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一览表
历时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中最突出的，恐怕还是遣唐使。
正式派遣的遣唐使前后达12次（如果把天智天皇四年派遣的遣唐使也看作是正式的遣唐使，则是13次）。
一览表如下：
以上共计12次。此外，为送还唐使而组织的“送唐客使”（以及虽然没有用这个名称，但从内容来判断一般认为属“送唐客使”的情况）如下表：
以上共计3次。此外，还有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为迎接渡唐后被卷入安史之乱的第九批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以高元度为特别派遣的“迎入唐大使”（不过，迎接清河的目的没有达到，三年后空手回到日本）。
把这些加在一起，遣唐使共派出16次（除去天智天皇六年的“送唐客使”，则为15次）。
另外，还有任命后又中止的遣唐使2次、送唐客使1次。把这些也合计在内，则变为19次（或18次）。为慎重起见，把这3次也附记如下：
以上是遣唐使的概况。从历时二百余年的派遣过程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目的和内容等均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考察这些演变，一般认为最恰当的方法是将其分为初期、盛期、末期三个时期。
初期
这一时期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出发的第一批遣唐使开始，到天智天皇八年（669年）派遣的第五批遣唐使为止。
这个时期的特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遣隋使时代的延续。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其主要目的在于学习中国的制度、典章以及佛法；另一层含义则应当从中日在朝鲜半岛上激烈的角逐关系来理解。
关于第一层含义，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年）回日本的药师惠日等人向天皇上奏：
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
而且也可以从药师惠日自己又被起用为第一批遣唐使直接看出来。这里想就第二层含义做一些考察。
如第四章所述，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据点任那被新罗吞并发生在公元562年。虽然任那问题在这以后仍然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在日本势力衰落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便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七世纪四十年代后，两者间反复进行着生死攸关的攻防战。在这场斗争中，新罗积极地谋求接近唐朝，百济则加强了同高句丽的联系。唐朝接受了新罗的请求，在公元644年再次坚决执行了前代（隋代）没能实现的对高句丽的远征，间接地响应了新罗的请求。另一方面，日本则进一步加强了同百济、高句丽阵线的联系。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派遣了第二批遣唐使（653年）和第三批遣唐使（654年）。可想而知，日本在公元657年（据《日本书纪齐明纪》记载）向新罗提出一道派遣使者去唐朝的建议，这显然是应了百济的请求，展开外交战术企图动摇唐朝，想在唐朝与新罗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新罗果然拒绝了日本的提议。此后第三年，即百济灭亡的前一年，日本派出以《伊吉博德书》而闻名的第四批遣唐使。
第四批遣唐使自始至终遭遇悲惨。首先，在前往唐朝的途中，大使坂合部石布所乘坐的第一船遭到逆风，漂流到南海的岛上，大部分人死亡。据说仅有东汉阿利麻等5人历尽艰辛到达唐朝。接下来的灾难（原因不明）是日本使者蒙受谗言，几乎被处流刑。这一事件好不容易才平息，他们又立即接到如下诏敕：
国家来年必有海东之政，汝等倭客，不得东归。
于是，直到第二年（660年），唐朝出兵成功地灭了百济，遣唐使一行一直被幽禁在唐朝都城。
上述种种事件或许暗示了第四批遣唐使的目的在于救援百济，因而打算对唐朝做某种外交上的牵制。如果更加大胆地臆测，前面所说的谗言，可能是指日本使者们在搜集有关唐朝出兵的情报，并且很可能这就是事实。总之充满了战争的气氛。
