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美]柏桦著，袁剑、刘玺鸿译，2019年3月出版，284页，58.00元
从去年《烧钱》的网络书讯出现起，我就隔三差五收到各方师友推送的微信消息。当时，我刚出版了《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研究的主题也与“烧纸钱”有关。大家都觉得我应该要读一读，甚至评一评这本书。收到书后，我差不多用了三四个晚上才读完。夜阑人静时分，思绪时常从字里行间飘散开去，沉入回忆之中。
我最初读柏桦教授（C. Fred Blake）有关烧纸钱的研究，是十多年前写博士论文期间。当时为了收集海内外有关中国纸钱的研究，我第一次拜读了柏桦的《纸钱的符号学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五期上，由一位中国研究生“冉凡”翻译。此次读了柏桦的妻子王丽博士写的中文版序言，才知道“冉凡”是她的笔名。这篇文章翻译发表的时候，他们刚相识一年，而柏桦已经在“烧纸钱”这个课题上研究了十四年（中译本序言，第2页）！到2011年本书英文问世，他又继续研究了六年。由此可见，这本书凝结了他二十年的思考。
《纸钱的符号学研究》一文，后来被改写为本书第四章“祭拜”，是全书的最核心部分。坦白说，当初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完全是一头雾水。文章的主题是关于中国人祭祖仪式上如何摆放和使用食物、香烛、纸钱，这是我日常生活经验范围内的事。但是当读到它们如何构成三位一体、如何符合阴阳五行的分析，面对作者严肃地发问“中国人为什么在祭祀祖先时供奉真的食物和假的钱”时，我大概是在心里默念了一句，什么洋鬼子玄学，就把它放到了一边。因为，那时候的“隔行如隔山”的印象还在，所以，2010年我写完博士论文，到2018年修改书稿，其间也只是在2011年粗粗翻阅了一下这本书的英文版，以补充自己书稿的“研究综述”部分。这次为了认真写一篇书评，拿起中文译本，时光竟又过去了八年。过去两年，因缘际会，我重新开始认真研究西方收藏的中国纸钱，所以此番重读的心境有所相同。
如果要简单归纳《烧钱》一书的主要内容，那么除去导论和后记，全书可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前三章构成了第一部分，解释何为纸钱和烧纸钱。其中第一章是关于人们如何谈论和想象烧纸钱。第二章概述了纸钱的种类及烧纸钱习俗的时空分布。第三章从民族志（世界祭祀文化）、民间故事（民俗学）、正史与文人笔记（历史学）三种角度追溯纸钱习俗的起源。第四到六章是第二部分，依次运用结构主义人类学、历史唯物主义和现象学，诠释纸钱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全书的核心内容。第七到九章是第三部分，集中分析了当代冥币的形式内涵及其所揭示的时代精神症候，作者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改写了中国传统物质精神，对此进行了沉痛的批判。
柏桦特别指出，“从19世纪欧洲人接触到烧纸习俗开始，大概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相应的重大学术研究”（27页）。这说明烧纸钱的现象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始终是受到西方学术界注意的一个课题。那么，《烧钱》一书又如何能独辟蹊径呢？
托梦
柏桦提出，自己的研究要超越将纸钱“简化为一个单纯与现代通用货币有关的概念”（18页），研究“价值如何实现和产生”（19页）。他的研究以血亲之间的感同身受作为纸钱习俗的基础，即在他的田野调查中受访者反复提到的“托梦”这种阴阳沟通形式，这是他在第一章中主要分析的议题。
“托梦”是死者的灵魂向未亡亲属索要供品的主要媒介。受访者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一团虚无的死后世界仍然有与现世相同的物质需求，因此“托梦”成为日常生活中唯一支撑“烧纸钱”实践的理据（22-23页）。柏桦因此认为，要揭示“烧纸钱仪式的复杂观念”，无法从宗教经典文本中获得答案，而要让仪式本身“说话”。
