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朱迪丝·莎兰斯基，1980年出生于德国，主修艺术史与传达设计。2006年出版印双字体集《我爱断折字体》（Fraktur mon Amour），一举拿下多项设计奖；2008年出版第一本文学作品《蓝色不适合你》（Blau steht dir nicht），描述一名女孩对出海远航的憧憬；而这一本《岛屿书》（Atlas der Abgelegenen Inseln）凭其出色的文字和设计为她带来了2009年德国莱比锡书展“世界最美的书”金奖、2011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设计奖及2011年全球红点传达设计大奖。在该书中，朱迪丝描述了五十多座我们未曾到访也可能永不会游历的遥远孤岛的故事。本文摘编自该书前言，由澎湃新闻经浦睿文化授权发布。
我是从小看着地图长大的。作为地图儿童，我从来没有出过国。曾经有个与我同班的女孩是在赫尔辛基出生的，她的儿童身份证件上确确实实是这么写着的，这真让我觉得难以置信。赫-尔-辛-基，这几个字在我眼里成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钥匙。直到现在，每当遇到出生在比方说内罗毕（Nairobi）或是洛杉矶的德国人，我还是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惊讶之情，觉得他们不过是在吹牛而已。他们干脆说自己是从亚特兰蒂斯、图勒（Thule）或者黄金国（El Dorado）来的好了。我当然知道，内罗毕和洛杉矶都是真实存在的地方。这些城市都能在地图上找到。但是，他们真的到过那里，甚至还就是在那里出生的，这一点我依然无法理解。
我反正也去不了的那些真实存在的地方幻化成地图上的线条、颜色和地名，很有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这么喜爱地图册吧。当一切都改变，当我们终于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当我出生的国家——连同把它勾勒出来的边界和人们心里感知到的边界一块儿——都从地图上消失了的时候，我对地图册的喜爱仍旧不减丝毫。
我早已习惯了在地图册上进行指尖旅行，在父母家的起居室里征服遥远的世界，轻声念出一个个陌生的地名。《大众地图册》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本地图册。它同其他每本地图册一样，都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明白无误地体现在书里那张占据了两页篇幅的世界地图上。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一个在右页，一个在左页。在那上面，两个德国之间没有围墙，没有铁幕，只有两张书页之间那条白晃晃的、无法消弭的折合缝。在联邦德国的中小学里，地图册上的民主德国只是临时的，它的边界是用虚线表示的，上面覆盖着“SBZ”（苏占区）这个神秘的缩写。这个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是因为我后来有了一本进口的《迪尔克地图册》（Diercke），手捧它背诵着祖国的山川河流，在那上面，祖国的领土范围比原来扩大了一倍有余。
有一种地图对自然地带不进行什么行政区划，只在超越一切人类划定的边界之外对它们加以比较，这类地图告诉读者的信息要多得多。自然地形图上，陆地的颜色可以从平原的深绿一直变成高山的红棕，或是极地的雪白，而海洋则会显出深浅不一的蓝色——比起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色彩的变化更加崇高。
当然，这些地形图也通过无情的概括驯服了自然的野性。概括的做法降低了真实地理的多样性，用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取代了现实的多样性，并且决定着是否几棵小树就能表示一片森林，抑或把某处人类足迹登记为小径或是乡间土路。就这样，地图上高速公路的宽度往往与比例尺相矛盾，德国的一座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和中国的一座相同规模的城市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正方形表示，北极的某个海湾同太平洋的某个海湾看上去一样蓝，因为它们的深度相同。而北冰洋海湾中耸立着的冰山则干脆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图是抽象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尽管地图的测绘可以做到十分客观，可地图依旧无法提供现实百分之百的真实写照，它只能对现实进行某种大胆的阐释。
