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民身份的基础：自由主义、宪法与公民美德》,[美]理查德·C.西诺波利著，张晓燕译，复旦大学出版2019年4月出版，328页，58.00元
一
在纽约州的1787年宪法批准会议上，极力捍卫新宪法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几乎用了与休谟在《论议会的独立性》一文当中完全一致的表达，重申了美德对于共同生活的重要性：“人类总是趋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扭转人的本性，以对抗人类的自私热情也并不是不可行。聪慧的立法者应该试图润物细无声地扭转人性发展的势头，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最终使其向着有助于公益的方向发展。”（《美国公民身份的基础：自由主义、宪法与公民美德》，161页）对关注和熟悉美国制宪史的人而言，这种观点上的相似性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制宪者们在建构未来的宪法蓝图时，是如何思考公民形象的？在此之前的宪法研究广泛认为，公民身份、公民气质对于宪法缔造者而言，是一个完全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对《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尤为如此——普布利乌斯所有的论述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selfish）以及政治疏离和不合作的（politics factious）的假设前提上。正是因此，他们绕过了任何对人性的积极期待，转向基于对人类本性最不乐观的假设去设计宪法。其次，休谟思想和制宪者思想的相似性是否意味着苏格兰启蒙对北美大陆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果苏格兰启蒙曾经点亮过那场伟大的辩论，那么对美国制宪者而言，乃至对今天的公共话语而言，苏格兰启蒙对理解和消解“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这一恒久的人类难题带来了什么样的曙光？
“制宪者们是否关切过公民美德问题”是美国宪法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极富争议性的问题，从而产生了对美国建国之首要原则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解读的分歧。传统上一般都将洛克思想视为美国建国的思想渊源，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末开始，伴随着伯纳德·贝林、兰斯·班宁等人著作的出版，这种解读开始发生了转向，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波考克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马基雅维利时刻》成为了这种转向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波考克在该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写作的意图在于 “要超越洛克理解美国的政治观念，从而为政治和历史中的一股新的主导力量，即公民共和主义的‘美德’的历史正当性提供思想史证明。”（《马基雅维利时刻》，599页）波考克的核心主张在于，美国的立国理念是“共和主义”，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主义”。
围绕美国建国之首要原则所展开的争论，除了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现实语境之下仅凭自由主义对宪法进行原旨解读可能要面对的现实短板以及可能遭遇的宪法困境，所以，这场学术的争鸣的背后带有强烈的现实关照。从这个视角，重要的不在于为这场争论找到所谓的正确答案，重要的在于揭示那些曾经对那场伟大的宪法辩论产生过影响的不同思想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背景、缘由，唯有此，才能解锁这场争论的现实价值，实现这场争鸣所应该担当的 “令人头脑清明”的公共职能。
《马基雅维利时刻》
在自由主义的一般性传统议题中确实很难发现“美德”的踪影。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一方面很不乐观地指出，理性动机和道德动机是很难一致的。但是，同时他们也非常清楚，如果人类行动的动机仅仅来自于对他人压榨和觊觎，仅仅沉迷于私人领域的魅力和快乐，那么任何政府形式事实上都是不稳定的。
尽管对宪法设计这一极具政治性的任务而言，将宪法根基建立在最具普遍性、可预期性的理性基础上，基于对人类本性最不乐观的假设上去设计政府是更为可行的现实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旦确认立国之首要原则为自由主义，就不能谈论美德。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试图去说服“愚昧之人”（fool）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理性计算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动机，需要抛弃自傲，不受自己激情和狭隘的自爱情绪的主导。但是，霍布斯认为，这种道德状态的出现必须要以君主权力的出现为前提。
