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霸:循吏的巧伪者——读吕著笔记之一


黄霸

黄霸,西汉的名臣,班固的《汉书》将他编在《循吏传》中。“循吏”也就是奉公守法、清正廉洁的好官。《汉书·循吏传》上说黄霸年少时就学习法令,曾任郡中钱谷会计,管理的账籍清清楚楚,廉洁有名,深得上司的信任。自武帝末年起,执法更趋苛刻,昭帝即位后,还是仍沿袭着武帝时的旧规,唯黄霸采宽和之政而特立独行。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即位不久的宣帝下了一道全面颂扬他曾祖父汉武帝的诏书,令朝臣讨论欲给武帝上“尊号”配“庙乐”,群臣争相称颂,独长信少府(掌皇太后宫中事务)夏侯胜发表反对意见。他说:“武帝虽有驱四夷,拓疆域的功绩,但造成大批士兵和民众的死亡,国库也因此而空虚,民穷财尽,百姓流离,死亡者超过了一半,说不上有什么功德恩泽,不配上尊号、庙乐!”朝臣一致谴责他“毁先帝,不道”(大逆不道),有人揭发时任丞相长吏(相当于丞相府的秘书)的黄霸知而不报、偏袒附和,结果两人一同入狱,判为死刑。

在狱中,黄霸想跟夏侯氏学习《尚书》,夏侯氏怕牵连他而推辞,黄霸却引用孔子的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夏侯胜深为感动。于是,两人身陷囹圄,却“讲论不怠”。二年后,关东四十余郡地震,朝廷大赦,黄霸与夏侯胜被释,分别任以新的官职。这时,适逢宣帝求宽仁之吏,黄霸的仕途出现了转机,一帆风顺,先后任廷尉正、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职。尤其在颍川任上,史称“治为天下第一”,宣帝还下诏表扬他,说“颍川太守(黄)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遣,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此后,黄霸官秩连升,先是为太子太傅、又迁御史大夫,不久代丙吉为丞相,又封建成侯。《汉书》上说“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后世遂将他与当时的另一循吏龚遂并称为“龚黄”,视为循吏的代表。

夏侯胜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史书上称他“为人质朴守正”,观上文“毁先帝”一事,黄霸大约也像夏侯胜一样属于耿直而不肯说假话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耿直的循吏代表,明代史学家王夫之却说他是“多伪饰”(《读通鉴论》之四:汉循吏多求名伪饰),史学家吕思勉也说“黄霸伤于巧伪”,说汉自宣帝起,兴教化,求宽仁之吏,但也是自这时起“渐有离生活而言教化,以沽名誉,黄霸等实开其端”。(《秦汉史》)这当然也是有史料根据的。《汉书·循吏传》记有一则“鹖雀事件”,有点闹笑,现不避文繁,节录如下:

五凤三年,(黄霸)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户。霸材长于治民,及为丞相,总纲纪号令,凤采不及丙、魏、于定国,功名损于治郡。时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有耕者让畔,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弟弟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不为条教者在后叩头谢。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长吏守丞对时,臣敞舍有鹖雀飞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边吏多知鹖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后知从臣敞舍来,乃止。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

五凤三年,即公元前五十五年,某一天黄霸召集下属官员询问各地来京汇报情况的长吏、守丞时,原在京兆尹张敞府上做窝的“鹖雀”飞集到丞相府的屋上。据注释家的训读:“鹖”本作“鳻”(读音“芬”),两个字可通用,说它“体大而色青,出羌中,俗称鹖鸡”。总之,这是当时大家见过知晓的一种雀类。但黄霸却说它是神雀,便与大家商议,要将神雀飞集他府上的事奏闻于宣帝。

黄霸何以要把“鹖雀”说成神雀来上奏皇帝呢?原来,汉人都认同“天人感应”的观念,帝王们非常重视麒麟、凤凰之类的祥瑞之物出现,认为这是上天对他治理的认可与嘉奖。黄霸等正在向长吏、守丞询问地方上的情形,突然“皇天报下神雀”,这不是上天派下神雀以回报陛下的盛德吗?这不是对他黄霸治绩最好的肯定与奖励吗!于是,他把这个大家都熟知的“鹖雀”称为神雀,准备上奏皇帝,于是下属、长吏们也就不做声了,大家假装着都不识这个“鹖雀”。后来获悉这个神雀是从京兆尹张敞家飞来的,黄霸这才作罢。事后,长吏、守丞们都窃笑丞相仁厚有智略,却有点“微信奇怪”。

其实,这哪是有点相信神怪呢?难道他们都看不出黄霸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翻版吗?恐怕是碍于丞相的权势不敢直说吧?《汉书》上说黄霸“归颖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后八年,郡中愈治。是时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颖川尤多”。在他治理过的颍川,好几次出现过神雀之类的祥瑞之物。看了上文“霸以为神雀,议欲以闻”,“边吏多知雀者,问之,皆阳不知”二句,我们就知道所谓“凤凰神爵数集郡国,颖川尤多”,大约也是在玩“指鹿为马”之类的把戏!这一点,就连当时的严延年也看出是黄霸在弄虚作假。严延年时任河南太守,河南郡与黄霸治下的颍川相邻,有一年河南界闹蝗灾,而颍川郡却“娄蒙丰年,凤凰下,上贤焉”,严延年内心不服,又素来轻视黄霸的为人,有下属视察灾情回来,便开玩笑地问他:“我们郡里的蝗虫,是不是要等邻近的颍川郡的凤凰来吃呀?”无奈皇帝是喜欢且相信凤凰、神雀这类祥瑞之事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皇帝是信了,所以黄霸的把戏就不怕被人拆穿!

