布置撤退台湾事宜,代总统李宗仁赌气飞到老家桂林去了,广州群龙无首。随即,一批又一批的党政要人争相飞去桂林促驾。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看到李宗仁这样躲避不是办法,5月2日亲自去桂林劝驾。5月8日,在一轮又一轮说客“轰炸”之下,李宗仁终于不情不愿,来到“行都”广州。他选择住在迎宾馆北楼(今广东迎宾馆碧海楼位置)。行政院此前已在南楼“开张”,两者之间有一道院墙相隔,开一圆门以通往来。


图5 李宗仁居住的迎宾馆北楼

广州当局为代总统专门准备了“总统府”,是征用刚刚建成的市立第三中学建筑,位于石牌。石牌离市中心太远,据有关人物回忆,李宗仁一次也没有住过。1950年,叶剑英创办南方大学,把“总统府”圈入校内,后归华南师范大学使用,这座“总统府”存在了很长时间,据说十多年前被拆除。


图6 1950年的“总统府”


图7 正在拆除中的“总统府”

李宗仁对何应钦内阁十分不满,不断煽动各方政要进行攻击。何应钦于5月30日宣布辞职。李宗仁的如意算盘,是让国民党元老居正出来组阁,蒋介石却从中作梗,结果在立法院被以一票之差否决。李宗仁被迫提名忠于老蒋的阎锡山组阁。手无一兵的阎锡山还兼任国防部长,目的只是阻止李宗仁、白崇禧掌握军事指挥权。


图8 阎锡山在广州

外交与国防

1月19日,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请准备赴广州驻节。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的,是“政学系”的吴铁城。2月5日起,外交部在沙面侨乐社(今沙面大街62号)开始办公。


图9 沙面外交部

出乎意料的是,苏联大使馆行动最为积极,大使罗申本人连同大批馆员迅速迁穗,把帝俄时代的驻广州领事馆启用为苏联驻华大使馆(今沙面大街68号)。


图10 苏联驻华大使馆


图11 苏联驻华大使馆铭牌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理会吴铁城的照会,继续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入城,派公使衔代办柯慎思(又译克拉克)常住广州应付国民党。司徒雷登考虑的是跟新政权直接接洽。美、苏两国对“国府”迁穗的反应看起来万分奇怪。美国被认为支持国民党政权,却故意留在南京等待解放,苏联被认为支持中共,却积极主动配合国民党政权南迁。外交经常有一些曲线行动,不可用简单的直线思维去理解。8月18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意味着美国大使的如意算盘落空。他选择直接回国,中美外交问题交给柯慎思处理。


图12 美国代办柯慎思进入沙面外交部

6月12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经反复考虑,于21日复电恳辞,阎锡山只好用叶公超代理。叶公超代理外长时间很长,到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方才“扶正”。

国防部设在燕塘军校。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任国防部长,是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有“小诸葛”之称。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担心桂系坐大,立即撤掉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改由何应钦担任。李宗仁代理总统后,一直想让白崇禧回任,都被老蒋强力阻拦。淮海战役时,白崇禧见死不救,从民间角度看有些“不仗义”,但也是蒋、桂冲突多年的因果,不能说都是桂系的责任。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发出迫蒋下台的电报。蒋介石、桂系之间,你咬我一口,我马上回咬你一口,浑身都是牙齿印。

国防部机关在南京解放后,暂迁上海,大约到5月初才正式迁到广州,办公地点在燕塘军校。“燕塘军校”是个简称,最初是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燕塘分校,1931年陈济棠改称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次年再改称第四分校,1947年在此设立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现为广州军体院(广州大道北)。据《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天河区卷》,燕塘军校主楼至今尚存。作为文物,黄埔军校燕塘分校刚刚合并到黄埔军校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13 黄埔军校燕塘分校