书中具体分析了一个湖北“赵大嫂”的故事。她提到自己的母亲“托梦”讨食物。她的母亲生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梦境里她说没有在应许的天堂里找到东西吃。“托梦的经验证据挑战了基督教的真实性”（21页）。祖先祭祀与基督宗教教义的冲突，一直以来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争议焦点。在此，读者很难分辨，这则故事是否只是一个合理的借口，让赵大嫂在当地社区约定俗成的祭祀礼仪和母亲作为基督徒奉行的教义之间作出选择。祭祀礼仪的得当与否，对这个家庭在社区人际网络中的口碑有着重要影响。丧葬礼仪在维持此世的、地方性的日常生活秩序方面的作用，也是涂尔干的经典命题，本书第四章也从结构主义出发探讨了超越个体意识的仪式秩序如何形成的问题（84-85页）。但是，柏桦更着迷的是，“托梦”和随之发生的烧纸钱的仪式实践，如何维系了一种暧昧不明的、阴阳相交的感性关系，他借用了“交融”（chiasm）和“身体间性”（intercorporeality）等哲学化的概念。我认为，柏桦暗示而未言明的是，正是这种生与死之间感性的藕断丝连，使烧纸钱的仪式躲过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文化规范性改造，在私人空间中得以延续，成为一种没有信仰支撑的仪式。作者颇具玩味地写到，当谈及个人信仰的时候，前面那个讲过托梦故事的赵大嫂郑重其事地宣称：“我啊，我靠，我靠我们的国家。……我不相信神，我相信国家！”在赵家村许多人家的客堂里祭祖神龛的位置供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幅彩色肖像，无言地附和着赵大姐的宣称（25页）。
钱可使鬼
中国纸钱的形式千变万化，随时代变迁而演化，而每个地方又有惯用的基本类型的纸钱，因此形成了柏桦所称的“千年长卷”的庞杂系统。与我在研究中选择聚焦“锡箔”的地方性经验不同，柏桦把这处理成一个具体化术语与本真性的问题。他参考侯锦郎（1975年）等人的研究，大致归纳出“货币形式的纸（纸钱）”“衣物的仿制品（衣纸）”“粘合、捆绑、塑形成特定形状的纸（纸扎）”“具有魔力的纸（符）”四类，同时认定它们的本质和本宗是“纸钱”（31-32页）。以此为立论基础，他在第二章中依次考察了铜钱、银、金对应的仿制品。
柏桦认为，从铜钱、银条到黄金宝藏，纸钱仿制金属货币的贵贱，对应的是与生者的亲疏关系，普通的、新近去世的鬼，灵魂更沉重而接近物质世俗层面，用铜钱，更久远的逝者和祖先，灵魂更为空灵化，以及关系更为疏远的神灵，分别用银和金。这是纸钱的价值层级结构。（32-33页）这种解释，是基于闽台地区金银纸习俗演绎而成，可以追溯唐代的文献记载。唐高宗时吏部尚书唐临编有一部宣扬佛教因果报应的《冥报记》，书成后大行于世，宋以后失传，但仍通过佛教典籍、类书、小说集等的转引而流传。《冥报记》中有一则关于隋朝大业初年（605年以后）“见鬼人”（即巫）眭仁蒨的故事，其中第一次透露了如何以钱使鬼的办法：“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冥报记》卷上，“眭仁倩”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132页）柏桦此处的演绎则较之更近数步，但想象多于实证。此外，32页的译者注：“‘锡箔’的谐音词是‘稀薄’，这种名称和含义上的联系可以作为柏桦教授此处论点的佐证。”“锡箔”在本书中只占了半页篇幅（44页），这是江浙地区通行的一种纸钱，以方形竹纸覆以锡薄片再折叠仿制银锭，在祭祀死者和酬神时通用。译注所谓的谐音佐证，恐怕是拍脑袋的说法，殊无必要。
这一章最有价值之处，是柏桦在田野调查中与寺庙、村庄中的人们看似随意的交谈所获得的仪式信息，可弥补文献材料的不足，也彰显出人类学者的洞见与勤勉。比如他在湖南吉首了解到的打孔纸钱，焚烧时的阴阳面、钱孔个数、沓数均有术数命理和神鬼崇拜上的讲究。又如，贵州遵义以长条草纸制作的铜钱串仿制品，当地人认为手制品价值更高，因为手工工匠往往当地法师有亲属关系，且铁制机器会破坏成品的灵力。再如，在夏威夷火奴鲁鲁的中国城，柏桦了解到工匠在“毛边溪钱”的边缘“打上红色印记”，以标明是手工制品（注：可以补充的一点是，纸钱成叠出售时会在偏向一端的切断处涂上一条红色竖线，交错叠放，方便清点叠数）。“溪钱”是死者通往黄泉之路的“买路钱”，他写道：“因此，人们使用‘溪钱’来守夜生火，或者在墓地进行火祭……大量纸钱也是一种仪式的实际需要，这样可以使火焰得以在守灵的过程中持续燃烧（这是转变的象征），长达几昼夜。”这是在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简单生动而充满温情的描述。