地图上的线条证明了自己才是真正的变形艺术家。它们是由经线和纬线所组成的冷静的数学网栅，将陆地和海洋无一例外地囊括到交叉的网格之中。它们还是有机的等高线，描绘出山脉、河谷和深海的样貌，并在阴影线的帮助下让地球拥有自己的外形。
地球仪自然要比地图册上的一张张地图更加符合地球的本来面貌，它在少男少女的房间中散播着一种对异乡的憧憬之情。而球状的形态却既完美又尴尬。地球的这种无依无靠的形态没有边界，没有上下之分，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总是有一面藏在暗处。
地图册则正好相反。地图册上的地球是多么平坦，多么让人一目了然，就像从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想当然的那样。直到地理大发现蓬勃开展，地图上那些未曾被探索过、孕育着希望的白色区域才得到各自的形状和名字，而从前世界地图边缘上的那些嬉闹的海妖、奇异的怪物也随之消失不见。
人们想要一览无余地将整个世界尽收眼底，而这个愿望无法得到满意的解答。地球的一切写照都是走样的，要么距离不对，要么角度不对，要么面积比例不对。比如说，有一种世界地图没有角度变形，其面积变形简直大得离谱，世界第二大的非洲大陆看上去就和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一样大。而事实上，格陵兰岛的面积仅为非洲的十四分之一（绘制此类地图采用的是等角投影法—译注）。要同时以精确的比例、距离和角度在平面地图上绘制地球不平坦的表面，根本就不可能办到。二维的世界地图本来就是一种妥协，它让地图绘制成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介于不合理的简单化抽象和出于审美目的挪用面积这两者之间。
几年前，教我字体排印学的教授给我看了一本藏在她那巨大而结实的书柜里的大开本书。它光滑泛黄的每一页上都画满了几何图形、十字、小框、单线、双线、三线、虚线、实线、浅色字、斜体字、装饰字、缩写、箭头、符号、水彩色域和最精巧的线影。在这里，制图学这部小说的全体主角都被列了出来，都排练了一遍，就连黑白条纹的边缘和比例尺表也包括在内。有些地方，用笔画出来的线条并不是那么流畅；还有些地方，线条如此完美，仿佛根本不是出自人类的双手。这本书是1887至1889年间，一位法国制图员在学徒期所绘制的全部地图的精装本合辑，正如封面上装饰感强烈的大写字母所透露的那样。
在书后面的衬页内，我还发现了一张单独的、尺寸稍小的纸。纸上画着一座小岛。纸被框了起来，连同左下角那道画出来的假折痕。但这页纸上既没画比例尺，也没写文字。这座没有名字的沉默岛屿上，耸立着一座用水彩画出的巨大棕色山脉，山谷底部有几个小湖，河流蜿蜒曲折地寻找着入海的道路。而海洋，则仅仅用岛屿海岸线的蓝色轮廓暗示出来。
当时我就想，那位制图员在开始绘制大陆之前，一定得先练习绘制岛屿。突然间，我恍然大悟，岛屿其实就是微型的大陆，而大陆也无非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岛屿。这一块边界分明的土地十全完美，而同时它又是失落的，就像那一页画着岛屿的孤零零的纸片，同陆地的所有关联都失落无考了。世界的其余部分就这样被隐瞒了。我再没见过比那更孤寂的岛屿。
事实上，不少岛屿都远离大陆，它们被框进一个小框，蜷缩在整张地图的角落处，有自己单独的比例尺。就这样，岛屿成了陆地的注脚。然而，比起广袤无垠的大陆，小小岛屿却有趣许多。
像复活节岛这样的岛屿究竟是否地处偏远，这本来就只是视角的问题。这个岛屿的原住民拉帕努伊人（Rapa Nui），把自己的故乡称做“世界的肚脐”（Te Pito Te Henua)。在没有尽头的球状大地上，每一点都可以是中心。