图14 黄埔军校燕塘分校现状

其他各部

教育部。2月3日,也即孙科抵穗的当天,教育部率先在广州办公,地址设在中山大学先修班。教育部长朱家骅早年曾当过中山大学校长。先修班大概跟“预科”性质相近。据一些老校友回忆,抗战胜利后先修班曾设在平山堂(今广东省实验中学校内),有可能是与中山大学附中共用。新会华侨冯平山热心赞助文化教育事业,先后给中山大学捐建两座大型建筑,其一为平山堂,其二为景堂院,后者是为了纪念其父冯景堂。平山堂后来大部被拆除,如今只剩下小部分。


图15 景堂院与平山堂


图16 平山堂现状

财政部。中央机关南撤,实行的原则大体是:先找对口单位安置,若对口单位没有条件,再找外部资源。财政部这方面不用愁,撤到广东财政厅就“搞掂”。广东财政厅(今北京路376号)前身是明清时期的布政司(藩司)衙门,2000多年来都是广州城的绝对中心,1919年建成目前这座宏伟的西式建筑,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就是在财政检阅群众队伍。


图17 广东财政厅

内政部。内政部长李汉魂为粤系将领,熟门熟路,把内政部设在文明路广东文献馆。广东文献馆前身是广府学宫前半部,解放后拆除旧建筑,兴建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广府学宫后半部,1933年改建为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大门开在文德路。


图18 内政部

经济部(工商部)。2月10日,工商部迁到广州万福路178号。3月12日,工商部、农林部、水利部合并为经济部,由孙越崎任部长,仍在万福路178号办公。目前这处旧址内部已有较大改变。


图19 经济部旧址

交通部。交通部财大气粗,搬到租界沙面,地址是肇和路63号原第六区电信管理局(今沙面北街65号)。


图20 1949年的交通部


图21 交通部旧址现状

卫生部。卫生部一开始暂借惠福西路广州中央医院(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惠福分院)办公,不久迁到南石头海港检疫所。这个地方在海珠区西南角,远离市区,附近有西人坟场、日本人坟场,可谓风凉水冷,半夜鬼叫。


图22 广州中央医院

其他中央机构

定都南京后,国民党遵照孙中山学说实行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以此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区别。五院南迁的时间有先后,其中只有四院到广州,考试院不知何故,搬到广西梧州广西大学旧址。

在孙科提出南迁之前,党国元老、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已先期于1948年12月28日到广州休息,住在东山口小东园(原广九铁路俱乐部)。2月11日,戴季陶在小东园2号楼突然身亡,他的死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无论死因如何,戴季陶在政府南迁之初去世,象征意义太大,等于给国民党政权敲响了丧钟。小东园在当时是个建筑群,有多座精美小楼,可惜如今只有6号楼保存下来。


图23 小东园6号楼

2月5日,立法院长童冠贤抵穗。在此之前,副院长刘建群已来穗洽商,商定以中山纪念堂为开会地点,文德路中山图书馆、越秀山仲元图书馆为办公地点。


图24 中山纪念堂


图25 文德路中山图书馆现状


图26 仲元图书馆即今广州美术馆

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局于1941年在重庆成立,最初直属行政院,1945年起隶教育部,1947年改属交通部。1949年2月,中央气象局迁到广州,地址在南华东路蚤科直街2号,这里原是归国华侨创办的中国火柴厂。广州收藏家张益茂庋藏的中央气象局致上海气象局实寄封上,可见“蚤科直街2号”地址。当时,京沪大批机构人员迁穗,广州办公楼供应极度紧张,有些机构被迫租用私人住宅,不过像中央气象局这样租用厂房的确实比较惨。


图27 张益茂所藏实寄封


图28 中央气象局现状

审计部。比气象局更惨的是审计部。于右任当院长的监察院,本是不受待见的冷衙门,下属的审计部更是穷酸,连广州都不敢进,直接搬到乡下。广东审计处处长刘懋初受托落实办公地点,1月23日到中山小榄,跟十几处祠堂负责人商谈,借用麦三房祠、南湖兰席祠、似稽祠、旌义祠、遐峰祠、二白祠、默斋祠、敦睦祠等办公。(1月26日《建中日报》)9月7日,审计部又被迫再次迁移,这次目的地是重庆。


