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雕版印刷相并行，汉字活字印刷在世界范围内也源远流长，且影响更为深远。目前为止，除了中国本土，韩国、日本、法国、英国都还保存着前现代时期制作的汉字木活字或汉字近代金属活字实物。汉籍的活字印本则存世更多。
二十余位国际知名的活字印刷和东西方古籍版本专家，汇聚天一阁。若无特别说明，图片来源为：天一阁博物馆。
9月17日，来自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汇聚天一阁，面对活字印本实物与活字制作工具，围绕汉字活字印刷的发生发展和现代遗存、汉字活字的制作技艺、汉字活字如何推进中西交流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此次国际学术工作坊由法国远东学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和天一阁博物馆联合举办，天一阁博物馆承办。
现场翻阅活字印本，近观活字制作工具
作为亚洲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与活字印刷有着深厚的渊源。明代的金属活字印刷比较兴盛，尤其以无锡华氏、安氏两家所印诸书最为著名。两家之书天一阁均有收藏，比如明弘治十一年华氏会通馆印本《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及《古今合璧事类》，嘉靖时期锡山安国印本《古今合璧事类》及《鹤山先生大全集》等。
天一阁藏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引来学者围观。
此外，天一阁还藏有清代最负盛名的两种活字本：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为乾隆皇帝嘉奖范氏在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时的献书之功而御赐，还是当年“古今图书集成馆”编纂所用的校样本。
在工作坊现场，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介绍了天一阁藏活字和活字本。天一阁方还从库房中取出雍正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供学者翻看、近观。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文库教授佐佐木孝浩也展示了他收藏的日本活字印本零叶。来自法国国家印刷局的高级技师嘉内丽则展示了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所需的工具。虎钳、凿子、锉刀……同样引来学者们的好奇。
来自法国巴黎国家印刷局的高级技师嘉内丽在现场展示了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所需的工具。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法国国家印刷局的工场可以进行传统的排版印刷。工场里有十四名员工，以他们各自的技术组成了完整的活字印刷生产线：字体设计者、刻字工、铸字工、排字工及印工、石印工、线雕工以及校字工。”嘉内丽介绍道，“从1948年以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作古老的西文字冲，与原件丝毫不谬，包括原有的刻铸瑕疵，以便创建出一个可替代原件的新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在古字冲原件上重修。”
嘉内丽也是法国国家印刷局第一位女性活字刻铸工。“上世界八十年代，这里仅有三位女性刻铸工在职。作为这项技术最后的传承人之一，我感到非常悲哀。2013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我 ‘工艺大师’的荣誉称号，为的就是让我的技术不至于后继无人。”
据悉，这项技术传承在法国国立工艺研究所指导下进行。该研究所也组织出版了《工艺图：活字刻铸》一书，嘉内丽与学生在书中描画了她们技艺的各种细节。在工作坊最后，嘉内丽还将她亲手制作的汉字活字捐赠给天一阁。
明铜活字印本《唐人集》
汉字活字如何推进中西交流
十九世纪初，基督教新传教士来华后，为传播教义需要大量印刷中文书籍，因而重视研制汉字活字。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史系教授韩琦作了题为《从澳门、香港到上海:西方印刷与汉字活字的流通》的发言。他重点介绍了几位研制并应用中国活字的西方传教士，包括马士曼（Joshua Marshman）、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台约尔（Samuel Dyer）等。
到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汉字活字研制达到高潮。传教士们的活字印刷最初落地于澳门、香港，后来转以宁波、上海为重地。
要知道，汉字比欧洲由字母组成的单词铸造成本高。于是巴黎活字制造专家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试着通过中文形声字的偏旁与原字分开铸造再加以拼接组合的方法，减少字模从而降低成本。这种活字被称为“拼合字”，也称“叠积字”。
韩琦说，它的出现在传教士中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传教士在报道或评论中都提到了它。到了1844年，设在澳门的美国长老会印刷所“华英校书房”也购买了一套拼合字并应用于印刷、传播。
1845 年, 澳门的“华英校书房”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勒格朗的拼合字也被带到宁波。在另一位传教士姜别利（W. Gamble）的推动下，1860年上海美华书馆创立。韩琦说：“勒格朗的拼合字创制于巴黎，1844年到了澳门，第二年就到了宁波，1860年又到了上海，后来逐步推进印刷活动的发展。”