只有从陆地上看，这种由活火山和死火山作用形成的岛屿才是偏远的。从这样的岛屿出发，往往要航行好几周才能到达距离最近的大陆，这使得岛屿在陆地居民的脑海里成为理想之地，这块四面环水的土地成为乌托邦实验和人间天堂的完美假想地。19世纪，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七个氏族在苏格兰人格拉斯（William Glass）族长式的统治下，过着微观共产主义的和睦生活。1929年，对文明和世界经济危机感到疲倦的柏林牙医里特（Dr. Ritter）在加拉帕戈群岛的弗洛蕾娜岛上建立了他隐居的住所。在那里，他想要放弃一切多余的东西——包括衣服。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福瑞斯比（Robert Dean Frisbie）迁往太平洋上的环礁普卡普卡岛。像南太平洋文学中的经典母题所描述的那样，他在那里发现自然界是那么慷慨，令人叹为观止、羡慕不已。那座岛屿显得如此自足，尚处在某种无拘无束的原始状态之中。
加利福尼亚的水手班宁（George Hugh Banning）同样对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向往之情。20世纪初，身为普通水手的他驶向太平洋，内心热切地盼望着自己所乘的船会在什么地方失事。到底在什么地方失事，他倒是无所谓，“只要是一块上帝遗弃且四面环水的地方就可以了”。可一开始，他很不走运，幻想破灭，他写道：“我们只不过抵达了一些‘有趣的’岛屿，比如瓦胡岛（Oahu），比如塔希提岛（Tahiti），这里的口香糖包装纸、美国口音几乎跟香蕉皮还有棕榈树梢在微风中的轻语一样，随处可见。”
终于，他有幸登上了首批电力驱动的柴油快艇，参加前往墨西哥海域的探险考察。探险队到达下加利福尼亚的岛屿索科罗岛。班宁十分肯定，那些岛屿几乎从未有人造访过，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就像人们之前所认为的那样。启程前，有人问他，那里到底有什么好找的，他回答 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而它的美，正在这里。”
也正是这种美丽的虚无，吸引着人们一次又一次前往永冻冰川地带进行探险考察鲁道夫岛。在植被丰茂、原材料富足的地区业已被那些环行世界的国家发现并瓜分完毕之后，前往冰洋探险为的正是在南北极点上寻找名副其实的虚无。于是，南极的彼得一世岛这片从未有人涉足的土地，对渴望留下足迹的人类来说，也就意味着一种无法容忍的耻辱。再者，它为人类提供了青史留名的可能。先后三次探险考察都无法征服这座几乎完全冰冻的岛屿。直到1929年，也就是发现这座岛屿之后的第一百零八个年头，才有人得以登上这座岛。截至20世纪90年代，登上月球的总人数都比登上这座岛的多。
许多偏僻的岛屿是我们无法到达的，这么说是在双重意义上。通往它们的路途漫长而艰险，登陆需要冒生命危险，甚至完全就不可能。而即便能够登陆，这些人们长久渴望着的土地到头来却又常常显得荒凉、毫无价值可言，就好像之前压根没人料到会这样。许多考察报告中的描述都很相似。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少尉这样写道：“它麦夸里岛完全无法激起人们想要造访它的愿望。”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船长也有相同感受：“这座岛屿真是人类能设想到的最为恶劣的非自愿奴隶式流放地了。”德·拉·格利（Anatole Bouquet de la Grye）单单只是看了坎贝尔岛一眼，就感到“悲哀”。就连班宁这位孤寂岛屿的爱好者也写道：“索科罗岛看上去真的让人感到绝望。这座岛屿让我联想到一堆点燃的稻草，烧到一半突然天上下起雨，火被浇熄了，无法再燃烧的稻草堆便浸泡在墨水坑里。”
与疯狂的消耗对应的，常常是极少的功用。大多数此类探险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1874年，法国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曾经派遣两支装备精良的考察队开赴地球的另一端，希望能在坎贝尔岛上观测当年的金星凌日。而最后，天空却被厚厚的云层遮住，那次的天文观测落了空。
为了转移对观测失败的注意，科学家们花了大量时间来丈量这座岛屿的每一个角落，寻找本地物种的样本，制成长长的表格。科考报告的附件因此增加了厚厚一叠。
对于经验研究而言，每座岛屿都是一场节日的庆典，一座自然的实验室。在岛屿上，研究者终于不用再辛辛苦苦地限定研究对象的范围，至少在岛屿的动植物群被入侵的物种灭绝或是岛屿上的原住民被外来的疾病夺去性命之前，岛屿的现实都在咫尺之间，具体可测。
