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发现神会和尚的敦煌文献开始，近代中国禅宗史研究的开端就奠基在“禅宗新材料”的发现之上，从而对过去由传统《灯录》建构的禅宗史进行批判和修正。但是除开“新材料”的使用之外，如何从传统禅史材料中挖掘出新的研究视野，乃至运用现代学科的各种新方法去处理禅史的各项议题，也一直是禅史领域的学者们努力突破的方向。例如陈垣先生的《清初僧诤记》就是植基于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氛围下而作的明清之际的僧诤研究，其中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则与时代危机密切相关。
10月11日-12日，由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禅史学者，在上海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禅籍研究的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的工作坊，试图对未来汉语禅史研究在“新材料、新视野与新方法”的研究取向作出一次集中的讨论。本次工作坊是由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禅文化研究中心与台湾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浙江理工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上海宝山永福庵协办。
与会者合影
明清禅史材料的新发现
重新发现“清代禅宗”，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论题。在过去的禅宗史研究中，一般都比较关注唐宋禅宗史，认为唐宋为禅宗兴盛期，相对而言比较忽略明清禅宗史。事实上，不了解明清，即难以理解民国佛教与今日之汉传佛教，因此，对明清禅宗史的考察可以更加让我们清楚了解今日汉传佛教的现况。
在明清禅宗新材料的发现方面，台湾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近年来推动的“近世东亚佛教的文献与研究”计划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目前共收录了明清藏外文献250余部。明清之际刊刻流通的《嘉兴藏》作为民间的刻藏事业，刊刻过程相当漫长，而且缺乏完整有效的统计和整理，因此相当数量的明清禅宗文献目前仍未得到有效的发掘与整理。与此相对应的，清代禅宗史长期以来也由于学者的忽视与文献散佚的原因，许多重要的论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讨论。
著名学者黄绎勋教授（台湾佛光大学，《汉月法藏珍稀文献选辑研究》）在本次会议上重点介绍了她对明末汉月法藏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工作。汉月法藏作为晚明重要的禅僧，以及他门下弟子所代表的三峰派，在明清禅宗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因为雍正帝对三峰派的打压，导致汉月法藏的著述大多湮没。黄绎勋教授介绍了她对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西园寺发现的汉月法藏的重要著作——《於密渗提寂音尊者智者传》所作的研究。这部著述是汉月法藏对于惠洪觉范《智证传》的提唱，也是明末禅林对于宋代“文字禅”传统的激活，也使得明末三峰派与天童派围绕教、禅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直至最终分裂。黄绎勋教授目前已经出版了《汉月法藏禅师珍稀文献选辑（一）》，后续会陆续推出所发现的汉月法藏的其他相关珍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信这些文献将会极大地推进明清之际禅宗史的相关研究。
成庆（上海大学，《<天童直说>与密云圆悟、汉月法藏论诤再考》）通过新发现的密云圆悟撰述的《天童直说》，试图厘清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最终师徒反目的经过。密云圆悟作为晚明临济正宗的代表，虽然一方面试图“笼络”汉月法藏的三峰系，但是对于汉月所倡导的教、禅不离的“临济宗旨”则表示极为强烈的反对。《天童直说》中收录了密云在汉月晚年时期的通信，而成庆则指出汉月在崇祯七年写给密云圆悟的信是汉月与密云最终决裂的关键转折，《天童直说》中收录的“后录”呈现了密云与汉月决裂的一些历史细节片段，汉月法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捍卫“五家宗旨”立场，不惜与密云圆悟及其所代表的临济宗正统彻底决裂，让三峰一门陷入了非常尴尬的道统困境，也埋下了皇权介入天童、三峰僧诤的远因。从禅学思想史角度而言，汉月揭橥的明代禅宗思想困境问题无法得到延续性的思考与讨论，而清代禅门则继续着“反对文字”与举扬“棒喝”的禅林传统。
在新材料的发现方面，释法幢（台湾佛光大学，《明清禅籍的刊行与入藏——以硕揆禅师现存<语录>为例》）对于康熙年间三峰系的《硕揆禅师语录》研究也极大丰富了明清之际禅宗史的研究。《硕揆禅师语录》收录有硕揆禅师写给他人的四百七十多封书信，由于硕揆禅师是三峰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当时的士人群体互动频繁，也可以借此尺牍书信梳理清楚三峰系在清代的发展情况。而虞桑玲（上海古籍出版社，《<天童寺志> 版本源流考》）对于明末以降刊刻的五个《天童寺志》的版本内容作出了详尽的考察，从编撰者以及收录的内容方面，也可以观察到明末士人群体与天童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情形。