百济灭亡之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径直指向复兴百济。最先抱有这种企图的齐明天皇亲自迁居北九州的朝仓，以此作为前进的基地，并在那里辞世。继承其遗志的天智天皇出兵朝鲜，结果在白村江被唐与新罗联军击败（663年）。
白村江的战败，对推行大化改新的新政府的国内政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日本同唐和新罗的外交关系当然也出现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第二年，可能是为了刺探日本的国情，唐朝驻百济军队的将领刘仁轨派出使者郭务悰。对此，日本方面断然拒绝，把郭务悰堵在对马，不让他进入日本国内，并且在对马、壹岐和北九州一带部署了防人，建造了水城和城堡，加强防御。
然而，百济的灭亡和白村江的战败，终于迫使日本从根本上修正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而唐和新罗大概也因为还有高句丽这个共同的敌人，断定挑起更多对日争端并非上策。
进而在第二年（665年），唐朝正式派刘德高为使者，他带着上一年出访的郭务悰访日。对此，在日本方面，《日本书纪》“天智纪四年”条记载：
是岁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云云。
其注释记载：
等谓小山坂合部连石积、大乙吉士岐弥、吉士针间，盖送唐使人乎？
从这段注释来看，日本大概是特意组织了送唐客使一行，一同到唐朝去。可见双方都采取了互相靠近的态度。
到了天智天皇六年（667年），则由百济守将刘仁轨派请司马法聪等把坂合部石积等送回日本。之后日本又以伊吉博德等为送客使，于当年把司马法聪等送回中国。不得不说这是非常恳挚的交流。
第二年，高句丽最终灭亡。同年，新罗向日本派出使者，日本也派去遣新罗使，重新打开了日本和新罗之间自公元656年以来空白的邦交。接着在天智天皇八年（669年），日本派出了作为初期遣唐使总结的第五批遣唐使。
《日本书纪》仅记载派遣了河内鲸等人。但《新唐书日本传》记载：
咸亨元年，遣使贺平高丽。
说明这次派遣的应该是祝贺平定高句丽的使节。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不得不承认百济和高句丽相继灭亡这些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事实，继而被迫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方针。
唐朝方面则向日本派出了由郭务悰等带队、随员有两千人的庞大使团。这是先灭了百济、如今又成功实现征讨高句丽宿愿的唐朝（高宗统治期间）的一次盛气凌人的示威。
然而，虽然唐朝与新罗在高句丽灭亡之前一直是同盟国，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在高句丽灭亡的第三年（670年）便迅速地表面化了，不久就发展为两国的激烈斗争。经过历时6年的战争，唐朝的势力退出，由新罗实现了朝鲜半岛统一。日本对朝鲜半岛的野心，虽然没有完全收敛，却也没有积极地再度表现出来。最后不得不承认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的现实。
初期遣唐使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争夺朝鲜半岛。带着这一使命的时代在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宣告终结。
盛期
这一时期从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年）的第六批遣唐使开始，到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的第九批遣唐使为止。
此时的日本，律令体制已经逐渐完备，天平文化之花不久后便在繁华的奈良都城盛开，进入洋溢着一派生机的时期；此时的唐朝，经过中宗时代和睿宗时代，进入了玄宗皇帝“开元之治”的盛唐时期。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半个世纪，遣唐使也迎来了极盛时期。
首先看一下自祝贺平定高句丽的第五批遣唐使以来，打破了持续30多年空白期而派遣的第六批遣唐使的情况。其主要成员如下：
