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承载民族历史积淀和灿烂文明的“九说中国”系列丛书。丛书每辑有9本，每本均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素有研究的学者，从最能代表中国气质、中国气象、中国气派的人物、事物、景物、风物、器物中，选取若干精彩内容，以描述华夏传统的不同侧面，向读者传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九说中国”丛书中，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郭永秉所著的《九个汉字里的中国》是该丛书中偏学理性的一本。书中精选九个汉字，将古文字作为管窥中华文化的信息库，告诉读者：古文字究竟是怎样被认出来的？学者们又是如何把它们逐个“考”出来的？
11月8日晚，杨浦区国权路志达书店举行了“悦悦沙龙”第238场活动，本次活动以“古汉字是怎样被认出来的”为主题，邀请《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作者郭永秉，为现场读者分享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他如何通过破解古汉字的“密码”来体悟华夏文明精髓。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书封 本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及志达书店供图
古汉字是一种需要被解码的符号系统
1980年出生的郭永秉谦虚地称自己是“地道的‘半路出家’”，表示自己并非古文字学科班出生。虽然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却得以让他站在“局内”和“局外”两个视角来观察古文字学的发展。
根据人们以往的刻板印象，古文字学常被视为濒临失传的“冷门绝学”。其实不然，随着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中心建立了与古文字研究相关的专门网站，并保持着成果的不断更新，古文字学的受瞩目程度正在逐渐提升，甚至有成为“显学”的趋势。与此同时，郭永秉也承认，古文字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是外在的——新出土材料的不断应对；另一种是内在的——学科方法范式的转变。”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汉字是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墟甲骨文。中国的汉字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但却有个独一无二的特质：连续发展。汉字自形成体系后发展至今，中间发生很多流变，但其使用从未中断。因此古汉字可谓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那么，古汉字是怎么被认出来的呢？
在郭永秉看来，古汉字作为现代汉字的源头，是一种符号系统，只有经过解码才能读懂。而我们要“读懂”的，不单单是一个字，而是字所组成的语言。“就像我们学外语，有时候单个单词都认识，但放在一起就不理解了，正是因为不懂得单词背后的‘语言’。因此，我们阅读古汉语的困难，并不是在于单个的字，而往往在于读懂古人的语言。”
古汉字的解码方式有几种。“第一种是早期解读甲骨文的‘看图说话’，是最简单的；第二种通过与后代汉字的纵向联系，找出其后来的位置；第三种是分析字形结构，找出解读的途径；第四种是靠语句‘卡死’缩小范围来确定。”他介绍道。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种解码方式并非可以解码所有的文字，有的文字无法用任何一种方式解码的，就被称为“死字”。如甲骨文中发现了四千五百多个字，其中被成功解码的只有一千五百个左右，还有三千个左右没有被解码。
就第一种“看图说话”的解码方式，郭永秉做了具体的阐释。他表示，很多古文字都脱胎于图画，普通人都能较为容易地辨认出来。但是这也取决于观察者水平的高低，水平高的人能更轻松地认出一些字来。比如在对早期的甲骨文的研究中，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就能轻而易举地认出了一大批古文字。据郭永秉介绍，这种图画性汉字在原始的符号系统里是很普遍的，但随着汉字发展逐渐步入现代化，“象形”汉字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看图说话”是一种较为直观便捷的汉字解码方式，在这里不得不提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该著作原文用小篆书写，保留了最完整的一套传抄小篆系统。全书共分540个部首、9353个小篆，还包括每个小篆的读音、字义、结构，逐字解释字体来源，成为沟通古今文字的桥梁。后代做古汉字研究的学者大都依据《说文解字》所收录的古文字字形，才得以对古汉字进行深入的考证和认读。
“如果没有《说文解字》，释读古文字的难度将陡增。《说文解字》是中国一等一重要的原典，东汉许慎对中华文明传承的功绩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郭永秉感慨道。
