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乘一条船穿越大海，你的记忆会全部被洗干净，你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不存在以前。没有历史。那条船在港湾码头停靠，我们从船的跳板上爬下去，然后就被扔进这里，来到此时此地，时间从此开始。”这是《耶稣的学生时代》一书的引语。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M.库切最新小说《耶稣的学生时代》中文版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翻译家杨向荣译。近日，人文社在北京举办了该书的新书分享会，邀请作家、评论家邱华栋和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与读者分享体会。
J.M.库切，当代著名小说家，曾两度获得布克奖，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40年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现居澳大利亚。库切曾以极具独创性的不同体裁和手法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受读者欢迎的“自传三部曲”；而《耶稣的学生时代》是库切新的“耶稣三部曲”的第二部，库切将于未来出版新书，完结这一系列。在这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中，库切使用最为传统的描写和对话，却于对话中蔓延开无尽的哲学思考，写出了特别的小说。
《耶稣的学生时代》是《耶稣的童年》的续篇。男孩大卫和他的“父母”西蒙、伊内斯为逃离诺维拉的教育制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逃犯”的他们在这里必须隐姓埋名。大卫需要上一所新学校，于是进入了埃斯特雷拉的舞蹈专校，这里的教学方法颇为匪夷所思——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指导学生们通过跳舞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毫无预兆地，一桩谋杀事件降临在校长夫人身上，而谋杀背后的故事比学校的教学方式更为耐人寻味。
“库切的叙述线索如此简单，他的思考如此深入，他的文本后面所包含的文化背景如此的辽阔，而他所处理的主题看似集中，但是相当深入的击中我们目前的文化现实，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都被卷进去，这是库切作为知性作家，他的手术刀般的、庖丁解牛般的能力，确实让人非常惊叹。”李洱分析说。
活动现场
“知性作家”的“晚期风格”作品
与库切相同，邱华栋和李洱均为“学院派”作家。李洱的《应物兄》最近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应物兄》在故事之中融合了作者对《论语》等传统文化的诸多思考，这一点与库切的《耶稣的学生时代》颇为相似。李洱总结道，库切与加缪、艾柯同属于“知性作家”，他们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结晶体式的语言”，若将这种风格融入汉语创作中，可以提升汉语的品质。
当读者将同为诺奖作家的库切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进行比较时，李洱说：“对中国读者来讲，对汉语文学来讲，库切比马尔克斯重要得多。”李洱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更容易理解马尔克斯，接受马尔克斯的作品，主要是因为马尔克斯的小说写的是前现代的社会，一个农业社会、丛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作家是把每个事件从开头到结尾描述下来，这个行为结束之后小说结束。“书中的几代人，从一帮人到马孔多，这个家族如何繁衍，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构成这部小说，所以这部小说某种意义是行动的小说。中国人非常习惯看这种行动的小说，我们要看《三国演义》，我们要看《水浒》，我们要看分分合合，我们要看一个家族的交替、家族的兴衰，百年家族，我们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所以我们非常容易接受马尔克斯。”李洱说。
相比于阅读马尔克斯作品时的直接体验，读者在阅读库切作品时，读者需要将之放在一个辽阔的、文化的知识和场域里才能了解这个作家，了解这个作家的作品。“当中国人进入城市社会，当我们身体从东走到西，但我们的脑子从南走到北。我们思绪万千，我曾经有一个比喻，幸亏我们有一层薄薄的头皮把我们脑袋裹住，否则脑子里那些思绪都会蹦出来，呼啸而去。对于这种思绪的、对这种理论问题的思考的表达，中国作家，坦率说，要掌握这种能力很不容易。但是库切是这个典范，艾柯是这种典范，加缪是这种典范。”李洱解释说。
在李洱看来，这两种作家没有高下之分，就像人类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样，每个作家也分属不同类型。
李洱进一步用“晚期写作”风格来阐释库切这部作品的特点。他讲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诺提出，晚期风格的特征是碎片、超验，库切自己也曾提起，晚期写作的叙事要素应尽量简单。这正是《耶稣的学生时代》的特征，故事围绕一个小男孩展开，没有复杂的情节，主要用人物的对话来写，这些对话如李洱所说，“很像柏拉图的谈话录”。
“晚期写作的特点十分鲜明，其中的叙事要素极为简单，但是总有一种浓烈的宗教气氛笼罩在作品上空，盘旋在上空，使我们难以非常清晰的把握。但是它又非常吸引人，文学和现实之间有非常深刻的关联。”李洱说。
谈到该书的风格，邱华栋认为库切的风格比较“冷”，作品“很锋利”，具有很强的形式感。“他的作品跟他的生平密切联系，2000年之前他是一个南非作家，2000年之后他算是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在美国寓居。他的作品刚好因为他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分成两大类。”邱华栋解释道。
李洱
“新移民”主题的尝试
库切的作品因其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自然分成两类，2000年之前，集中描述南非的社会生活样貌，以《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为代表。2003年，库切离开南非，来到澳大利亚，兵在这里完成了他后续的创作。
“他本人的移民，虽然南非文化和澳大利亚文化有很大的亲和性，但是库切从中仍然感受到某种差异，并把这种差异放大，变成他作品中最重要的理念。而且他非常厉害的是把这种理念变成一种连中国人都可以理解的新移民概念。”李洱说。
《耶稣的学生时代》中西蒙和大卫坐船来到一个地方后，他们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完全进入一个类似于新的世界，而感到久久不适应，库切把这种人称为移民。李洱说：“某种意义上，所有中国人其实都是移民，因为你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从一个空间到另外一个空间，我们说移民的时候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空间概念，中国人也可以理解为从一个时间概念、一个空间概念，我们从旧的分崩离析的伦理中走出来，试图重建一种新的伦理，这个过程如此艰难，这个状态是一个移民状态。” 处于不断发展社会中的我们也不断变换着自己生活的地点、场合，迎接新的时代，不断学习着新的概念。全世界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是“新移民”。
在谈及中国作家的晚期写作与西方作家的晚期写作之间的差异时，李洱将西方文化概括为“拯救”，将中国文化总结为“逍遥”。“西方文化在库切小说里面，即便他到了晚年，即便他的人物关系如此简单，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旷野呼告般的浓烈情绪在里边，它跟现实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缓解，反而变得更为内敛、更为集中。即便碎片化，但是上空仍然笼罩着宗教般的情绪，仍然是大教堂，每个人虽然身在旷野，但是每个人心中仍然有教堂。”李洱说。
与之相对，中国作家的晚年写作呈现出的是一种松弛的状态。李洱以梅尧臣的一句诗“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为例，探讨了中国作家在处理现实关系时的闲适与和缓。“我们读中国小说时，前面非常紧张，后面则一定要松弛。这是中国文化的阅读惯性。”李洱说。
库切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西方特点，常常处理非常大的主题，“新移民”就是其中之一，因而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李洱对《耶稣的学生时代》中“新移民”主题所营造的紧张感做了分析。“他（主人公）从一个经历过战争、瘟疫的地方，到了新的世界。到了新的世界之后，这个小孩脖子上挂着钥匙、挂着母亲的名字、挂着身份信息，突然丢失了。到了新的世界之后，这个新的世界如此的脉脉含情，大家都彬彬有礼，所有人对他，虽然感情不是非常浓烈，但是非常有礼貌，给他吃的、喝的，但是不能问过去，跟过去割裂。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到，即便到了新的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仿佛跟过去重新重合，这里面包含他很大的一种悲观，但是这个写作本身又包含他非常艰苦的寻找。”李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