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应邀在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卫生、国家和社会：从米歇尔·福柯到弗洛林·康德拉的医学史学史研究”的讲座。此次活动由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
詹姆斯·密尔斯（James Mills）教授是英国思克莱德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格拉斯哥卫生和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CSHHH）主任，英国艺术和人文理事会（AHRC）项目评审专家，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项目评审组成员，上海大学国家高端文教专家。其论文多次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刊物上发表。曾出版：Cannabis Nation：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in Britain, c. 1928-2008 （2012），Drugs and Empires： Essays in modern imperialism and intoxication（2007）等著作。
讲座伊始，米尔斯教授便指出：早期的史学界实际上对医学史并没有多大关心，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关注政治史，经济史等。在三十年前，米尔斯教授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上本科的时候，他们历史课程里还没有医学史这一课程。对医学史感兴趣的只有医生和医疗人员。过去对于医学进步的认知就是医疗技术越来越好、医疗机械越来越好。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医学史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史学家们开始把卫生史与医学史看做是政治史与社会史。
在医学史上有两个关键问题：（1）是什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医疗创新和变革？（2）关于广泛社会中的历史变革，医疗创新和变革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研究医学史的历史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医学史的发展来发现到底是什么东西推动了现在社会的医疗创新与变革。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关于医学器械、技术与理念发展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医务工作者发现新医学比旧医学好用吗？实际上其内在原因就是在于当时的医生与医学科学家不断使用检验当时的医疗技术，并且不断的改进它们。技术上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卫生事业。
举个例子，在19世纪的西欧，男性的寿命一般为40岁，女性为43岁；到了20世纪，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寿命已经显著增长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寿命一直在提高：米尔斯教授在英国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的调查研究显示，现在当地男性平均寿命为75岁，女性为80岁，这还仅仅只是平均寿命水平。从19世纪到21世纪，医学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在增长的时期，医疗技术手段也是不断的发展；注射器的问世就是一个代表新药物与新医疗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注射器的问世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典型发明。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医疗专业知识与医学发明之间有正向关系。越来越多的医生和科学家致力于与健康和医学相关的问题，而这些医疗技术和医疗系统的巨大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而这也就是那两个关键问题的来源：是什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医疗创新和变革？关于广泛社会中的历史变革，医疗创新和变革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科学研究在不断的发展、创新，自然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创新与变革。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则是医疗创新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着社会的转型。由于越来越多的多代同堂的家庭出现，政府也需要为老人与婴儿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于是医疗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医学的创新与变革，这反过来也就促进了社会的转型。
1月1日，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应邀在上海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卫生、国家和社会：从米歇尔·福柯到弗洛林·康德拉的医学史学史研究”的讲座。此次活动由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主办。
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医学
对于医学史，不同的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研究与探索方法。传统的医学史与外科史学家，这些人往往是医生或执业医师，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末期的时候，他们往往想要追溯自己职业的历史渊源。这些早期的医学史学家们致力于研究到底是什么推动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什么改变了医疗实践。