作为自由主义的先驱，洛克始终关切美德的议题，当然，他的美德概念是区别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美德观，不是一种面面俱到的德性特征，是对人类欲望和自私本性的一种限制。洛克对于美德的关注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追求美德是为了满足获得他人尊重的欲望，这也彰显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美德立场的差异，共和主义的美德本身是目的，而自由主义的美德更多的是手段，因为在自由主义的理解中，让公民认识到其存在的终极目的，并不是也不该是自由主义国家扮演的终极角色。洛克把未来公民的孩子视为一种理性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策略性地使用精神奖励和惩戒予以改变和塑造，尤其是可以利用他们对尊重的渴望引导其行为，为此他向他的绅士朋友写了大量的信件询问，他们是如何培育孩子们能够真正自由地生活的，这些信件最后汇集成了讨论绅士教育的小册子《教育漫话》。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对“美德”问题的思考本身对于美洲大陆的影响是有限的，国父们对美德的思考更多地是源自苏格兰启蒙。
二
当谈论美国宪法，谈论启蒙时，我们更多地是将目光停留在了英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运动上，因为它们为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最为直接也是最为厚重的思想支持。但是，当下的宪法思想史研究中大量的证据表征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美国制宪者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德”这个议题上，苏格兰启蒙的思想光芒是不应该被掩盖的。不同的现实土壤、问题关切决定了苏格兰启蒙和其他启蒙运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他们各自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莪相、司各特造就了苏格兰启蒙的“文艺”肖像，从而使得在政治、经济占据主导的时代，苏格兰启蒙的光芒几乎被遮蔽。当然，这种标签化的文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理解苏格兰启蒙的独特线索。要理解苏格兰启蒙，首先要从对启蒙火种得以点燃的这块土壤的独特性的了解开始。不同于法国启蒙有意识地隐匿掉宗教的影响，除了休谟怀疑论论述中对宗教的否定，苏格兰启蒙从来不拒绝与宗教的结盟。艾肯赫德事件让大家看到了十七世纪末苏格兰的宗教狂热，但是宗教的影响又塑造了苏格兰独特的价值观：人最重要的是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对于人而言，外在形式毫无意义，使人出众的是内在素质，即道德和智慧的完善。这就铺就了苏格兰启蒙的美德关怀的底色。除了宗教的特殊影响，苏格兰特殊的现实土壤让苏格兰启蒙绽放出了独特的思想光芒。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地区，始终存在着三支相互冲突的重要的公共力量：苏格兰与英格兰、苏格兰高地与低地，长老会教派与主教派。他们之间的冲突决定了苏格兰启蒙关注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的独特性。
苏格兰原本是一个令人骄傲的古老的君主国家，但是伴随着十七世纪普遍危机的出现，尤其是1695年，连续三年的庄稼歉收酿成了严重的饥荒，苏格兰的传统经济濒临绝境。为了摆脱自身在经济上的困境，尤其是借力英格兰能够有效地进入到大西洋市场当中，苏格兰的政治精英们积极地推进各种融入英格兰政治的协议安排，以政治上的边缘化来换取经济上的广阔市场。1603年实行共主联邦（union of crowns）后，它的朝廷和王室移至伦敦。1707年，苏格兰通过《联合法案》（Union of Parliaments），与英格兰共同组成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法案解散了爱丁堡议会，并终结了苏格兰长久以来的政治独立。与英格兰合并之后，英格兰对苏格兰对统治一直都是比较松散的，尤其是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和阿盖尔公爵三世（the 3rd Duke of Aryll）的统治期间，苏格兰基本上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中。
急于摆脱经济困境、主权领域的示弱和被动这就决定了苏格兰启蒙的思想家思考问题不再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和核心，尤其是合并之后英格兰对于苏格兰自治权的尊重，使得“权力的运行和制约”本身不是思想家们主要关切的议题，如果说法国启蒙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面对君主的“极权”，后者思考的是如何让社会充满活力，构建一个“好社会”。