柏桦洞察到“纸钱表面的简单与朴素并未限制其仪式内涵的复杂性”（35页）。仪式的复杂化正是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结果，其中包含的具有特定信仰背景的仪式专家所附加的解释力，体现的是对社区仪式的规范性努力和某种权威性的主张。反过来，这有利于社区共俗和认同的形成，加强了纸钱区域文化模式的持久性（50-51页）。所以，纸钱的制作实际上是关乎本书立论的重要方面。就此，柏桦重点考察了福建泉州附近的许村（化名）。这是一个有八十户家庭的以制售纸钱为生计的村庄。他观察到的制作过程是比较简单的糊纸箔、滚刷图案、切割和日光晾晒。他希望了解图案模板的涵义系谱，但沮丧地发现，当地人只把这个当作一种生意，而对仪式并不敏感。此外，他在注释中提到锡箔在生产成本中占到百分之九十之多，但并没有探访或提到锡箔生产的过程。（52-55页）
实际上，依我管见，有关生产制作纸钱的田野考察和研究恰恰是本书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全书的核心在于探讨价值生产，但是柏桦真正关心的是可以进行符号释读的图像和铭文吉语，试图从中发现“古代或封建社会的农业小生产者”的“语言”，从而进入那个与现代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严重脱节”的“生活世界”（57-58页）。这些图像铭文只有在东南沿海流行的金纸上才有，而金银纸系统中充斥的等级分配秩序，是柏桦理论演绎的基本出发点。与之相反，江浙地区的锡箔是纯粹的仿制货币形态，这也许可以解释他忽略锡箔生产的原因。
如死如生
本书第三章从当代民间故事和历史文献两个角度分析了烧纸钱的起源。关于“烧纸钱”起源的民间故事有两个人类学上常见的“诡计母题”，一是蔡伦设计推销质量低劣的粗纸；二是鬼持“夜钱”进入人间的恶作剧。前者看来更像是来自知识精英的批判性嘲讽和对纸钱消费者的规劝告诫。不过柏桦更愿意认为这是民众戳穿神秘化形式的智慧表现（81页）；后者更像出自道士、萨满、风水师等民间仪式专家的口吻，为纸钱的存在进行宇宙论的背书。柏桦对后者更感兴趣，因为这有助于说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观点“所有的钱和各种形式的财富在根本上都是属于灵和神的”（68页）。
至于对历史文献的处理，柏桦归纳了五种假说。一是儒家经典的论述。柏桦没有像历史学家一样追踪纸钱及其相关观念和仪式在文本中的呈现与流变，而是用一种来自亲历者的直观、有力和浪漫化的记述替代。他在2007年河北蔚县参加的一场冬祭，印证了《礼记》对丧葬中使用“生器”和“明器”的区分，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今日“纸钱习俗分类的自明公理”，而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原则（71页）。二是造纸术的改进。从这一物质文化的维度来看，汉代虽然已经有用纸钱代替金属货币陪葬的做法，尚无法说明是以价值低的东西代替价值高的东西，因为造纸的成本仍然高昂。到了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和印刷技术的发展，却共同推动了纸钱在民间的普及。三是唐宋商业革命使纸作为交易（特别是远距离贸易）的信用凭证——纸币。宋元明纸钞滥发等问题，使中国封建王朝晚期不再信用纸币。一方面，纸币成为一种“想象性经济”（74页），另一方面，纸钱在祭祀中风行开来。四是最为研究者接受的历史解释，纸钱的出现是一种尊生节用的选择，复合儒家节葬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宋代家礼等民间礼仪指导书的复兴，强调仪式要根据家庭物质财富量入为出，而烧纸钱是不被士人接受的庶民俗礼。（74-75页）