偏远岛屿稀少的造访者中，有不少都被纯粹的恐惧情绪所感染。打量着四下这片十分局限的空间，脑海中不安的感觉仿佛自动就联想到被遗弃的风险。那是被困在一座孤寂的岛屿上，一直要煎熬到世界末日的存在。 黑色岩石圣赫勒拿岛是拿破仑的流放之地和死亡之岛。肥沃的绿色岛屿诺福克岛虽然有着乐园般的丰饶，却还是成了大英帝国最令人胆寒的罪犯流放地。贩奴船“实用”（Utile）号遇难后，小岛特罗姆兰岛最初是船上幸免于难的奴隶天意注定的救命岛，但在这样一座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本以为重新获得的自由很快就演变成赤裸裸的求生斗争。
偏远的岛屿本身就是一座监狱。被一圈单调而又无法翻越的海水围墙顽固地困住，远离像脐带一样连接着海外殖民地与宗主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偏远的岛屿成为了聚集一切不受欢迎、遭受排挤的事物和所有错误的场所。
在这些封闭的空间内，可怕的疾病会不受控制地蔓延，奇怪的风俗会兴起，就像圣基尔达岛上的新生儿会神秘死亡，蒂科皮亚岛上会发生恐怖而又显得迫不得已的杀婴行为。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有些地方，其法律与我们的是非观念背道而驰，例如皮特凯恩岛上曾发生过的性侵犯丑闻。这座岛上有一个由“济民”（Bounty）号叛变者的后裔组成的小型社区。2004年，这座岛上定居的成年男性中有一半被判犯有长期奸淫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罪行。这些被告者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援引了岛上延续了几百年之久的习惯法，他们表示，自己的祖先就一直同未成年的塔希提少女发生性关系。天堂可能是一座岛屿。地狱或许也是。
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空旷岛屿上的生活尚且可以称得上闲适自如。比起实现乌托邦式的平等社群，岛屿上更为经常发生的是个别人的恐怖统治。岛屿被当做天然的殖民地，只是静静等待着被人征服。这样才能解释，墨西哥一个守灯塔的人怎么能在克利珀顿环礁上称王，而奥地利的一个大骗子又是怎么在弗洛蕾娜岛当上加拉帕戈斯女王。
这些小块的陆地变成了微缩景观世界。远在公众视野之外，法律可能遭到破坏，还有可能爆发生态灾难。在这个没有尽头的地球的边缘，并不存在什么尚未被破坏的伊甸乐园。恰恰相反，远道而来的人类在岛屿上变成了怪物。而怪物正是被人类不畏艰辛的发现之旅挤出了地图之外。
这些恐怖的事件恰恰拥有着最大限度的文学潜能，成为岛屿上完美的事发现场。在大面积的陆地上，现实的荒谬迷失在那将一切都相对化的广袤无垠之中，而在岛屿上，现实的荒谬却明晰地显现出来。岛屿是一个剧场式的空间，这里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在不可抗拒地浓缩为短篇小说、乌有之地的小型戏剧以及文学素材。这些故事的特色乃是诗与真的不可分割，现实被架空，幻想照进现实。
发现者也因为他们的发现而名声大噪，就好像这是由他们创造出来的成就，就好像他们不仅发现了新世界，而且新世界根本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其中，地理命名的作用很关键，仿佛一个地方直到有了名字才存在。在发现者和被发现的事物之间，某种盟约被盖上了印记，一如洗礼仪式。将这片假设的“无主”之地据为己有的行为从中获得了合法性，即便探险者只是从远处眺望到了这片土地，即便这片土地早已有人居住，早有自己的名字。 这跟其他一切成就一样：记载是必要的，存在并不必要（Scribere necesse est, vivere non est）。只有被记载过的，才真正存在过。
绘制地图紧跟在地理发现之后，新的名字就是一场降生。陌生的自然地带在双重意义上被占据、被拥有，地图上的征服行动不断重复着。任何一个地方，只有当它经过了准确定位、精确丈量，它才算真实地存在。因此，每张地图都是殖民势力扩张的体现与结果。
岛屿地图与岛屿本身有时会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吉斯勒（August Gissler）的故事所表现的正是这一点。19世纪末，吉斯勒在科科岛上寻宝，一寻便是许多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寻宝图取代了他一门心思想要寻找的黄金。最终，地图给人带来的期待竟超越了无法找到的宝藏本身的价值。而激起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写作探险小说的，也是一张他自己绘制的岛屿地图：“这座岛屿的外形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那里的港口仿佛十四行诗一般，让我心醉神迷。我觉得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于是我为我的小说取名为‘金银岛’。”