韩琦认为，后人要研究这段西方活字流通史，就要把汉学研究和活字技术研究放在一起，把传教和技术传播放在一起。“不光考虑巴黎、伦敦、柏林的研制工作，还有在新加坡、马六甲都有一批传教士在做相关的工作。这段历史不仅关乎技术、宗教，还有贸易，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研究汉字活字如何推进中西交流的重要问题之一。”
从西方活字看汉学在西方
法国远东学院的意大利籍教授米盖拉介绍了18世纪在法国制作的木活字。如今法国国家印刷局保存了相当数目的东方活字，其中就包括18世纪上半叶开刻于法国并于19世纪初完成的“摄政王黄杨木字”，至今完好收藏于国家印刷局特别定制的抽屉里。
“在巴黎，在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摄政时代着手制定了真正的制作整套活字的计划，这套活字因此也被称为 ‘摄政王黄杨木字’。”米盖拉说，与该活字计划相关的人物有三位：王家图书馆馆长比尼翁、中国人黄嘉略，以及最重要的一位——法国汉学家傅尔蒙。比尼翁是神职人员，但他支持国王创建隶属于学术机构的世俗汉学的想法，因此“主导”这个计划交给王家学院的教授傅尔蒙来完成，并且在王家图书馆聘用了黄嘉略。
“黄嘉略在这个造字计划中肯定是起作用的，至少他指出中国字应该是什么样。”米盖拉表示，然而除了在一部较晚著作提到他也充任刻工却并无任何证据之外，人们至今还没有其他资料指出他在此计划当中的角色，尤其造字工作刚开始时黄嘉略就去世了。
黄逝世后，傅尔蒙继续这项事业。资料显示，这批造字开始是25000个，之后是50000个，在18世纪末达到120000个。印制于1735年的《中国历代皇帝列表》、出版于1742年的《中国官话》都曾用过这批活字。
在米盖拉看来，研究这套汉字活字的历史，不仅可以一览过去的印刷技术，还可以了解汉学在法国的肇启。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副教授西蒙（左）、法国远东学院教授米盖拉（中）与法国国家印刷局高级技师嘉内丽（右）。
巴黎第七大学副教授西蒙提及十九世纪初的《主祷文》由当时的巴黎皇家印刷局印制。尽管它外表看起来朴实无华，却是由150篇不同文字的圣父祷文组成。其中有46种亚洲文字，包括中文。
西蒙说，巴黎早就已经是东方活字印刷的重要基地，尤其是在中文方面。“《主祷文》的中文版就是明证：它被认为是在欧洲用中文活字印刷的第一篇这样的文献。”而当时《主祷文》中文版所采用的中文活字，恰是米盖拉所介绍的“摄政王黄杨木字”。
让文献学成为像物理学的学问
此外，活字本研究专家艾俊川通过古书的只言片语及他对现存金属活字印本的观察，推测古代金属活字的三种制作方法有同模铸造、雕刻以及整体铸造；韩国韩古尔博物馆学艺研究官李载贞介绍了朝鲜半岛的汉字活字印刷，透露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82万活字，其中金属活字50万，木活字30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文库教授佐佐木孝浩与住吉朋彦分别介绍了日本的假名活字及其印本、古活字版日本汉籍。
藏书家韦力、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章宏伟、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国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广宏、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苏杰、上海博物馆助理馆员金菊园等学者就各项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庄立臻表示，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回望汉字活字的演变和流传，在当今这个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天一阁承载了中国读书人的文化梦想。今天的天一阁已成为一座以藏书文化为核心，集文物收藏、典籍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公众博物馆，今后我们的目标是打造面向世界的书香圣地。”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陈正宏是此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之一。他在总结发言时提及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文献学成为像物理学的学问。“这门学问在全世界是有共同性的，而不是说这只是中国的，那只是日本的。这次我们从活字这个小角度切入，提供的关怀或者方法，还是很有意义的。”
雍正四年內府铜活字印本《古今图书集成》
陈正宏认为，这次工作坊“碰撞”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古今图书集成》从北京到宁波，从皇宫到私人藏书楼，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为何还有“花华”一说？看起来只和传教、宗教有关的问题还涉及哪些因素？
“书的问题不简单，就书谈书是谈不清楚的，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大家有对话，有碰撞。21世纪的学问不再是一家一户能解决的，需要大家讨论很多东西。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什么东方人、西方人。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是可以谈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