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摘自《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英]麦大维（David McMullen）著，张达志、蔡明琼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中古晚期儒学与新儒学有着显著区别，这与当时政治的演变及儒学社会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唐代儒学取向的学术精英在公共服务中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们被认为应当承担的职责，在唐代后期以及宋代以后不断演变，直到西方叩开中国的大门。隋唐两朝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中国，他们是北朝政权的继承者。四及五世纪，中国大部分政权由少数民族统治，但这些政权都在不断汉化。直到北魏（386—535）之末，由于五世纪晚期逐步的汉化改革，他们声称大多数行政活动皆遵循汉族传统。那些效力于北朝政权的经学家，都是拥有悠久儒学传统的士族精英，他们极力推广儒家思想，并按照儒学价值观建构行政体系。当时，亦有其他胡族士人加入这一精英群体，因此，中国社会重新统一之后，社会统治阶层的血统是相当多元的。士族之间广泛通婚，倚重当代冠冕，那些缺乏显赫官员的地方士族逐渐没落。但七、八世纪时，在重新统一的唐帝国统治下，这些学术贵族共同致力于儒家学术，强烈意识到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并坚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
同整个帝制时代的儒家学者一样，唐代士族中的精英学者拥有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学识与才能，他们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可以塑造并加强帝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他们不仅征引被认为在经典时代周代（前1121—前249）曾实现过的理想，还援引汉代故事。汉朝实现了对整个帝国更为直接和实际的控制，深具制度的可行性和宏伟的典范效应。他们同样熟悉东汉的文学传统和文官政制，尤其是国家仪典的组织方式。同时，还从刑法或其他更为技术性的学术领域，如律历、阴阳、天文等传统中汲取知识，这些都对王朝权力提供了必要的制约。
尽管皇帝将儒家学者带入政治的中心，但在七世纪早期，他们还远未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相反，只是皇帝主导下充满竞争的政治环境中的小角色。他们的建议往往与武人阶层的利益相冲突，而隋唐两代皇帝都是武人阶层的坚定支持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武人阶层的政治实力比大多数史料显现出来的更为强大。儒家学者还不得不与佛教和道教竞争，以获取皇帝的经济和政策资助，更何况儒学远不及宗教那样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朝廷及社会中对立文化的巨大压力。作为界定身分的核心，对于大分裂时期的前辈而言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南朝奢侈逸乐的宫廷文学环境，却被七世纪的唐代儒家学者认为会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在官僚制时代，儒家学者的地位其实远非不容置疑，其价值理想与所处官场的现实经常发生冲突。许多在皇帝面前坚持儒家政治或礼制理想的学者，又往往被认为想要扩大他们的影响，或者企图用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说服皇帝。这些学者可能只是普通官员，他们维护儒家利益主要依靠晋升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也有些学者以较低品秩供职于京城的学术机构，这些机构的建制在七世纪初已牢固成型，主要分为两类：待制院和常规官署；但其职能主要限于学术活动，政治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待制院为帝王私人所设，以备及时的学术咨询、典籍收藏，进行学术编纂，甚至在宫廷文学宴集中即席酬唱奉和。仰仗皇帝个人的青睐，待制院靠近权力之源保证了学士们的声望，但也使其地位和命运极易骤变。他们可能默默无闻，也可能只限于纸上，但在唐代，顾问学士中的佼佼者在政治上远比常设学术或教育机构的官员更有影响力。
此外，学者容身于体制中的常设学术机构，往往依据儒家经典开展学术活动，这些机构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常设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官学系统，即使在大分裂时期，官学中的儒学教育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国家礼典仪注的制定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官方修史、国家文学活动以及书籍的收集与修撰，所有活动都以儒经为标准，并深受儒学的影响。
