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董经胜教授为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组织了《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新书发布会。柯裴此前担任秘鲁《商报》记者、驻北京记者站首席，长期关注中拉关系，随着两者政治经济关联愈深，也不断呼吁学术上的共享和比较，其本人2014年开始参与中国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接受秘鲁天主教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联合培养，此书便是她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布会还邀请到了现秘鲁驻华大使路易斯·克萨达先生，本书译者、前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文化参赞王世申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洁老师，各自表达了对中秘友好往来的认识和展望。
《隐形的社群：秘鲁的客家人》
全书围绕客家人移民在秘鲁社会的生存、融合和身份重建展开，时间跨度170年，就移民后代的生存现状，从家庭婚姻、饮食文化、经济社会关系等多方面进行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和秘鲁不同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其中第1-4章集中追溯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客家人到秘鲁的经历，群体从隐形、显形到融合的过程，行文及注解中可以看到完整的问题意识、研究史和解析路径，第5-6章则基于作者本人对客家家庭及其秘鲁籍后裔的访谈，包括一些会馆的资料档案，具体例示留存下来的客家人文化中尚未本土化的精神诉求，大量基于调查研究的文字转录和照片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通读全文，虽然似乎对中文的客家人先行研究采集不足、对访谈的质性研究没有展开（据闻正在筹划该博士论文全文翻译出版，我们拭目以待），但总体而言有几个突出的意义：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通过论文和节译，在秘中两国提出客家人这一议题，对双方都是填补空白的新知。一方面，秘鲁作为一个现代历史上多重混血的国家，一直在人类学、社会学方面重视移民问题，但此前的关注重点多在欧洲、非洲裔，有学者温贝尔托·罗德里格斯前卫地在20世纪70年代著作中提到中国人内部存在广府人和客家人的争斗，但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研究专注于此，但普通民众停留在“两广”（Cantón）概念，未及细分粤人、潮汕人、客家人和其他民系。中国方面，历来对海外华人群体更多关注东南亚、欧美而不太了解拉美地区，即使对古巴所知稍多，也很少提及苏里南、圭亚那等地的华人比例、政治高位，更不知道秘鲁华人后裔占到总人口的8-10%、约250万，在整个拉美地区极其特殊；有趣的是，大约由于前总统藤森的缘故，似乎秘鲁的日本移民认知度还更高一些。本书便是针对这些问题，一步步提取出“客家人在秘鲁”这一话题，提醒他们极少受到两地民众了解、关注、研究，重现他们融入秘鲁社会的历史过程，细节性还原多个个案，纪念客家人为形成今日秘鲁文化身份所做出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我们了解到客家人移民秘鲁有阶段性，而且与当时中国和秘鲁的某些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对于华人移民史，此前秘鲁人类学家罗德里格斯将1850-2010年间分为“四个阶段”，维尔玛·德碧琪则集中在1849年到20世纪初、提出“两次移民浪潮”。本书参考罗香林教授的观点，将19世纪中期进入秘鲁的客家移民放到客家人第五次移民浪潮的大背景中，并认为秘鲁是海外几个目的地国中比较主要的目标，标志着该民系向美洲移民的开始，前期可分为1849-1854、1854-1874、1874-1911年三大阶段，来源地主要为闽南和粤北，之后转移到珠三角、广东东南惠阳、惠州地区，最后变到广东南部赤溪、田头地区。当时的中国开始关注秘鲁，大环境在于经历了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出现契约华工贸易且中心从厦门（1844年）转移到澳门（1854-7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客家人与广东本地人家族械斗（1854-1867年），而秘鲁1821年独立，1849年颁布准许为期8年的契约华工入境的《中国法》，1854年废奴、发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在原始野蛮的“猪仔”贸易之后，李鸿章签署《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874年），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等大使陆续实地考察秘鲁，特使傅云龙也展开过拉美之旅；秘鲁一方的重要变化包括1856-61年限制华人移民入境，1860年接纳加利福尼亚华人，1909年议定书取消华工契约制、明确设定华人移民条件等等。可以说，客家人之为“客”虽然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但无不产生于重重危机之中，而选中秘鲁也是出于诸多历史机遇。
1872年台山六村张勤赴秘鲁卖猪仔契约书