然而，柏桦更倾向于第五种历史解释，即“纸钱推动了一种奢侈精神，允许供奉者沉浸于一场无限制的仪式，它们可以在供奉过程中通过焚烧来彰显自己”。他将家礼的推行视为儒家教义通过中央集权政府推动的一系列确立权威的帝国工程，而烧纸钱是民众参与帝国工程的一种方式：民众往往会极尽物力多焚烧纸钱，从而导致仿制品数量上的膨胀，而这是庶民在同时“模仿”（自我奴役）、“就范”（上行下效）和“愚弄”（挑战）等级制度所强化的仪式实践。（79－81页）无论哪种解释更符合历史真实，到了十一、十二世纪，“烧纸钱的习俗已经固化到中国人生活世界的仪式网络中”（80页）。
本章明白地显示了儒家有关烧纸钱的话语的重要性，三种维度的解释都与之有关。但是，本章的论述分析过于简略，未能充分展开（作为补充，读者可以参考巫鸿发表在《文物》2006年第六期的《“明器”的理论和实践》一文或拙著第一章）。儒家十分重视作为“礼”之载体的“器”，同时对死后世界抱持暧昧态度，从来没有正面说明死者究竟有无某种形式上的知觉，而是在情与理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这集中体现在战国晚期成书的《荀子》和战国至西汉年间编纂的《礼记》中对“明器”的系统性阐述。
《礼俗消费与地方变迁：江浙锡箔的物质文化史》
“明器”指专供死者享用的对实用器或者礼器的仿制品，是战国中晚期儒家在历史上存在的各类丧葬器物的基础上归纳出的一个新概念。它属于儒家在“器以藏礼”的原理上发展出的一套有关器物象征性的学说。儒家认为往送死者，如果把他当作死人来对待，不摆放任何器物，不合于亲情；而把他当作生者来对待，摆放生者用的器物，则不合于理智，如《礼记·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因此，丧葬器物要突出非实用性和制造上的简略，明确区别于活人用的“生器”，才能做到孝的自然流露，恪守儒家丧礼的根本精神，如《荀子·论礼》：“明不用”“略而不尽，貌而不功”“丧礼者，无它焉，明死生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也”。
在我看来，对“烧纸钱”而言，与“明器”的概念挂钩，意味着得到儒家礼制的承认，对确立其在祭祀仪式中的合法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牺牲
在通过田野笔记、文本分析勾勒纸钱简史之后，全书才真正进入了核心的理论分析，离开文本资料进入经验层面的描述和解读，并开始着力呈现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中国传统价值生产方式，即所谓“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ies）”或“生活世界（lifeworld）”（第4页）。
柏桦对与烧纸钱相关的祭祀仪式，特别是敬香、供饭、烧纸钱的时间顺序格外重视，用了整整一章篇幅（第四章）加以分析。在作者看来仪式顺序是一种经过编码的规则，是一种刚性约束；每一个步骤的开始和结束，相互衔接，呼应着宇宙更新的律动，不仅合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也符合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这一经典著作中提出的“分离－阈限－聚合”三段论。在这里，作者试图将中国的烧纸钱纳入西方结构人类学关于仪式过程的经典讨论。文化对俗与圣的有意识区分，曾经是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区别西方文明与原始文化的主要指标。作者强调，当代人类学理论对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论断进行了批判和修正。仪式顺序的正式与严格，是仪式的本质和力量，而人类感官在仪式中接收到的各种“符号性指示”——“摇曳的烛光”“缭绕的烟气”“燃烧的火焰”“炸响的鞭炮”“舌头有意舔触食物”（102-103页）是不可缺少的意义模式。通过仪式秩序的力量和各种物品／符号的深化，人世间的假钱才在神灵世界中转变为真钱，并得到“完满的审美含义”（104页）。