会议现场
禅史里的解经学和圣徒传
禅宗史上的主要文本为“语录”，但事实上禅宗一开始仍然是和佛教经典紧密联系的，如《楞伽经》与《金刚经》，但是由于语录的兴起和禅宗对于经典的态度逐渐转变，使得在禅宗史演变过程中，佛教经典的角色也随之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
著名学者龚隽教授（中山大学，《中古禅学史上的<维摩经>》）在本次会议上介绍了对于《维摩经》在禅史中角色转变的研究。他认为，《维摩经》在初期禅的发展中虽然不如四卷《楞伽经》与《金刚经》那么鲜明地具有宗派标志意义，却细致入微地渗透到禅门思想的许多面向。中国禅宗进入所谓“古典禅”阶段后，初期禅门所注重的“方便通经”逐渐为“语录”“机缘问答”所替代。这一问题其实也和另外一个禅宗史的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禅宗内部对于禅、教关系的认知问题，这也是晚明之际汉月法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这些“非典型禅僧”与丛林正统之间产生矛盾的另外一条理解线索。
在龚隽教授的论文中，他还分析了《维摩经》在“初期禅史”中对北宗、保唐系以及南宗禅法中的影响，而《维摩经》在“古典禅史”时期在禅门中更多表现于不立言说的一面，因而对《维摩》的应用也特别强化了经中静默主义的观念。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禅宗的灯史，是现代禅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前提假设，无论是胡适对于神会和尚与惠能大师的研究，都是通过“历史”来消解灯史的道统观念，不过现代的禅史研究却不强调对道统的消解，而是试图通过新的研究视野与角度重构灯史所流传的圣者形象，从而只是呈现历史形象的建构过程，而不带有早期禅史研究的历史批判性格。
菩提达摩的历史形象并不清晰，却依然被尊为禅宗“东土初祖”。实际上，作为“虚构的达摩”一直在推动唐代禅思想的发展。蒋海怒（浙江理工大学，《菩提达摩的四种人生——唐代禅宗史里的想象力之案例分析》）仔细考察了百年来国际禅学界针对菩提达摩的考察史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想象菩提达摩”主题下，勾勒出唐代禅僧创造出的四种菩提达摩：游化僧、大量禅文献的伪撰者、东土及印度的祖师，以及作为解脱依据的性灵。我们需要被激发去思考：“想象菩提达摩”如何成为了唐代禅思想发展的动力，不仅塑造出各种形式的菩提达摩形象，流动的想象力也主动构建出禅宗思想的历史。“想象菩提达摩”，不仅意味着“想象的思想性”，而且更进一步揭明了“思想的想象性”。最终，在对“祖师西来意”的当下追问中，“历史的”菩提达摩的容貌、家世、师承、游化事迹已经不重要了，修行者“心”是与达摩之“心”合一，这是“身与心”、“物与我”、“历史与现实”的统合，是“祖师”与“主人公”的相逢。“想象菩提达摩”也使得他最终来到了每一位禅僧的心里——以恰如其分地满足禅宗“以心传心”宗旨的方式。
李迎新（中山大学，《由凡而圣的惠能形象——围绕其主要传记文本的考察》）则同样对惠能这位禅史圣僧的形象建构问题展开了考察。作者通过对契嵩本、宗宝本、惠昕本、法海本《坛经》的考察，认为各个版本的编撰者都通过不同的叙事文体来试图表达他们所意图构建的惠能形象。
江泓（暨南大学，《从历史史实到宗教观念——重设禅宗史料解读重心之探讨》）则通过惠洪觉范在《禅林僧宝传》中如何叙述“矮师叔倒屙”的公案，来分析禅史叙述中“历史维度”与“宗教维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标明传统禅史史籍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先行”的色彩。
禅宗清规与政治、制度之互动
禅宗丛林作为重要的宗教组织，以何种原则与制度来组织僧团，是禅宗历史上不断演化的重要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佛教戒律进入中国之后与本土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与磨合。如何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禅史，也是未来禅史领域的一个可以寻求突破的切入口。
李忠达（台湾东海大学，《元代禅宗清规中祈禳仪式的标准化历程》）运用美国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提出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理论，考察了元代禅宗的清规发展过程中祈禳仪式的标准化历程。他指出，在元代，国家权力透过清规体例和节日礼仪的标准化，被标准化的清规已颁布到禅、律、教寺的佛教丛林，为住寺僧人所恪守。仪式化的定期祝祷成为出家生活的一部分，皇帝藉此分享了佛陀的神圣性，而禅林则在不断重复的念诵祈福中，成为支持皇帝统治的力量。
