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中兴大学历史系、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古代中国研究青年学者研习会在中兴大学共同举办“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座谈会”，邀请来自两岸考古相关专业的师生分享交流。由于海峡两岸考古教学交流基地设置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大陆学者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近年湖北省境内新的考古发现，台湾师生则介绍台湾当地的考古研究与教学现况，双方藉此取得了更多了解，为将来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基础。下文逐一介绍座谈会上的六场报告与讨论。
湖北近年考古新发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先生全面介绍了湖北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从旧石器时期开始，湖北省就有著名的郧县人和江陵鸡公山遗址。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河、城河和屈家岭等遗址则充分显示长江中游在史前中国的重要性，最新的陶器残留物分析结果显示，石家河三房湾的红陶杯堆积可能为作坊的废品，其他地方出土的陶杯可能是用来饮酒。
商代的盘龙城遗址、两周的铜绿山四方塘墓地则揭示湖北在中原王朝铜料开采上的关键地位。春秋早期的枣阳曹门湾墓地、随州文峰塔墓地，则是关于周代诸侯国考古的重要发现，不仅解决了“曾随之谜”，更厘清了“随”应是国名，“曾”则是国都名的差异。江陵纪南城战国楚国郢都遗址的发掘、马山楚墓丝绸的发现、西周万福垴遗址的青铜编钟则让考古界对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此外湖北也是简牍重要的出土地，如睡虎地秦律是理解秦代政治与社会的珍贵材料，近年荆州夏家台墓地、胡家草场M12更有丰富的楚汉简牍出土。
罗运兵先生分享盘龙城等湖北重大的考古发现
城与水——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的聚落考古收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纪南城工作站站长陶洋先生介绍了名列2018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城河遗址”。城河遗址（旧称“草家湾遗址”）位于湖北省沙洋县，是五千年前的古城遗址。古城周围城垣环绕，南边有城河连结人工水系输入城内，城内设有水坝，有储水、防洪的功能；城址内部有扣豆、立缸等推测和祭祀相关的遗存，也有陶窑等和陶器生产相关的区域。透过对聚落内部各空间性质的讨论，有助于认识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居民的生活型态和社会关系。
2018年发掘的王家塝墓地位于北侧城垣外，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墓地的发掘显示，当时的葬俗以竖穴土坑墓为主，少量带有“偏洞”，同穴有时有双室或三室的合葬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多数使用筒状独木棺为葬具，显示当地存在独特的葬仪传统。墓葬等级从小型、中型、大型都有，大型墓葬出土玉石钺、漆器、猪下颔骨、象牙器和大量的陶器，而小型墓葬却只有少量的陶器，说明此时社会出现一定的分化。综合聚落型态与内部功能分区、以及不同等级的墓葬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形，将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亲属关系、社会结构和葬仪文化。
城河的发掘使我们首次可以探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长江中游区域的中型城址。由于城河遗址的年代，正好是屈家岭文化影响力扩大的时期，此时当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城址，显然别具意义。将城河放在长江中游的空间聚落体系下思考，更有助于理解五千年前长江中游社会的结构与区域互动关系。
随仲嬭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凡国栋先生分享近年湖北随州出土的“嬭(芈)加编钟”最新的铭文释读成果。嬭加编钟出土于随州枣树林墓地M169的椁室，从铭文和墓葬出土位置推论，墓主人嬭加应为嫁入曾国的楚国公主，是曾侯匋的夫人。其夫曾侯匋就葬在南侧的M168。依据出土脉络、铭文内容与字体判断，嬭加编钟可分为四组，一共19件（另有两件佚失）。