“鹖雀事件”是一个小插曲,而黄霸询问各地长吏的汇报的事也很有意思。原来,按汉的惯例:每年年终地方上要派遣官员到京城,将一年来地方上的人口、钱粮、盗贼、狱讼等情况向朝廷汇报,这称为“上计”,被派到京师执行“上计”工作的官员,称之为“上计吏”,此处的长吏、守丞都是来京师汇报情况的“上计吏”。有一天,黄霸召集了中二千石官员、博士等共同询问各郡国来京师汇报情况的长吏、守丞,叫他们把为民兴利除害完成教化的情况逐条汇报。黄霸是怎么听取汇报的呢?他大概是:能报告当地农民谦让田地界线,男女异道,路不拾遗,以及能举出当地孝顺子孙、贞节妇女人数的,列为一等,先上殿;虽然举出这些事,却不知其人数的,列为二等;说不出这方面政绩的,列在最后,只能向丞相黄霸叩头谢罪。黄霸虽未明言,心中却是希望他们也能举出这方面的例子。这句“丞相虽口不言,而心欲其为之也”写得最妙。

其实,这还是“鹖鸟事件”的升级版。前者是黄霸“图议上奏”,众人“皆阳不知”;后者是黄霸“虽口不言”,但到京师来“上计”的长吏、守丞们,只要看看丞相的脸色,就明白什么该说什么是不该说的。在这里,吕思勉先生就发感慨了,他说:“有手段的人,他要人家说的话,自然会有人替他说的,他要人家不说话,自然没有人敢说。他希望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造作出来,他希望没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人替他隐讳掉。我们只要看边吏多知鹖雀,问之皆阳不知,便可知道黄霸治郡时,所谓盗贼日少,户口岁增,是虚是实了。”(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2年,74页)


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

京兆尹张敞是看到了“鹖雀事件”,也看到了黄霸与郡国长吏、守丞汇报地方情况的问答,就上奏宣帝说:

臣敞非敢毁丞相也,诚恐群臣莫白,而长吏守丞畏丞相指,归舍法令,各为私教,务相增加,浇淳散朴,并行伪貌,有名亡实,倾摇解怠,甚者为妖。假令京师先行让畔异路,道不拾遗,其实亡益廉贪贞淫之行,而以伪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诸侯先行之,伪声轶于京师,非细事也。

按张敞的意见:京师应是首善之区,现在却用虚伪的做法给全国带个了坏头。在京师推行什么“让畔异路,道不拾遗”的教令,不仅无益于打击贪污淫乱,反把原本淳朴的社会风气也弄坏了;如果地方上也都学着京师的样子做这些虚伪的事情,那就弄得人人都弄虚作假、有名无实,这岂不把京师变成了首恶之地?这可不是小事情啊!看了张敞的上奏,宣帝总算有了醒悟:“嘉纳敞言”,派官员到场按张敞的意见再做训示。黄霸也为此觉得很惭愧。

有句话说:“读史不受古人欺。”其实,古人并不曾有意地要欺骗我们。就以《汉书·黄霸传》而言,作者一方面叙述了黄霸“治为天下第一”“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及其治绩,一方面也叙述了“鹖鸟事件”“询问郡国长吏守丞”等史实;前者是史事的正面,后者是史事的另面。读史者只要把正面、另面联结配合起来,史事的真相就可以窥见个大概。要知道,史书里记载的史事的另面,可是古代史家苦心留给我们的真史料,这是古代史家“最堪矜愍和使我们感谢的苦心”(吕思勉语)。或问:作史者何以不明明白白地写出黄霸的“巧伪”呢?还是吕思勉先生说得好,他说:

大抵人有两种:一种是远听的,一种是近看的。声名洋溢的人,往往经不起实际的考察,在千里万里之外听了,真是大圣大贤,到他近处去一看,就不成话了。但是社会是采取虚声的,一个人而苟有手段造成了他的虚名,你就再知道他是个坏人,也是开不得口。不但开不得口,而且还只能人云亦云的称颂他,不然人家不说他所得的是虚名,反说你所说的是假话。俗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作伪的人,岂真有什么本领,使他的真相不露出来?不过社会是这样的社会,所以这种人的真相,虽然给一部分人知道了,却永远只有这一部分人知道,决不会散布扩大出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74-75页)

一句“社会是采取虚声”的,把人的局限全揭示出来了。回到上面的“毁先帝”事,黄霸原也是一个“质朴守正”、不肯说假话的人,何以后来做出这些弄虚作假的事呢?身陷囹圄的那两年,他会不会也悟出一点“教训”——不顺着皇帝的旨意去做,怎么会有好果子吃呢!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是会变的,谁知道呢!时至今日,有读史者疑心“鹖鸟事件”是张敞有意为之,其上奏宣帝,无非是担心京师治理如果像颍川那样,他张敞相比之下有何“德”何“能”呢?事实上,地方治理的声誉盖过了京师,而京兆尹的脸面已经不知置于何处了(吴礼明:《汉书精华注译评》,长春出版社,2008年,268页)。其实,张敞上奏即便出于妒忌和私心,也不能为黄霸的弄虚作假开脱!“明明是现状下所不能为的事,你却要叫人去做,人家也居然会照着你的话去做,这不是作伪还是什么?”(《中国政治思想史》,75页)王夫之《读通鉴论》有一条“汉循吏多求名伪饰”,专以宣帝时的循吏说事,如此看来,宣帝时官场里的弄虚作假并非个案。吕思勉先生说:像张敞“这种综核名实的精神,自元帝以后莫之能行,以至亡国”。所谓“乱我家者,太子(元帝)也”,人们往往说西汉的政治坏于元帝,实在其源头于宣帝时已现端倪。如此说来,不是古书、古人要欺骗我们,而是我们总是喜欢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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