苏格兰的政治状况不仅决定了启蒙思想家们“不思考什么”，同时也影响了他们“思考什么”。经济上状态的改善并没有减轻苏格兰人的焦虑感，伴随着主权的示弱，十八世纪的那代苏格兰人士充满了文化焦虑，他们想要知道如何在政治融合的前提下依旧能够保有苏格兰文化的优越感和骄傲。对英格兰文化的竞争心态、高地和低地的文化差异，失落的盖尔语（Gaelic）社会最后的阵痛这些都使得“文明”成为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思考的原点，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无论是对苏格兰元素本身的强调，还是对“人性”本身的专注，彰显出来的都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一个没落贵族的文明紧迫感——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消失殆尽之后，保有作为“文明人”在精神领域的优势和尊严。正是因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到发掘人性中那些决定我们向善的力量，同时努力发掘能够促进这些力量能够得以生成的可能。哈奇森在阅读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作品时，将文雅（politeness）引入了苏格兰文化。哈奇森认为，“文雅”不仅仅是指一般概念中的讲礼貌，而是涵盖了更为成熟的文化：对事物的敏锐理解力和思维能力，自信心，对真理的尊重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最重要的是对人性善良一面的赞赏。他的座右铭是“爱与奉献”，他认为仁慈、同情、自我约束和幽默感是高雅的成熟文化结成的果实。
宏观上的政治环境也在切实地影响着苏格兰社会的发展，英格兰对苏格兰自治权的尊重，使得苏格兰的城市获得了充分的自主发展。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因此成长为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双子城，这两个城市再加上阿伯丁，构成了苏格兰启蒙的重镇，这些城市与伦敦和巴黎不同，占据思想主导和引领地位的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贵族的沙龙和赞助，而是大学和由一群坚定、自主的知识分子和文人共和国成员组成的学术团体，不同于国家机构和贵族的沙龙，苏格兰启蒙所倚赖的城市圈子的风气非常平等和民主。苏格兰有很多的智识俱乐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1723年至1746年间的苏格兰农业知识改革家荣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容纳了近三百名的土地所有者和对于农业极富兴趣的学者。1754年成立的精英协会（the select club）包括了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弗格森等，这个社团构成了爱丁堡文人共和国成员的中心论坛，那里非正式的环境让爱丁堡的文人不像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卖弄学问或强词夺理，成员的观点和经验呈现惊人的多样化，在那里发表论文或演讲会比在任何学术机构更加得到重视和公正的评价。这种平等、活跃和开放的公共领域的存在，为苏格兰启蒙的百花齐放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亚当·斯密
大卫·休谟
除却城市论坛的支持，大学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重要的思想堡垒。1690年至1720年间，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设立很多讲席教授，成功地削弱激进派的势力，同时在历史学、植物学、医学、法律等新的领域增加了许多教授职位，以此打破旧式加尔文派神学在教育界占据的垄断地位。在大学中承载教育职责的学者多有游历欧洲的经历，这就使得大学的开放性，宽容性是很好的，对不同的观点能够做到兼容并包。
主权示弱所带来的对“社会活力”的关注，以及经济上的拮据，使得苏格兰的大学不同于英格兰传统大学对于学院派风格和精英教育的看重，更多的是关注大学对于现实需求的回应和知识的大众普及。牛津、剑桥和都柏林三一学院招收的学生仅限于圣公会的教徒，苏格兰的大学完全没有相关的限制，因此，尽管规模虽小，但是吸引了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生，形成了极具开放性的国际性学术中心。此外，学费上的优势——格拉斯哥大学的学费仅仅是牛津或者是剑桥的十分之一，使得平民子弟也可以进入大学学习，而不像英格兰的大学更多是来自地主士绅和贵族等上层阶层。尤其重要的是，以哈奇森为代表的一批教育者最早打破古老的惯例，使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讲授道德哲学，打破了几百年以来学院一直采用传统的拉丁语教育的传统，这样不仅使得各个阶层的学生都能够听他讲课，而且在课堂上形成一种非正式的自然随性的环境，给课堂造就了一个轻松自如的氛围，活跃了学术气氛。此外，大学教授还定期参与“社区外教”活动，为学院圈子之外的学生普及知识，这不仅带来了知识的大众普及，更是从根本上会改变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表达方式——与现实需求无关、仅仅停留在象牙塔中的逻辑思考和毫无大众亲和力、接受度的表达是不会被大众所接受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迪克（Robert Dick）讲授自然哲学，听众全是市民。这一切的条件成就使得区别于英格兰的传统大学，苏格兰的大学成为了大众教育中心，从而也决定了其思考的问题意识和路径是异于英格兰的大学主流的。
格拉斯哥大学