由此可知，当时的遣唐使已有相当的规模。此外，《万叶集》中有称遣唐使船为“四条船”的和歌。初期的遣唐使船，目前所知为2条，由4条船组成的船队是在进入盛唐时期之后才出现的。与此同时，同行的人员也增多了。初期的人员情况大半不明，但就人数明确的第二批遣唐使来看，第一船121人，可能采取了另一航线的第二船120人，其余的遣唐使团大概也有同样的规模。而进入盛期之后的第七批遣唐使为557人，第八批遣唐使为594人，超过初期的一倍以上。
盛期遣唐使的活跃气象并不仅仅表现在数量方面。
《旧唐书日本传》记载：
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
这些人包括因才华和端正的仪容受到了高度赏识的栗田真人，留在唐朝获得荣升的藤原清河，在新年朝贺时同新罗争座次、使日本的座次变为东侧第一席的大伴吉麻吕等人。他们都是大使、副使级，真可谓人才济济。留学生和留学僧中最著名的是《续日本纪》的记载：
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
大臣即吉备真备（吉备真备后来作为副使又一次到访大唐），朝衡即阿倍仲麻吕。另外还有参加过改编律令的大和长冈，以及在圣武天皇时期一度备受天皇重视的僧玄昉等众多朝气蓬勃之士。他们为了进一步吸收、消化在遣隋使和初期遣唐使时代所传来的中国文化，满腔热忱地学习了中国的典章制度。正如《旧唐书日本传》上关于吉备真备和玄昉参加的第七批遣唐使的记载：
所得钖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他们为了获得和学习经史和佛典，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留唐的时间普遍很长，就算不考虑阿倍仲麻吕这一例外，玄昉和真备等人在唐时间也长达17年。
可以说，奈良都城繁荣的天平文化走向成熟，主要是他们的功劳。
末期
这一时期是从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年）的第十批遣唐使开始，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年）的第十二批遣唐使为止。
这个时期包括三批遣唐使和一批送唐客使。其中，除送唐客使，遣唐使船都是4艘。比如第十二批遣唐使，一行总人数为651人（但由于第三船遇难，船上的140人未成行……），当真是威势堂堂的阵势。然而，不管规模多么庞大，组织多么完整，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退征兆。
在第九批遣唐使入唐的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之后的第三年，中国突然爆发了安史之乱，天下太平的盛唐之梦破灭了。这次大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特别是华北的黄河流域，土地荒芜，大批百姓流离失所，唐朝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得益于叛军内部的矛盾，加上回纥等少数民族的援助，这次叛乱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然而，唐朝又马上遭遇周围的少数民族回纥、吐蕃、南诏等的入侵。同时，在唐朝政权内部，握有军事权力的地方节度使进一步独立，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制。在中央，由于宦官操纵了皇帝的权力，高级官僚也热衷于党争，唐朝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另一方面，日本在长达150年间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也开始萌生需学之物已吸收殆尽的想法。这种倾向在进入平安时代（749年以后）后进一步增强，其中大概也与平安贵族的消极思想不无关系。总之，以八世纪中叶为界，遣唐使明显失去了积极性和热情。
前面谈到，有两批遣唐使、一批送唐客使在任命后又中止了，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留学生、留学僧的留学时间也缩短到数年之内。
就这样，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年），菅原道真上奏并获准，悠久的遣唐使历史便降下了帷幕。这时，由于黄巢起义（875—884年），唐朝的衰落情况越发严重，很快就进入被朱全忠篡国（907年）的前夜。
三条路线
遣唐使的航路，大致可以分为北路、南路和南岛路三条。