图29 审计部人员在白云机场准备飞往重庆

中央日报。南京《中央日报》结束后,重要人员直接前往台湾,创办台版《中央日报》,不愿去台的则直接遣散。广州《中央日报》严格来说不算是南迁,而是由原《广东日报》于3月29日改组而成。1948年,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把4家官方报纸合并,改名《广东日报》,聘陈立夫亲信张北海当社长。薛岳接任省主席后,停止对《广东日报》的津贴,张北海彷徨无计,求助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陶希圣,陶氏接受请求,同意将《广东日报》改名《中央日报》,他本人当社长,张北海任总编辑全权负责。《中央日报》社址在原光复中路48号,笔者查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新旧街道门牌对照表》,参考《南方日报》创始人员的回忆并多次实地踏勘,确定其新门牌为光复中路234号。10月14日,解放军进入广州,立即派人查封、接收《中央日报》社址及设备。10月23日,原香港《华商报》全套人马在《中央日报》社址创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报《南方日报》,该报至今仍为广东省委机关报。


图30 光复中路234号《中央日报》社旧址

10月1日老蒋在哪里?

有人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蒋介石躲在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此说大误。老蒋来广州,确曾在陈济棠公馆住过,他在7月15-16日在陈济棠公馆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召开中常会,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机关也设在陈济棠公馆。不过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他其实住在黄埔军校。


图31 陈济棠公馆现状

10月1日是星期六,周五晚上蒋介石就住到“黄埔行馆”度周末。10月1日上午9:00,蒋介石召见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一直谈到中午,并共进午餐。下午4点钟,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年的校长办公室二楼,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党部负责人,到5:20结束。(10月2日广州《大光报》)或许在3-4点之间,蒋介石会收听开国大典的广播。9月22日-10月3日,蒋介石都住在广州,10月3日凌晨6:40乘专机飞返台北,从此再无踏足这个起家之地。

不管1949年如何惨败,蒋介石最终守住了台湾,他在面临败局时早想好了退路,据说是出自地理学家张其昀的建议,蒋经国对此也有贡献。通过操纵1949年的“大撤退”,蒋介石“借刀杀人”消灭了桂系军队,把信得过的嫡系部队调到台湾;通过国民党改造运动,他把CC系势力从党务系统中清除出去。如此这般,蒋介石巩固了对台湾的统治。早在1948年冬,蒋介石已彻底想清楚,并日记中写下了今后计划:“若为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故现局之成败不为意矣。”(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日记)蒋介石退守台湾的决策早已确定,“迁都”广州不过是过渡措施而已。

蒋介石每次下野,都会回到老家奉化溪口。1949年,在退守台湾之时,他特地回到广州黄埔军校。溪口是他自然生命的起点,黄埔军校则是他政治生命的起点。这两种“回家”行动都富有象征意义。通过回到初生之地接通“地气”,抚平创伤,他又获得新的生命力,再次投入到严酷的政治斗争当中去。通过重临黄埔军校,他向黄埔军人再次宣示正统性,以便让他们死心塌地帮他守卫台湾。


图32 黄埔军校

“正统性”问题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蒋介石属于善于运用的一个。孙中山去世之后,胡汉民、汪兆铭都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孙中山的“正统”。1936年以前两广反蒋局面的形成,有赖于胡汉民的正统地位;胡汉民一死,陈济棠集团立即土崩瓦解。1938年底汪兆铭出走,实为蒋介石所乐见,这样他在党内就成了唯一正统。胡死汪走,蒋终于熬到出头之日。尽管在与中共的斗争中落败,蒋介石在对桂系的斗争却取得了“胜利”。桂系拥有较强军事实力,但与孙中山没有渊源,缺乏“正统性”,被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玩得团团转。这个集团在1949年全军覆没,并不完全是实力因素。

(注:文中日期无注明年份者,均为1949年;标橙色字体的处所,建筑尚存;本文借用了许多友邻所拍照片,统此鸣谢,摄影者ID见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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