汉代人对篆文较熟悉，真正难认的是战国文字
汉代人不仅能认西周金文，还能看懂西周的一些铜器铭文。为了证明这一点，郭永秉举了个例子：“汉宣帝时期，陕西美阳挖出一个鼎，许多人表示这个鼎应该被放在宗庙里祭祀。精通古文字的张敞读了鼎上的文字后说，该鼎是西周的一个君王赏赐了一个大臣一套礼器（车马器），大臣感激王的恩宠，因此在鼎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个鼎不适合放在宗庙里祭祀。”
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甲骨文是最难辨认的早期汉字，对此郭永秉表示质疑。他说，甲骨文不重复的单字四千多，真正知道音读和意义的有一千左右，虽然没能辨认的字还有很多，但绝大部分是祭名、地名、人名等，并不会对我们解读甲骨文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真正难的，是战国文字，也就是东方六国的文字”，郭永秉认为，“文化、政治地缘的分裂，造成汉字的地域区别度在战国时代达到顶峰。很多关键性的文字迄今未释出，有些关键性的文字没找到。六国文字可以说是汉字序列中旁逸斜出的一支‘奇葩’。”
下面这个字就能证明战国文字的生僻性。
这个字在甲骨文、铭文里都没有记载，在后代的文字里杳无踪迹，只出现于战国时期。学者们做过很多猜测，但依旧没有答案，等到出土文物即资料越来越多后，这个字的秘密不攻自破——“一”。
“为什么‘一’字是这样写的？古文字学家们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郭永秉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也曾表示，“战国文字之出乎意料，就是你做梦都想不到”。
在学者们啃生僻字这块“硬骨头”的时候，难免会让古文字研究陷入瓶颈，这时候有哪些材料能够提供灵感和启发呢？郭永秉提到了一个叫做“三体石经”的东西（如下图）。这个石经是在曹魏时期雕刻的，刻有《春秋》和《尚书》，还有部分《左传》。其最大的特点是，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对照着刻了三遍：古文、小篆、隶书。其中的“古文”字形十分珍贵，记录了汉代一些学者对古文字的整理。因此，有人把“三体石经”叫作东方罗塞塔石碑。
“三体石经”
一些学者对这块在汉字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碑做了总结性工作。五代、宋初，郭忠恕和夏竦分别编撰了《汉简》（引用《三体石经》古文有122字）和《古文四声韵》（引用石经古文亦达114字）。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对古文字做大规模的总结工作，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郭永秉说，一些既有意又有音的意音文字可以让我们在没有后代的文字与该古文字对应的情况下，根据一般的形声规律去分析它。比如水旁、糸旁，一般是表意的偏旁（形符）。比如咅旁、工旁、皇旁，一般是表音的偏旁（义符）。但是非常规构字在古汉字中是非常多见的，有时会造成“测不准”。
比如“锦”与“棉”两个字，“锦”是一个左声右形的字，金旁是它的声旁，帛旁是它的形旁。而“棉”就比较复杂了。古代只有丝棉，按理说应该是绞丝旁右边一个帛，但后来从西域传入了木棉，所以就把绞丝旁改成了木字旁，保留了右边的帛，所以“棉”读音同“绵”，是左形右声字。
古文字释定两原则：字形和文例
古汉字应该如何释定？对此，郭永秉现场介绍了两个原则：字形和文例。字形的古今序列要能够最大程度地完整解释、串联，这是本体性工作，是基础；文例，即语言本身，也是证据链的一环，未识字在各个文例当中要都能明白地讲通。所有的成功的古文字的考证，大多都贯穿了这两方面的工作。
郭永秉举了一个他曾经考释的例子。当时在战国文字里有这样一个字，大家都不认识。
要想释定该字，首先是“看图说话”。也就是使用第一原则：根据字形来判断。这个字很像“叉腰”的动作，因此猜测这个字是“腰”字。
第二步是“定点”，即在文献中找到这个未释读的字来明确其意思。比如在甲骨文中，“腰”通“夭”，意思是“早逝”。
在金文中，这个字恰好在《说文解字》里有，是“旗子”的意思，此外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也能发现这个字。
郭永秉同时也提醒，古文字的认知，也有其偶然性。“关键性证据出现的早晚，对考释文字的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没有决定性的关键证据出现时认出古文字，靠的是先见之明。在决定性证据出现之后，很多字是不需要专门考释的，除非一些字的结构还需要解释。”
战国竹书的大量发现，推动了“大规模识字”。改变了传统认字的方式。但是，面对“可认的字都认完了，认不出的字也就认不出了”的窘境，目前的古文字研究该如何寻找出路？对此，郭永秉希望将古文字学彻底还原为工具，让工具变得可得，回归到语言、思想、历史、文化、制度层面上。“除了认字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一方面做好与其他学科的对接，另一方面做好古文字学的普及工作，把我们的研究工作与提高大家对汉字的认知水平联系起来，这也是我认为专业研究人员所负有的一种重要责任。”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