在这个历史分期中，可以进一步勾划出客家人的动线和生存状态。最初的半个世纪，他们多采用日本-加利福尼亚-沿太平洋南下的路线，约1908年起又采取了另一条更长的路线，即从中国南海-印度洋-利物浦或里斯本-巴西马瑙斯-秘鲁伊基托斯、契克拉约，后来还有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入境。如果结合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客家人的分布范围在扩散中呈现某些特点，如有从事农业生产和采矿的传统，与善于经商的广东粤人有很大区别。
用作者的话说，面对异国的语言、律法和习俗，客家人一直试图进行“拟态”， 不仅忍受雇主的盘剥，大部分时候也没有反抗解放后的黑奴欺压，这在秘鲁前外交部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沙国之梦》里有具体的描述；而面对同胞持续的敌意，与粤人的争斗在出发前、登船时就已经是常态，因而又多将“隐形”作为自保的策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继苦力移民阶段之后，自由华人一代开始在秘鲁扎根，出现制度化的贸易行会、客栈、农场等，随后便是政治文化层面的党团组织、庙宇宗祠、子弟学校、墓地等，其中有客家人主导的“同义堂”“同陞会馆”，其文化遗产和精神特质逐渐凸显出来，尤其体现在婚姻、宗教和烹饪三个方面。许多华人移民群体选择同当地女性通婚、直接地融入秘鲁的社会关系之中，但客家人很少同非本家族女子结合，相反，很多女性跟随丈夫的脚步或经人介绍来至秘鲁，而且建立起强大的“母亲”“外祖母”形象，构建起以宗亲关系为纽带、文化代际传承的客家人社群，帮助造就了从“老中”（chino）到“杂交”（injerto)最后到“土生”（tusán）的形象变迁——随着时代的变化，“土生”一词不再是贬义，逐渐被当地语言和社会所吸纳，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指称海外中国人后代的新词。
宗教在华人融入秘鲁社会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华人移民中皈依天主教最多、最热情的便是客家人，在他们眼中，信主并不意味着立即放弃在中国的其他信仰，而只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之后生成深厚和真诚的信仰，焕发出虔诚的宗教精神和极大的行动热情，并在1898年联合催生“华人天主教夫人协会”组织信众并负责移民子女的教育。直至当下，天主教会一直将宗教作为连接方式，致力于培养华裔对于教会以及所在华人社区的归属感。
中餐馆更是一个文化涵化的典型案例。最初，华人的食材、烹调法（如处理种植园每日配额自煮的米和肉）、卫生观念为当地人所反感。1854年起，利马的华人移民开始在卡彭街附近集中，成为后来所谓唐人街的原型，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餐馆“Chifa”，中国厨师们因地制宜，根据秘鲁当地的流行风味和食材改进了烹饪方法，如加重口味、加大薯类肉类的比例，同时引进中国的食材以及调味料，如各式蔬菜、葱姜、豉油等等，创造了许多融合菜品。因此，中式烹饪逐渐获得了秘鲁社会的认可，chifa在成为各阶层都经常光顾的场所。客家移民有许多人经营秘鲁风味中餐馆，把客家饮食的特色融入粤菜并适应当地口味，如“弟弟中餐馆”，到近年甚至开始彰显客家特色，如不久前在利马开张的“客家菜馆”。
利马客家菜馆正面（柯裴拍摄）
最后，全书呈现了大量由移民史研究学者和移民者后代提供的一手资料，其中有很多来源于移民后裔、华人社团以及归国侨乡，并详细整合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移民亲历者和其土生后代的故事，涉及工作生意、家庭婚姻、语言风俗到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片段式主题的报告很好地佐证了前四章话题之细节，也全面勾勒出秘鲁华人社会面貌。能够发现，正因为采取了隐身的做法，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都很好地保留了下来。为了融入秘鲁社会，在外生活的中国移民都在努力扩大自己赖以生存的天地，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染上当地的色彩。幸运的是，如今秘鲁客家人身份已成显形，加上中国贸易、投资、将“一带一路”倡议自然延伸到拉美的现实环境，土生一代愿意恳亲、寻根、重塑关联，从某种角度上说，在寻找合力建设想象中的共同体。
总而言之，目前中拉关系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密切发展，也需要加强学术上的交流，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间的相互认知尽管在逐渐改善，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为此，柯裴女士的记者素养、访谈积累和人类学学术化努力尤其值得赞赏。移民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在秘鲁，华人移民话题讨论起步相对较早，然而资料和语言受限，话题和成果都较局促，即如谢宝山这样的客家人工商业巨头，也还没有较理想的个案研究；反观中国，海关档案、区域社会史研究、文化人类学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等如能结合秘鲁视角，都能挖掘出具体而深入的课题。可以说，本书的出版有利于发现对于两国而言都相对陌生的客家人社群，直接关系到中国和秘鲁对于各自文化身份的认同，借用汪晖教授的说法，“中国长期以来‘内生’于拉美”，而且摆脱了“殖民”的属性，互信和合作便有了新的空间。值此2019年纪念秘鲁华人移民170周年之际，中秘刚刚传递了“文明古国论坛”的接力棒，我们借此浅评，谨表对两国人文交流的美好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