18世纪早期，预防药物（preventive medicine）尚未出现，而治愈药物（curative medicine）与缓解药物（palliative medicine）是否存在还是个疑问。预防药物是预防你得病的药物，治愈药物是当你的身体受到感染时，使你恢复健康的药物。缓解药物则是缓解你的症状的药物。这三种类型的药物从预防生病、治疗疾病再到缓解症状，他们形成了一个医疗系统。
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西方社会的医学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进步，这一系列的进步，始于疫苗的发明。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饱受天花的困扰，天花是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根据流行病学家的猜测，天花可能是从一种野生或家养动物的痘病毒演化而来。天花病毒非常的稳定，而且能够长期保持其感染性。典型的天花传播途径是通过飞沫传播，但是天花病毒也能通过已经遭到脓液污染的衣物、毯子等传播。在天花肆虐期间，欧洲的人口数量大减，直到后来人们发明了种痘技术，天花这一疾病才得以控制。爱德华·琴耐（Edward Jenner）对牛痘与天花的关系十分感兴趣，他曾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分析牛痘与天花之间的关系。他为了验证人接种牛痘虽然会不适，但是会使人拥有抵抗天花的能力。18世纪末期，爱德华·琴耐从一名挤奶工手上的牛痘疮中取出脓液，接种到一个8岁男孩的手臂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男孩身上出现天花免疫力。这一新方法名字是vaccination，也就是疫苗。疫苗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天花的致病率与致死率。直到50年后，天花被彻底消灭。
虽然预防药物已经问世，但是缓解药物尚未出现，于是这个时候，鸦片就承担了缓解药物的“工作”。鸦片曾被广泛的应用于缓解病人病痛。当时的人们认为：患者很多时候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并发症，如果能缓解患者的身上的病痛与并发症，患者所受的感染就会慢慢减弱，患者就会慢慢恢复健康。而鸦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缓解病痛的药物。几百年来鸦片一直被用作这类药物，因为它能让患者睡觉、休息、并能缓解病痛，一旦患者在病痛中存活的时间得以延长，就更有治愈的可能性。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福柯、后结构主义与医学
传统的医学史一般着重于技术与科学的问题，而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传统医学史、卫生史进行批判。他们开始争论医学不仅仅是一门致力于改善人类健康的良性科学。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是其中翘楚。米歇尔·福柯，法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一位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者，对文学理论、哲学与医学史的批评有很大影响。曾著有《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等。福柯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反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精神世界不可脱离社会生活；他反对康德主义的绝对理性与先验主义，不承认存在绝对真实的知识与概念。
福柯认为医学是为权力服务的一门技术，医学是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或特定的权力集团（社会中存在的特殊阶级）服务的。在传统的医学史研究中，医学、外科与精神病学等都被认为是致力于改善个人和社会健康的人道主义科学。换句话说，医生和科学家都是好人，他们试图让我们的生命更长、更健康。但是福柯对这种思想持否定态度，看到了国家对个体的干涉，但是没有看到判断是否健康的标准，判断是否完美的标准。实际上医学史不是简单的关于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和科学进步的故事，医学史是一个更加“黑暗”与复杂的学科。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一书中指出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社会产生的特殊现象。在中世纪，疯癫与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还是嗳昧的；但是到了古典时期，人们把疯癫看成一种需要用禁闭来对付的破坏力量和威胁。17世纪中期建立的巴黎总医院就是古典时代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巴黎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像是一个动物园。在这里，疯癫的人被展示、被参观；疯子被视作是动物而不是病人。顾客们付费进入医院之后，可以在医院内部随意走动，参观疯癫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疾病的定义也在变化，由于人们对医学的分类有了新的认识，疯狂不在被认为是与理性相对的，疯狂不再被“压制”。医院的疯癫的患者也解救除出来。疯子也不再被视为动物，被困在医院里给人参观。
此外，福柯细致地比较了军队，监狱，医院和学校的异同，可是不管有多少不同，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国家、政府的工具。福柯认为纪律，规训，惩罚，矫正，是一整套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一套行为方式在军队、监狱、医院、学校同样发挥效力。而当这种运作方式应用到整个社会时，就具备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强制力，即便缺乏“国王”这样的权力核心或代表人物时，它依然能够发挥甚至是更好的发挥作用。此外，政府之所以投资医疗服务，不是因为它想要人们更健康，而是政府想要人们更听话，想要人民依赖于医院，想要人民从医院中习得纪律、规则，变得顺从，听话，从而使得政府更好的控制人民。