唐初，在这两类机构供职的士族学者都受命于高层当权者，即直接处于皇帝和宰相的领导之下。通常，学者奉命组成专设的学术团队，负责具体的学术计划，工作完成之后，皇帝即时论功行赏。他们常常积极并有力地参与政治生活，依靠自身的学识和对前代经验的了解提供顾问应对，并为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在学术生涯当中，须臾不离的是各种文书的写作，他们通常因循前代，其中许多建言都是从流传下来的材料中寻找恰如其分的典故。在一般的表彰性文书中，更需要对一系列继承的材料进行“折衷”。传世文献与前朝文集可以提供写作范式，这一职责使他们在官僚体系中居有无可取代的地位。但与之矛盾的是，中古晚期的官方学术也具有帝制中国时期官方学术汇编所具有的极为重要又永恒不变的特征：即对近来变化的认可和记载。那些受高层当权者任命的官方学者，努力想要找寻和恢复那最近的而又遥远的过去的制度。他们的理想复杂多样；但同时，他们所表达的政治理想、甚至宗教理想又都高于所服务的权威。
尽管以儒学为导向，但唐儒不像宋儒，并未将正统论作为开展一切学术、政治活动的依据。儒家经典思想往往是构成唐代学者政治立场的基础，但学者通常是以经典去证明政策建议的合理性，而不是将经典作为界定明确、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他们理论化地写作，通常是有特定语境，因此更加理论化的论述往往类似于“与场合相联的思想”，被视作更落后社会的特征。唐代儒学没有像新儒学那样强调经验的统一，或从儒经中寻找哲学化的启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上呈皇帝或朝廷，而中央集权思想使学者更加突出皇帝的权威，他们以汉朝传统的宇宙论机制架构帝国的统治秩序，强调皇权的伟大和皇帝的责任。
大分裂时期，相较成为胜利者的北方，官方学术传统在被征服的南方发展尤为出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自589年（开皇九年）重新统一以来，儒家学者在中央政府的地位反映的仍是北方的汉化进程，新建立的雄心勃勃的隋唐政权正奋起直追脆弱但更为复杂精妙的南方。唐初朝廷及长安相8对原始的文化氛围及武人阶层的活跃，是朝廷支持儒家学者的重要因素，这有助于塑造唐初皇帝对于学术界的真实观感。
中古晚期，作为官方的贵族学者群体已经形成特色鲜明的组织形态。这些学者因所受的儒家经学、历史及哲学教育而卓然于世；他们熟稔经传注疏，长于诗文写作，这一知识体系在将他们定义为群体方面所起的作用，从那些野蛮人因暴露其无知而引起嘲笑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其群体身分又因其他因素而强化，乃至交际风格和衣着都与众不同。甚至到八、九世纪，他们仍是一副“书生”模样。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学者，在担任一般官僚机构的高级职位时，或在提出（也乐于提出）战略或军事建议时，总是因为太过书生气或缺乏实践经验而受到责难。
七、八世纪的学者在政治上踌躇满志，坚信只有他们的国家观念才是正确的，他们提醒君主借鉴著名的汉朝故事：“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他们希望文官行政的控制力不仅要深入地方，还应掌控帝国军事。一些极具精力与活力的学者，成功实现了为官行政与组织学术兼而有之的理想状态；他们不仅“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还能主持学术活动。
到七世纪下半叶，尽管宫廷内部政局不稳，但足够强大的文官制度，使学者依旧得以加强政治影响，巩固儒家传统在之后帝制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其政治影响的强化首先表现在官僚阶层的扩大，尤其是通过以公正著称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吏，以及从文人群体中选拔臣僚。
科举制度在七世纪末期以及整个八世纪日臻成熟，在鉴别知识分子和文学精英上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些科举及第的文人享誉官场及文坛内外，逐渐垄断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官职，也加强了精英群体在官僚阶层中的影响力。在八世纪初的政治纷争中，精英们将其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中央政府最富声望的文官职位，以及他们参与的所有学术与文学活动。供职于学术机构的官方学者已不再代表狭义的世袭贵族，而更多的是自我延续的群体，这一群体因共同的教育背景、为官经历以及对待学问的态度而获得凝聚力。由于来自不同地域，出身不同家族，群体成员的社会背景复杂多样，对待超越世俗的佛教和道教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派系斗争、个人政治野心与知识分子的脾性也会造成群体内部的重要分歧，个别官员因政治行为严重背叛其同僚利益，而被排除出学者群体，文献所见对其彻头彻尾的谴责口吻，往往使人不胜诧异。但总体而言，八世纪的官方学者形成同质的社会阶层，从他们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学者之间丰富的互动和联系。