张文婷（台湾佛光大学，《〈百丈清规证义记〉看清代中期佛教与政治之互动——以<祝厘章>和<报恩章>为中心的考察》）以清代仪润源洪所著《百丈清规证义记》卷首的〈祝厘章〉与〈报恩章〉为考察对象，重点考察了仪润如何通过《证义记》来建构丛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祝釐”与“报恩”来协调丛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祝釐”是禅林中为皇帝“祝延圣寿”的仪轨，而在《证义记》中甚至出现了祝“皇后千秋”的表达，这更加反映出仪润在注解《百丈清规》中的政治考量，也让我们对于清代中晚期佛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了非常直接的了解。
曾尧民（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传佛心印在天台——以幽溪传灯为主的探讨》）根据幽溪传灯《天台传佛心印记注》、《幽溪文集》所收《天台祖庭元旦礼文序》、《天台祖堂小宗题名记》等文，分析了幽溪传灯如何为了建构天台传承谱系，而重新注释《天台传佛心印记》。虽然此文的研究对象是针对明末天台谱系的问题，但事实上，禅宗谱系与天台宗谱系的建构都具有非常高的相似性，而且彼此都存在传承的宗旨与根据问题的阐释困境。
禅宗文献的整理与多元化阐释
在禅宗史研究中，基本文献的整理仍然是一项非常基础而重要的工作。文献整理不仅能够为佛学研究提供可靠的史料参考，从中亦能解读出佛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面向的思想面貌与时代特征。
林欣仪（台湾佛光大学，《六朝唐宋时期天台与禅宗典籍中“禅病”一语初探》）从晚明汉月法藏《于密渗禅病偈》与无异元来《博山参禅警语》中的“禅病”一词的用法为引子，回溯考察了唐宋以后的“禅病”概念变迁。这种以“关键词”为主题的研究方法比较接近思想史中的“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概念史的梳理同样面临一个阐释学的困境，那就是如何还原“关键词”的语境（context）问题，这也是与会代表在讨论时所提出的质疑。
《宗门武库》和《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是代表大慧宗杲禅学思想的重要语录。陈进（西南政法大学，《<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上卷与<宗门武库>对勘研究》）对《杂毒海》上卷和《宗门武库》中的 81 段文字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对勘研究。虽然大慧宗杲是宋代禅宗史上的关键人物，但是对于其基本文献的整理与梳理，国内仍然不多，尚缺乏非常经典的研究成果。
邱怡瑄（台湾大学，《南浦文之（1555—1629）诗文集中的佛教视野与文化中介》）主要以日本宫内厅书棱部所藏的庆安二年（1649）中野道判刊本《南浦文集》，与鹿儿岛大学玉里图书馆馆藏写本的《南浦文集》、《棹歌》、《戏言》等文献进行互相补正，考察各版本呈现的南浦文之思想与生活风貌。文章指出，刊本系统的《南浦文集》 更集中地展现出他出仕任官的公务面向，也即他身为僧人却必须面对处理的“世情” 一端，但在写本系统中，南浦文之则表现更多对修行生活的怀念与向往，有更多内向的反省。作者进一步说明南浦文在近世江户学术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东亚佛教交流史中的地位。
另外，释自孝（台湾佛光大学，《晚明宗教融合现象之探研——以〈天台山方外志〉为主》）以《天台山方外志》为主要讨论对象，对晚明宗教融合现象的形成原因及相关例证进行了相关的研探。
本次会议中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的一篇论文为徐怡（浙江理工大学，《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与禅》）从科技哲学的视角所进行的研究，她在文中探讨在当代意识科学发展中，佛教心学为意识科学第一人称方法引入的新的视域、资源和启示。作者将之概括为五个方面：以止、观为基础范式的佛教禅修体系为建构意识科学的第一人称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资源；自证等佛教心识结构理论为意识体验的第一人称自我揭示何以可能给出了理论响应；佛教禅定中，存在描述纯粹意识状态的大量记述，这为理解意识本性给出了一个深厚的东方视角，而如果纯粹意识与意识内容是可以分离的，那么这也为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借鉴研究异常意识状态的病理学方法论，认知神经科学对禅定状态的神经相关物研究拓宽了意识科学的研究领域。虽然西方学术界在意识哲学、脑科学与禅学领域研究方面作了非常多的跨学科尝试，但是国内禅宗研究仍然主要沿用传统的文史哲研究方法，少有自然科学与禅学研究的关联研究，对于这篇文章的讨论也是本次会议当中相当热烈的一幕。
附记
随着汉语禅学学术界对于欧美日禅宗研究的引介与熟悉，加上两岸禅学研究的频繁交流，以及年轻一代禅学研究者的成长，中国大陆的禅学研究目前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过去引介式的研究模式逐渐扩展为更为专业化的文献整理与多学科研究视野的采用，也意味着历史学科中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也同步影响到禅史研究领域，这也是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感受最为强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