大学教育的公共性、大众化发展以及城市公共讨论的平等性和开放性从根本上影响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的方法论、问题意识。无论是经验主义的盛行，还是抛弃过于宏大的形而上的追问和建构，将对于文明的期待从制度转向对于人性的引导，事实上都是大学教育世俗化、大众化以及公共讨论的平等性和开放性所带来的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唯有经证实的，唯有可验证的，唯有与自身切身相关的问题才会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这从根本上塑造了苏格兰启蒙的务实精神。不可否定，苏格兰启蒙对于经验主义的看重背后隐藏着苏格兰人浓重的乡愁，似乎只有“躲”到历史，“躲”到那些已经被证明的经验中，才能证明苏格兰曾经的辉煌。但是，当有人试图嘲笑苏格兰启蒙完全没有展现人类理性建构的魅力时，我们要看到，经验主义在那些无剧烈的历史断裂就实现了社会的成功转型的国家历史中所呈现出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更重要的，苏格兰启蒙对于经验主义的强调，让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看到了理性之外能够为人类的行动提供更为真实和可靠的动机的其他力量存在，比如情感、比如习惯。
总体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切实地影响和塑造了苏格兰启蒙独树一帜的思想王国：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国家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加入英格兰的版图）；带着极强的文化求生欲望在各种冲突的有关好的生活和好的政体的观念中要找到适合苏格兰自身的现代理论;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研究人类自身事务在确定性（certainty）、规律性（regularity）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所提出的苛刻要求。这就决定了苏格兰启蒙的思想家思考问题不再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和核心，而是如何构建一个“好社会”，并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到发掘人性中那些决定我们向善的力量，同时努力发掘能够促进这些力量能够得以生成的可能。苏格兰启蒙充分地践行了“人文研究，以人为本”（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语）的基本关怀，并在此基础上最早构建了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体系。
三
基于苏格兰特殊的现实土壤，苏格兰启蒙为人类认知自我和构建好的生活提供了不同的关怀和探索。这种不同首先源自于前文所提到在宗教影响和现实影响之下所形成的特殊的正义观。苏格兰的正义既不意味着在不同阶层的人之间分配产品或者是关系，也不意味着具备某些特质的法律之治，苏格兰的正义是被视为是个人的品质。或者换句话说，苏格兰的正义理论是和个人的美德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美德指代的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对自身或者是别人从事以上行为时表示道德上的赞赏和认同。
基于这种特殊的正义观，尽管哈奇森、休谟，斯密这些启蒙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的分歧的，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通过分析我们的激情，情感以及社会、自然的历史，以及相关的人类的历史显现，可以为理解人类本性的基本构成提供某种契机。这从根本上构成了区别于英格兰和法国启蒙的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底色。
休谟被称为道德科学领域的牛顿。尽管在休谟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人运用牛顿的方法论展开对于道德，对于人类思维的研究，但是休谟被认为是集大成者。休谟认为：“未经仔细、精确的实验，我们是不可能获得任何人类思维力量的观念或者是其他的特征的。这里的 “实验”并非今天强调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科学，更多的是对过往经验的“观察”。不同于法国启蒙对于理性的看重，休谟认为，人类的所有精神力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想象力。休谟认为，正是因为想象力，使得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观念呈现了一种连续性，我们才能够借助于自由意志带来变化，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螺旋状的不断上升的观念体系。想象力是构建人类过去和未来联系的桥梁，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又是最终指向未来的，很多对于未来的认知，对于过去的理解和铭记都是借助于人类的想象力形成的。基于其对想象力在人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休谟并不认为理性构成了我们行动的最主要动机——人类此刻没有，过去也没有受过理智的支配。理性的作用只是纯粹的工具性的：它教我们怎样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们想要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感情和激情——愤怒、欲望、恐惧、悲痛、嫉妒、愉悦、自我满足、虚荣心等。教给我们这些的不是理性，而是（与想象力保持一致的）习惯，它给思维或理智界定了一个框架，归根到底，我们是习惯的动物，也是感情和激情在其中运作的物理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为了生存下去，人类社会必须设计出一套策略以疏导我们的激情，使其在建设性的方向发挥作用，通过社会的规则、习俗和惯例影响社会成员的内在，让他们成为潜移默化的习惯，从而使可能破坏社会的冲动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刺激。