在这里，柏桦首先借用了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观点：“物的观念化能够使其从一个价值领域转向另一个价值领域，并在这一过程种改变自身性质。”（136页）“在人手的按压下，纸钱失去了在购买时具备的交换价值，神圣化增强了纸钱的直接感官价值，并恢复了其‘使用价值’……感官价值一旦恢复，纸钱就从一种可见、可购买的商品变成了一种超凡脱俗、不可见且拥有精神价值的财宝，换句话说，从物品变成圣物，并拥有了永恒的价值。”（141-142页）
其次，他在烧纸钱者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之间找到了共鸣点，即它们都是要“将世俗现象‘还原’为一种纯粹形式”，对于纸钱来说，通过古老的“火巫术”的“还原”，要抵达一个“真正价值的清晰形式”，而他要破解的就是那个抵达的“真正价值”，抑或了解被“牺牲”掉的那个“所是（whatness）”。烧纸钱是一种献祭与牺牲。从“仪式表面的表演行为和仪式背后的劳作”，他看到的是“自觉性身体（mindful body）”的“自我生产（self-producing）”。（142-154页） “转换的创造性力量”，在于“深刻地意识到了对于他人所承负的道德义务” （158页），劳作的意义就是自我牺牲，“劳作标志着人以及人在恪守‘礼’中的客体化（objectify）”，“对于文明秩序的存续而言必不可少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最高理念的牺牲精神”（159页）。
柏桦甚至花费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了叠纸钱与裹小脚的相通性（缠足是他上一个完成的研究主题）。他认为，前者是纸质容器，后者是血肉容器，通过耗费在其外在形态的劳动，产生一个内部的虚空，前者是元宝里存在的空气（助燃的结构），后者是小脚萎缩的肌肉，外部是审美世界的秩序，元宝与金莲。他说道：“在我看来，如果将劳动力理解为是一种为了家庭的利益、王朝帝国秩序的根基以及宇宙生命力做出的牺牲，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和现象学的分析就实现了某种完满。”（161页）
鬼票
依我所见，柏桦似乎试图用海德格尔的“在世（in the world）”、宾斯万格的“超世（beyond the world）”和梅洛－庞蒂的“蕴世（at or of the world）”（第5-6页），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为荀子的“明死生之大义”换一套理论外衣。其中的一些玄学思考我并不能完全读懂。无论如何，第二部分的理论努力是为了嫁接最后第三部分有关从烧纸钱看中国历史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读。
在第三部分的两章中，柏桦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下的烧纸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出现的仿制现代钞票的“鬼票（hell banknote）”，改变了纸钱习俗及其传统精神，而纸钱的传统精神是“游戏精神”，“亦庄亦谐”，以肃穆的进入神域开始，以喧闹的世俗性回归结束（第6页）。而“鬼票”则沉迷于视觉形象的机械复制，是一种精神走失。
在柏桦看来，纸钱成为一种现代经济的产品、商品，并出现了现代银行和政府债券的仿制（以鬼票形式），入侵了纸钱习俗。鬼票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现代货币体系的戏仿（189页）。另一种入侵纸钱习俗的是“广东口岸城市汕头的工厂里大量制造”的“迷信纸钱机”，这些机制锡箔被老一辈的人认为是假纸钱，尽管它们看起来质地更坚挺更具金属光泽。作者借用本雅明对机械复制品时代艺术作品的评论，认为纸钱的本真性也必须建立在生产的仪式感和自觉性身体投入的劳动，失去了模拟巫术的神秘性和真实性的虚构，供品就被彻底物化来，反而失去了本真性，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被承认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194页）。