北路首先从难波的三津浦（可能在现在的大阪市南区三津寺町附近）出发，沿濑户内海西进，在筑紫的大津浦（现在的博多）停泊。这一路段，南路和南岛路的路线亦如此。接下来北路航线与遣隋使时走的路线一样（或者说与倭五王及卑弥呼的遣使路线一样），从这里出发，经壹岐、对马，抵达朝鲜半岛的南岸，然后沿朝鲜半岛西岸北上，或从瓮津半岛末端一带跨越黄海，抵达山东半岛的一角；或从辽东半岛的西端，经庙岛列岛在登州附近登陆。然后走陆路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开封）、洛阳等地到达长安。
与此相对，南路是从博多出发后，在平户或五岛列岛暂时停泊，等到顺风后一口气横渡东海，目标直指长江口和杭州湾附近。南岛路则是沿九州的西岸南下，从萨摩向多褹（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奄美（奄美大岛）前进，在这一带跨越东海，目标直指长江下游流域。一般认为南路和南岛路在登陆后所走的路线，是经由扬州，通过大运河邗沟和通济渠到汴州，然后西进至长安。
遣唐使初期阶段几乎全走的北路。
遣唐使的三条航路
但也有例外。一个是第二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大使为高田根麻吕）。该船在萨摩南方海域遇难，大概是想走南岛路（第一船走的是北路。从两船采取不同的航路来看，大概是希望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使命）。
另一个例外是第四批遣唐使。这批遣唐使的大使是坂合部石布，副使是津守吉祥，随员中有后来在天智天皇六年（667年）担任送唐客使的伊吉博德。伊吉博德留下了前面说到的《伊吉博德书》一文。
根据《伊吉博德书》记载，第四批遣唐使一行于齐明天皇五年（659年）7月3日从难波的三津浦出发，8月11日驶入筑紫的大津浦，9月13日到达百济南端的海岛。14日拂晓，两船一起从这里出海。但在第二天傍晚，因遭遇逆风，大使乘坐的第一船漂流到南海的尔加委岛。如前所述，大多数人不幸被岛民所杀。但副使乘坐的第二船反因这股强风于16日半夜提前抵达越州会稽县的须岸山（大概在如今杭州湾的舟山列岛附近）。这差不多就是南路的航向。
据《伊吉博德书》记载，归程同样也走南路。从舟山列岛的某一岛进入东海，经历九天八夜的“辛苦飘荡”之后，总算到达了朝鲜半岛南面的济州岛。
虽有上述例外，但除去这两次，在第五批遣唐使之前（包括天智年间的送唐客使），似乎去路和归路原则上都选择已经轻车熟路的北路。北路虽然费些时日，但是最安全。
不过，文武朝以后的遣唐使（除去一小部分例外）走的就几乎全是南路和南岛路。具体来说，盛期多经由南岛路，此后的末期则都走从五岛列岛附近直接横渡东海的南路。因而经常遭遇风浪颠簸而遇难。
那么，日本改变航路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新唐书日本传》记载：
新罗梗海道，更繇明、越州朝贡。
新罗在百济和高句丽相继灭亡之后，与唐朝的势力进行了一番较量，并把唐驱逐了出去，成功地统一了朝鲜半岛。之后，新罗的国威日益提高，同日本发生了许多纠纷。天平胜宝四年（752年），日本甚至打算向新罗派出问罪使。此外，在淳仁天皇在位的天平宝字三年（759年），日本造船500艘，准备发动战争。日本改变航路的首要原因恐怕便是新罗问题。
日本改变航路的第二个原因大概是从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多褹（种子岛）、夜久（屋久岛）、奄美（奄美大岛）、度感（德之岛）诸岛，以及信觉（石垣岛）、球美（久米岛）等琉球群岛加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可能从岛民那里了解到，如果遇上好风，直行大海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中国。
公元608年，多褹和夜久等南岛向日本朝贡。三年后（701年），日本派出第六批遣唐使。第六批遣唐使是否经由南岛路并无确证（但从漂抵江淮之间来看，基本上可以确定走的不是北路）。此外，也缺乏第七批和第八批遣唐使走南岛路的证明。但就第九批遣唐使而言，其归路记载,“举帆指奄美岛”（《续日本纪》“天平胜宝六年”条），清楚地说明走的是南岛路。
然而，这条航路不仅有危险性〔第九批遣唐使的情况也是第一船漂抵安南（越南）〕，而且从九州西岸南下到琉球诸岛需要耗费相当的时日。因此人们大概会认为，如果同样是要冒风险，还不如走从九州北岸西边的海面一口气跨越大洋这一航路更为便利。所以到了末期，全都选择南路。