还有一本小说的名字，不仅代表着一类文学体裁被载入文学辞典，还被载入地图册。1970年，为了吸引游客，智利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Juan-Fernández-Archipels）中的一座岛屿被更名。这座曾经名为Más a Tierra—— “离大陆更近”——的岛屿，正是赛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赛尔扣克是一名苏格兰水手，曾漂流到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岛屿并独自生活四年之久。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很有可能就是从他身上得到了灵感——译注）先于文字（avant la lettre）经历他自己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地方。今天，这座岛屿已不再使用它从前的名字，它被冠上了它的文学幽灵之名：鲁滨孙-克鲁索岛。好事成双，这座岛以西160公里处的一座从前叫做Más Afuera——“离大陆很远”——的岛屿，现在则叫做亚历山大-赛尔扣克岛（Isla Alejandro Selkirk），尽管赛尔扣克本人从没到过这里。
地图克服了那条让人痛苦不堪的地平线。日复一日，地平线阻隔着岛上人们的视线。远处的地平线上，似乎冒出了苦苦盼望着的那艘船极其模糊的身影——这真是出人意料的天降救星（Deus ex machina）啊。那肯定是艘补给船，要不然，就是来接我们回家的船。
倘若被发现的岛屿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那么，连它们的名字都会透露出人类的复仇心来。1521年的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和1765年的约翰·拜伦（John Byron）都不约而同地把土阿莫土群岛（Tuamotu-Inseln）上的几个环礁称为“失望岛”。
对麦哲伦来说，那是因为他在失望岛上既没有找到急需的饮用水，也没有找到可以吃的东西。而拜伦则是因为，他没有料到这座当时已经有人定居的岛屿的居民会对他充满敌意。有许多岛屿的名字听起来充满了神话和童话色彩。冥河（Styx）在波塞雄岛上流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的首府叫做七海爱丁堡（Edinburgh of the Seven Seas），尽管当地人只把这个地方简单地称为“定居点”而已。要不然还能叫它什么呢？方圆两千四百公里内，这里是唯一的定居点。
地名首先反映了当地原住民和居民的愿望与渴求，我在这本地图册中所说的“居民”，指的是仅仅暂时居住在偏远岛屿上的人。驻扎在阿姆斯特丹岛的那些军人口中，某个岬角叫做“处女角”，两座火山叫做“乳房山”，还有一个火山口，它公开的名称是“维纳斯”。岛屿的风光到头来还是成了性感美女的海报和情欲的替代品。岛屿似乎既是现实，又是现实本身的隐喻。
其实，绘制地图应该成为某种文学体裁，地图册也该成为纯文学作品的一种，这样才合乎它最初的名字—“世界剧场”（Theatrum orbis terrarum)。这样的名称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参考地图虽然能够缓解由地图本身所引起的憧憬远方之情，甚至可以代替实际的旅行，但同时，它又远远不只是替代式的审美满足。翻开地图册，我们不但想要搜寻一个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我们还想把全世界都一次看个够。渴望一直很丰满，它超过期望达成时得到的满足感。比起形形色色的导游书，我还是宁愿观看地图。
《岛屿书》，[德]朱迪丝·沙兰斯基著，晏文玲译，湖南文艺出版，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