在这一点上，我的研究与本书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点。从我的研究来看，以锡箔为代表的纸钱，从明清以来便已完全商品化。锡箔的生产工艺和产业所形成的地方知识和地方文化网络，并且对地方经济、社会生活形成了“嵌入”式影响。现代反迷信话语将锡箔业塑造成一种落后、衰败的地方产业，实际上，锡箔的产销却拥有一个辐射全国的严密而活跃的网络；锡料的进口和锡箔成品的出口，更牵涉到一个国际贸易网络。
可以反驳“鬼票”观点的另一个证据是，从晚清以后，随着交易货币的扩展，已经出现了模仿墨西哥银元（鹰洋）的“冥洋”，民国时期也早就出现了各种仿制纸钞的“冥币”。如果不仅仅关注纸钱的宗教功能和象征意义，则我们完全可以依照纸钱与实际货币发展的对应关系，重新对其谱系进行分类，获得不一样的结论。实际上，大英博物馆币章部就藏有大量各个历史时期的“冥钱”（hell money），如今在博物馆到官网上即可搜索到部分目录和图片资料。无论是“hell money”还是“ghost bill”乃至如今中文生造的“鬼票”一词，背后是一部西方收集、研究中国纸钱的学术史，甚至是一部西方探寻中国精神生活、发明“中国性（Chineseness）”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柏桦的《烧钱》一书，将和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高延（J. J. M. de Groot）、禄是遒（Henri Dore）等人关于中国宗教的经典研究著作一起被后来的人阅读。
余思
这本书对我来说依然构成一种阅读挑战，因为作者并没有按照我所熟悉的学术生产的套路在写作。我的阅读体验是一种矛盾的综合体：这一刻是最细致的民族志观察，下一刻又进入最艰深的理论言说。书里那些极其鲜活的故事，唤起我自己记忆中烧纸钱的体验。在我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中，我把它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处理，而刻意回避和疏离了自己的体验。但柏桦走进了那些烧纸钱的中国人中间，静静地观察、闲谈或者追问，然后仔仔细细写进自己的田野笔记里。我试图一刻不停地追随他叙述的思路，但我的思绪无法控制地离开纸面，沉入回忆之中。
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临近冬至日的某个中午。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祭祖的仪式照例放在我家。母亲从前一天开始忙碌，准备一桌要供奉的菜肴。奶奶则准备锡箔，也充当司仪的角色。奶奶去世以后，接替她的是我的小娘娘，大家觉得她比较懂这套东西。奶奶去世以后，仪式的过程仿佛安静了许多。过去她总是要隔空与去世的祖父说说家常，时不时恳请祖先保佑一家大小平安。父母一辈多少觉得这样有些尴尬，不欲多话。大家多是沉默地坐在一旁看电视，偶尔说几句闲话。于是觉得仪式的过程格外漫长。等到香焚尽，烧起锡箔来，一个个轮流磕头，再等着锡箔烧完。这时大人们总把孙子辈的我们赶回屋里，不要我们掺合。因为我们更性急，总想一股脑儿把箱子里的锡箔都倒进火里。大人们则要箱子里压平叠放的锡箔一只只撑开，双手捧起，松松地抖落到火堆里，锡箔落得多了，火苗便萎下去，但大人并不允许我们用树枝拨弄火堆。我问小娘娘为什么？她只是说，撑开的才能变成银元宝，拨弄了银子就碎了，不值钱了。我百无聊赖地站在窗口望着，烟雾盛大起来，纸灰飞扬，隔着玻璃也能感受到那呛人的滋味。而且我们并非在郊野山间，而是上海的水泥丛林，路过的邻居不时投来隐忍而怨怼的注视。大人们仍然不紧不慢地往火里扔着锡箔，火光映在他们带着些许歉意而沉默的脸上。等到最后一点火星在纸灰堆了冥灭。他们才打扫干净回到家里。
我在阅读中感到了柏桦让历史中的无声者说话的力量。同时，他的思考时常盘桓在艰深的理论领域，他的企图心很大，想通过烧纸钱来破解何谓中国性的终极命题。理论的辩论永无休止，而生活世界也将按照自己的逻辑继续。我想今后，当我继续探究纸钱的问题时，我记得将不只是思考的挣扎、焦虑与偶尔的豁然，还有烧纸钱时双手靠近火焰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