苏格兰启蒙建立在其经验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对于想象力、进而对于习惯的强调构成了保守主义最为重要的心理基础，这不仅让我们看到的理性之外人类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同时也为公共议题——“合法性”渊源，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后来休谟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的扩展到公民忠诚的理论当中，休谟认为，政府只有同时获得了“正当感”（opinions of right）和“利益感”（opinions of interest）的支持，才能够获得人们的认同和忠诚。正当感更多地是从政权的持续性中产生，而不像利益感，是从政府的功能中产生，因为想象力对于人类行动的影响，传统（习惯）孕育着正当性的观念。
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中核心的内容就在于是“仁爱”（benevolence）支持了所有的美德。人性当中包括了道德感，道德感能够产生仁爱感，从而构成了道德行动的核心所在，如果道德感被有效的点燃而且不被自私的激情所阻碍的话，个体的判断和行动就会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幸福。因此，个人道德生活和道德共同体的和谐本身是可欲的。在哈奇森看来，道德感是无私的，和其他外在感觉一样，是独立于我们的意志的，是人类所共有的，而且是一种直观的感受，不需要借助于其他的前提而存在，尤其是不会受到功利主义考量的影响。正是基于道德感的这一特征，我们会认同感那些虽然与我们的私利相冲突的行动。这不是经过习得的，也不是经过某些道德哲学界倡导而获得的认知。
在休谟看来，关于道德的合理的理论，必然是要将内在的思想特征和外在世界的某种特质联系起来的，道德一半是本性，一半是人为的，本性部分是指对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关联的人，我们自然会展示仁爱感，但是除此之外，道德更多的是一种“人为”（artificial）的美德，因为美德的对象——尤其是财产——必须要通过人类的行动才能够被创造，正是这一逻辑使得休谟形成了他最初始的正义理论，正义的对象作为一种美德本身是人类不经意的创造物。仁爱之外，是同情心能够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感受，也有助于无偏私的观点产生。虽然同情心是可变的恶（比如宗教狂热也可能是源自于同情心），但是经验、交谈能够使得我们建立基本的规则，从而去创造一个有关道德评价的稳定、常识性的语言。所以不同于哈奇森将仁爱视为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休谟将道德价值归因于人类思想的伟大，自然的能力以乃至好的习惯。因此，道德感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里德对美德的看法在苏格兰启蒙的思想流派当中独树一帜。不同于哈奇森和休谟将人类的道德自觉建立在感觉基础上，里德认为我们具有关于首要原则（first principles）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既不是基于感觉也不是基于事物的自我呈现。作为一个积极的天主教行动派和牧师，受到宗教的影响，他的哲学之旅是完全建立在一些不可撼动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其常识哲学的根本渊源所在，常识哲学本身也构成了美国建国时期“不证自明的真理”的思想来源。对于里德而言，常识就是有关人性的首要原则，常识源自于良知（good conscience），即将我们所拥有的力量采取最恰当的方式知晓我们的责任，并且履行这些责任的能力。里德的常识观不仅将理性的价值予以凸显，更重要的是常识哲学背后是对理性和美德平等化的理解和呼吁，带来了对普通个体参与公共生活能力的信任——每一个个体都有常识，具有一种与坚定的自尊相结合的独立智力能力，我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穿行于世界之中，我们对外部世界了解愈多，就愈能对其产生作用。不仅仅只有精英们能够理解善和承担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从而为民主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斯密的思考起点就是哈奇森和休谟最初产生分歧的地方，即是什么让我们行善。斯密认为，行动的时候受到良心的支配，所谓良心就是其他人旁观、旁听和评判的声音，而这个旁观者就是自己，即社会属性的自我。这种自我评价的能力使人类真正适应了社会，道德评价正是让我们成为道德生物的本质条件。在斯密看来，我们的道德生活与文化生活一样，其实都是想象力的问题，想象力越强，内容越丰富，对同胞的感情越深，我们就越能幸福，而且更容易感受到他人的幸福。