南路是三条航路中耗时最短的路线。比如第十批遣唐使只用了9天便抵达扬州海陵县（现在的江苏泰州），归路（只是第三船）也仅用了七天便抵达了北九州的松浦。根据《伊吉博德书》记载，走南路的第四批遣唐使船，乘着强风，实际上仅用了两天半就到达了杭州湾附近。这同费时一个月以上的北路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不仅如此，再看登岸后所走的路线，相比于北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一带登陆，走陆路到达都城长安，走长江沿岸的扬州附近到达长安的路线距离略短一些，并且后者可以利用邗沟和通济渠等运河，交通便利得多。
耗时和距离较短，以及交通便利，无疑是人们选择南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南路是最危险、遇难率极高的航线。
在所有遣唐使船中，在海上遇难且牺牲者较多的有4条船（包括从筑紫出发后立即遇难的第十二批遣唐使的第三船），漂流到安南、昆仑及其他南海岛屿的有5条船，共计发生9起事故。而这些船只全部走的是南路（包括据认为是走南岛路的两起事故），走北路的船只则未出现过这样的重大事故。
另外，即使是那些好不容易平安到达唐朝、最终也回到日本的船只，也并非完全一帆风顺。如第九批遣唐使的第二船就在归程中又被吹回中国，之后才再次重新出发，比第一船晚了将近两年才回到日本。再如桓武朝的第十一批遣唐使船，在暴风中颠簸漂流了34天，才终于漂抵福州一带。总之，顺利且成功渡航是极少数的。
试举一篇生动传达了当时海上遇难事故之可怕情景的文章。《续日本纪》“宝龟九年”条记载，第十批遣唐使的判官大伴继人有一份报告（一部分）：
九月三日，发自长江口。至苏州常熟县，候风。其第三船在海陵县，第四船在楚州盐城县，并未知发日。十一月五日，得信风，第一、二船同发入海。比及海中，八日初更〔下午八至九时〕，风急波高，打破左右棚根，潮水满船，盖板举流，人物随漂，无遗勺撮米水。副使小野朝臣石根等卅八人、唐使赵宝英等廿五人，同时没入，不得相救。但臣一人潜行，着舳槛角。顾眄前后，生理绝路。十一日五更〔上午四至五时〕，帆樯倒于船底，断为两段。舳舻各去，未知所到。四十余人累居方丈之舳，举舳欲没。载缆枕柂（柁），得少浮上，脱却衣裳，裸身悬坐。米水不入口，已经六日。以十三日亥时，漂着肥后国天草郡西仲岛。臣之再生，叡（睿）造所救。不任欢幸之至，谨奉表以闻。
该报告生动地叙述了副使小野石根等60余人经历的恐怖场景，他们在一瞬间被海水吞没，船从正中间折为两段，40余人裸着身子聚集在船尾，6天不饮不食，随船漂流。顺便说一下，第九批遣唐使藤原清河在唐朝所生的女儿喜娘也在这艘船上。藤原清河自从到中国后一直未能再回日本，而喜娘又经过了九死一生，终于抵达了亡父的故乡，此前她从未来过。
虽说跨越大海绝非易事，但为什么走南路和南岛路时遇难的事例会如此频发呢？
原因之一是日本当时的造船技术还很不成熟。前面所举大伴继人的报告中谈到了船只从正中间折裂为两段的恐怖情景。据明代胡宗宪的著作《筹海图编》记载，日本的船只是把大树当作方木材拼合在一起，不用铁钉而是用铁片来连接，而且在填塞接缝时没有用麻筋桐油，仅仅使用一种名叫短水草的植物。这样连接木材的方法当然有问题，在最恶劣的情况下，暴露了船的尾部和头部会断为两截的脆弱性。另外，《筹海图编》还记载，日本船只的底部是扁平的，无法劈开波浪，其结构不适于跨越大洋。
拙劣的造船技术无疑是多次遇难的一个原因，而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航海技术的不成熟。
要想用帆船顺利跨越大海，有关季风的知识是不能欠缺的。逆风渡海就相当于螳臂当车。然而，日本的遣唐使船只似乎完全缺乏重要的季风知识。
这一点木宫泰彦等人已经指出过。据《续日本纪》“宝龟七年闰八月”条记载：
先是，遣唐使船，到肥前国松浦郡合蚕田浦，积月余日，不得信风。既入秋节，弥违水候，乃引还于博多大津，奏上曰：“今既入于秋节，逆风日扇，臣等望待来年夏月，庶得渡海。”……
看起来遣唐使船似乎是十分了解季风，在等待合适时机。事实上，一到秋冬时节，中国东海上开始刮冬季季风，并且这时九州近海的西北风一到大海中就会转为东北风。也就是说，这是渡海的最佳季节。然而，《日本书纪》中提到“既入秋节，弥违水候”，就是避开了最合适的时期；又说“既入秋节，逆风日扇，臣等望待来年”，可以说完全被眼前的风向迷惑了。等到“来年夏月”，事实上中国东海上吹的是西南风，船只就是在逆风航行，可以预料航行将极端困难。
以此类推，归路应与去路相反，在4月至7月的夏月航海是最恰当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回日本的船只也都平安无事；与此相对，在东北风最盛的10月至来年3月扬帆出航的船只则几乎无一例外，要么遇难，要么漂流，不得不说，这愚蠢得实在可怕。
本文摘录自《中日交流两千年》，[日]藤家礼之助 著，章林 译，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