和平时期，在朝为官享有崇高的声望，提供通往财富与高位的康庄大道，下文将反复提及许多学者在其仕途中获得的大量财产和丰富藏书。但学术职位并不单纯是通往成功之路，如果不是儒学在官僚阶层中提倡理想主义与奉献精神，唐代儒学不可能长久保持活力。为国家服务也是理想的焦点，涉及高度的责任感与自我牺牲意识。官僚阶层受到高于个人原则的道德准则约束，被现代社会学视为早期中国官僚制核心的“公利”概念，在唐人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儒家经典中可以读到公共责任先于个人利益的思想，这一思想也在多种场合被重申，包括学术机构的背景叙述。唐代最杰出的学者宰相反复强调官职与品级乃是“公器”，不能单凭个人好恶进行分派。在科举考试、国家礼制及国史修撰中，“公”的原则备受瞩目。“公器”一词甚至成为唐人完美名字的典型代表，虽然有时征引“公利”或“至公”概念的人明显是为私利，但这恰恰代表着“公”是唐代官员政治生活的核心理想。
作为独立的学者群体，其理想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封赐机制上，即用来表彰效忠朝廷的得力官员。已故三品及以上官员将有资格获得赐谥，以其生前品德功绩为依据，总结出单字或双字的名称作为谥号。如同王朝所有身分体系的运作，赐授谥号也是高度政治化；尽管如此，谥号体系所褒扬的美德又在整体上代表唐代官僚的理想，如“贞”“忠”“安”“节”这种代表美德的词汇，往往成为美谥的首选。但从现存谥议可以看出，当时学者最看重的谥号是“文”，意为富有学养、博闻强识、举止文雅。据记载，唐代有二十三位学者被赐予“文”的单谥，三十三位学者被赐予“文”及他字合成的复谥。他们都是唐代最成功的文士，其中许多在学者群体中家喻户晓，接下来的几章将会陆续提及他们的大多数成就。
唐朝的文治武功在八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顶峰。直到755年（天宝十四载）秋安史之乱爆发，两京失陷，战火迭起，朝廷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权威，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地方藩镇比中央政府更为富有，而且权力极大，节度使通常由军人担任，而不是儒家学者。官僚阶层的社会构成总体上流动性增强，唐前世家大族后代的力量进一步被削弱。然而，儒家学者的地位在唐代后半期并未完全改变，长安的学术机构仍然非常稳定，他们仍然在朝廷中担任相同官职，至少史料呈现的是这样。许多学者依旧坚持唐初前辈的理念，尤其是那些与王朝权力相关的论点，并开始变得趋向保守。对学术群体而言，朝廷与中央政府仍然是关注的重心，也是提交政策建议的核心。帝国官员依然保有崇高地位，时人所谓“得仕者如升仙”，“如登青天”，显见成功入仕仍旧是学者的普遍抱负。22科举考试继续维持着崇高威望，科举及第者作为社会精英在官僚阶层中享有极高地位，尤其是任职于待制院或京城其他核心学术职位者。中央政府变得更为复杂，其对历史的了解也更加深刻；但由于派系林立，这一时期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叛乱之前更为低下。
八世纪后期至九世纪的唐廷，国库空虚，无法如安史乱前那样举办及奖励学术活动，直接导致学术汇编大为缩减，学术活动也不复七世纪及八世纪初之蓬勃。曾经盛极一时的学术汇编活动，现在只能见于个别学者的私人撰述。私人编修的各类文集在形式上类似于国家汇编，而其中有些也可能会进呈朝廷，并被官方所认可。但有些私人文集却表现出远离高级权威的意识，以及唐初官方学术体系所缺乏的批判精神。
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学者罕见地留下了有关生活和思想细节的文字，尤以书信、散文及诗歌为了解其观点的主要材料，数量远远超越早些时候的前辈。此类私人作品刻意淡化国家在宇宙论层面的内容，而这却是其前辈在七世纪及八世纪初经常公开谈论的。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更加强调自己的行政经验和政治关怀，重新阐释政治、文学和儒家经义，这在几个世纪以来实属首次。他们的非官方想法偶尔也会在官方学术活动中表达出来。此外，他们的思想还会影响科举，因为科举考试仍然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总体而言，随着九世纪慢慢过去，官方学术体系愈显式微，既不能继续前期制度，又无法适应当下现状。
因此，从长远来看，盛世之后的叛乱，中央权力的旁落，政治秩序的不稳，促使官员的非官方观点随之生变。由此可以展现此间儒学的关键转折，以致现代学者将新儒学的萌芽阶段上溯到八世纪后半期至九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