休谟、斯密的观点成为后来人文教育被视为公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鉴于人文教育所能够培育的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同情（移情）能力，从而使其对解决现代社会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张力，造就民主社会的公民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玛莎·努斯鲍姆：《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
《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有关道德力量的渊源的争论，最终可以纳入两大思想脉络中：一类是认为道德力量源泉源自于人的感觉，比如哈奇森、休谟和斯密；另外一类则是认为道德力量源自于人的理性判断，比如里德。在此基础上，前一种将美德归因为理性以外的其他因素的讨论又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分类，美德到底是深置于人性本身（哈奇森），还是有某种超越人性的力量所决定、是后天附加给人类的（休谟、斯密）。无论其中存在什么样的分歧，苏格兰启蒙将“美德”这个自霍布斯以来就几乎被人类忘却的议题再次带回了公共的视野中，成为公共讨论的核心。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美德的关注同时也构成了苏格兰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这种关注可以弥补自由主义仅仅专注于理性在面对共同体生活时的窘迫和不足，美德的存在能够有效平衡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存在的张力（保罗·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很显然，以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认为存在着霍布斯和洛克的所认为的社会契约自觉时刻，而是采纳了自然法学家的进化式的、相伴而生的逻辑来解释社会的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人出生就投身于社会，根据他们不断进化的预期和需求，从而决定和塑造了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制度，而人本身反过来也受到了这些政治和文化机制的塑造。这样的互动式和进化式的逻辑彰显了传统和社会制度、教育、习俗在美德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就使得美德不仅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也使得美德本身成为一个可欲（desirable）的议题。
四
为了克服经济上困境，苏格兰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国家学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主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加入英格兰的版图，但是作为没落贵族的傲慢灵魂和始终处于多元文化碰撞中的开放心态，使得苏格兰从未在人类文明史中缺位，尽管光辉可能从未像英格兰、法国启蒙那么耀眼，但是就如苏格兰高地的美，从不张扬，但是足够深沉与厚重。苏格兰启蒙中对于美德的偏好，对于个体、对于社会的关照，以及浓厚的务实精神和人文精神呈现出了不可抗拒的魅力所在，这种思考借助于哈奇森对杰弗逊、休谟对麦迪逊、斯密对富兰克林的影响，以及里德借助于大学对众多美国革命的领导者的影响，在北美大陆生根发芽，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洛克为代表的对于好的生活的探索的逻辑，并对美国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参见理查德·C. 西诺波利著，《美国公民身份的基础：自由主义、宪法与公民美德》）。
回到苏格兰启蒙，在某种意义上就让我们超越了“理性”和“制度”的羁绊，回到了“人性”、“美德”这些更为生动和丰富的存在和议题，而这些议题在当下显得弥笃珍贵和迫切。面对全球化时代公民身份的示弱，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张力不断加大以及 AI时代到来之后人类面对自身未来的众多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冲突和危机所产生的众多焦虑，人类依旧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而不至于失掉方向感的唯一理由就在于，人类会做而且只有人可以做，而机器人不能做的事情，就是创造性、关爱感和归属感。在这样一个“伟大逐渐让位于魅力”的时代，在真实感知到科学精神、理性精神的异化给人文成长所带来的不得不去面对的镣铐和障碍时，无论对于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除了回归爱、回归意义世界、回归美德，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当然，这不是一种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公民形象乡愁似的眷恋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直面现代性困境基础上诉诸公共勇气、公共热情和理性力量的自觉和努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兰启蒙重回我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