因此，福柯认为医学与医疗技术实际上是政府的工具，他将医学与医疗保健、与控制与支配战略相结合，在此过程中，福柯引导历史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医学史是社会文化史，通过分析医学的历史，他们可以分析社会历史文化。
《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医学与帝国
正如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在其《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一书中提到的：“当欧洲帝国向全球扩张，欧洲医学也进行知识论与结构的根本转变”。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欧洲帝国主义。医学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帝国主义史，医学不应该仅仅被视为国家的工具，事实上，医学在与国家的密切合作中积极追求着自己的利益。
欧洲人进入美洲，发现了金鸡纳树皮，欧洲的医生从而发现了奎宁，这一可以治疗疟疾的药物。17世纪初，英国人进入印度的时候，欧洲的医院也随之进入。医院从进入印度一开始就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而服务。随着英国逐渐扩大其在印度的殖民地，医疗体制也在不断扩大，医院逐渐成为了东印度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在印度统治逐渐稳固，殖民医疗服务随着东印度公司权力的增长而发展，英国医疗人员的也成为了研究热带病的佼佼者。
在欧洲殖民史上，殖民医学是其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欧洲的殖民促进医学的发展，反过来殖民医学也促进并维护了殖民霸权。法国在殖民非洲的时候，自认肩负着文明开化的使命，而细菌学就为文明开化这一政治使命做了诸多贡献。1860年代，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主张病菌学说，创立巴氏杀菌法，并于1870年代培育出狂犬病疫苗，1881年培育出炭疽热疫苗等。此后，巴氏杀菌法与疫苗便成为了法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两大支柱。在法国殖民非洲之后，巴斯德的研究所也开到了非洲。巴斯德的研究所与殖民政府进行了紧密的合作，为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微生物学培训等等。巴斯德的研究所在当地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执行着殖民政府的文明开化的指令，维护着殖民政权的霸权。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上对于医生的质疑越来越多：“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怎么知道那瓶药水对我有好处？”、“我为什么要付钱给你？”……于是越来越多的医生、医学研究者以及在药房工作的人迫切希望成立一个专业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医生们不再愿意成为一个单纯的国家工具，他们希望拥有话语权，他们想要积极主动的追求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由此诞生。直到现在，英国医学会的主旨仍然是以医生为主体：“我们关心医生，以便于医生关心你”。
弗洛林·康德拉（Flurin Condrau）
自下而上的医学史研究
医学史学界对于病人的地位一直有所疑问，一方面，史学界一直有一个呼吁：把病人看做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其最终目的是依据病人的视角来改写医学史；另一方面，部分史学家认为病人实际上已经从医学叙述中消失了或者病人仅仅只是医学的副产品。
1985年，罗伊·波特（Roy Porter）发表了一篇名为《病人的视角：从下到上研究医学史》（The Patient’s View：Doing Medical History from Below）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罗伊波特清楚地表达了他对病人以及病人的历史的看法。他呼吁史学家改变传统观念，从“病人的角度”来重写医学史。罗伊·波特认为大多数的医学史都是关于科学进步、知识的故事，但是病人也同样重要，因为“一次医疗的相遇需要两个人”，医疗是病人与医生双向互动的过程。随后的一些研究也响应了罗伊·波特的号召，结合病人的病史进行了充分的实证分析研究。而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就曾发表过一篇《病人的视角》（The Patient’s View），但是除了名字类似之外，此文与罗伊·波特的观点几乎没有共同体之处：罗伊·波特认为应该进行根本性质的史学书写转变；而大卫·阿姆斯特朗的观点更加贴近米歇尔·福柯：认为病人是一种医疗构成，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虽然在罗伊·波特《病人的视角：从下到上研究医学史》一文发表之后，关于病人的历史书写似乎可以成为医学史的书写新范式，病人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康德拉认为主流史学并没有像罗伊·波特主张的那样，出现根本转变。此外，罗伊·波特这一著作虽然想要批判学术医学，但是实际上罗伊·波特还是强调了学术医学的主导地位。相较于罗伊·波特著作中提出的案例研究与各种新观点；康德拉认为阅读病人的日记、第一手的医院经历与自传体的材料，从病人的角度来感知医疗遭遇，更有助于对健康与疾病的历史提出不同的观点。
医学史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发展，从传统的体液说到现代的细菌学，再从以前专门的医学史再到如今研究医患关系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医学史在不断的进步。米尔斯教授在最后重新回顾了讲座开始时提出的两个问题：（1）是什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医疗创新和变革？（2）关于广泛社会中的历史变革，医疗创新和变革告诉了我们什么？再一次引导我们认识到大量的科学研究在不断的发展、创新，自然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创新与变革；医疗创新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了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医学与国家社会紧密相连，医学史也是社会史与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