嬭加编钟的铭文，首先指出曾侯祖先乃是周王室的后裔，来到南方受封建国，和楚国为邻，负有为王室守卫南土、屏障楚国的使命。之后行文改用嬭加的口吻，她以男子常见的谦称“小子”自称，记叙因丈夫曾侯匋早逝，她长期代理丈夫的职责，治理曾国、保卫疆土，延续诸夏的荣光。最后则以金文常见的宴飨套语作结。嬭加编钟揭示春秋晚期曾国存在嬭加这位史书上没有记载、实际上大权在握的女性；更刺激我们思考像嬭加这样的贵族妇女，在春秋国际外交与国内政治，可能具有的影响力与能动性。
中台湾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主任屈慧丽先生首先简介台湾旧石器到金属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之后分享几个台中抢救发掘的成果；台中近几年因为市地重划，而有许多的抢救发掘工作，包括山仔脚遗址、惠来遗址、七家湾遗址、安和遗址和麻糍埔遗址等，就连会议地点的中兴大学，也是顶桥仔遗址所在地。屈先生特别介绍了中兴大学师生在保护遗址、设计陈列空间上所做的努力和成果。
除了发掘工作，公共推广也是考古学另一项重要的责任。屈先生介绍科博馆进行公共考古推广活动的例子，包括让民众参观发掘现场、和儿童进行游戏互动、制作介绍遗址的绘本等等。科博馆近年也和湖北省博物馆合作举办“鼎立三十”展览，屈先生分享该展览设计的过程，以及展览期间举办的编钟音乐展演、铸铜模拟体验等相关活动。博物馆工作和纯粹学院式的考古发掘不同，必须兼顾更多公共面向的责任与挑战。
沙发考古与田野历史——在台湾讲授考古学与中国上古史
中兴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游逸飞先生分享了在台湾历史系教授考古学的经验与心得。游先生强调研究中国上古史，考古知识的掌握必不可少。因为要建构完整的中国上古史图像，必须要综合考古和文献材料，故学习中国上古史不可能绕过考古学，这也是他在历史系开设考古相关课程的原因。但是历史系的考古学训练，和考古系或人类学系的考古学训练也必然有所差别。就现实而言，由于台湾考古学隶属于人类学系，而后代历史对考古学的需求较为有限，故台湾的历史系不可能设置大量的考古相关课程，也较难为学生提供田野发掘的机会，历史系学生因此无法培养考古发掘的能力。就理想而言，历史系似乎也不须为人类系培养具备考古发掘能力的学生，而是要培养历史系学生“利用考古材料来构建历史”的能力。因此游先生戏称，所谓的“沙发考古”，平时在书斋里研读考古报告，有机会时出外考察遗址，短期下考古工地参观，也许才是最适合历史系学习中国上古史的田野方式。
在具体操作上，游先生在中兴大学开考古课程时，往往以个案取代通论，例如利用里耶秦简、大云山江都王陵、荆州高台秦汉墓等考古发现来复原中国上古史的某个时空剖面，尝试在短短一学期的课程中尽可能展示“利用考古材料来构建历史”的可能性。游先生进而注意到考古学和历史学两者的研究对象看似相同（均是“过去”），但两者关注的议题和处理的视角，仍存在不小的差别，例如政治制度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领域，考古学者多半却较很少讨论，而饮食、工艺等考古学者普遍感兴趣的议题，在历史学界却比较冷僻。因此游先生以历史学者关注的里耶秦简为例，利用里耶发掘报告里的考古材料，从考古学视角重新探讨里耶秦简反映的秦朝“过去”，提示学生中国上古史研究一定要综合考古与文献。
在台大人类学系学习中国考古学
台湾人类学系学士甘聿群根据自己在台大人类学系就读的个人经验，分享中国考古学在台大教学的情形。她首先回顾了考古学在东亚发展的历史，指出1928年两岸各自成立了两个与考古相关的机构，一个是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另一个则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帝国大学设置的“土俗人种学讲座”；前者的成立目的主要基于对自身过去的兴趣（“国史”的关怀），后者却是来自于殖民者对被殖民“他者”的兴趣。1949年李济先生赴台后，便在土俗人种学讲座的基础上，在台大设立考古人类学系（现已改名为台大人类学系）。因此台大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建立于这两套不同的考古学传统上，一方面保存史语所以中国考古为重心的倾向，同时也把考古学定位于人类学的分支，并持续保有对异文化的高度关怀。
分析台大人类学系的现行课程架构、统计其开设课程后，甘聿群指出虽然在50年代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中国考古学一度在史语所殷墟学者的主导下，成为教学的重心，但从现行台大人类系的开课数目与学位论文主题的比例看来，中国考古已趋边缘的地位，台湾考古为才是主流。台湾考古的兴起历程非常复杂，张光直主导的浊大计划是不可忽视的标志性事件。殷墟考古学者的陆续退休、中国考古一手材料的取得无以为继则反映出中国考古在台湾的天然困境。事实上台湾人类学式的考古学训练，较为重视理论的训练，强调世界性、跨区域的比较；在研究题材方面，受美国影响，倾向关注史前无文字社会。台湾考古以石器时代为主，和人类学对无文字社会的关注先天契合，则是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从更深层次来说，台湾考古的兴起，反映了台湾学术本土化的趋势，台湾知识界对自身土地历史的兴趣，高过对中原的兴趣。
湖北古建筑保护中心的吴红敬先生分享对两岸考古交流基地的期许
（本文由甘聿群纪录，经游逸飞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