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The return of Arnold Toynbee？作者为克里斯汉·库马尔（Krishan Kumar），生于1942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小威廉·兰德·肯南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思想、政治社会学、文化、历史与比较社会学。本文是作者于2014年6月23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作讲座的文字记录，原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副刊》（2014年10月24日）。这篇文章中谈到汤因比的《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经库马尔教授授权，翻译此文，以飨读者。
1929年，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进行了一次前往中国和日本的深度旅行。在乘坐轮船进入香港时，他幻想自己正身处深爱的地中海——那是作为一名古典学者的他，截至当时几乎所有研究的地理空间所在。“从太阳至地平线，目力所及，皆是湛蓝无云的天空。一阵东北方向吹来的微风拂过脸面，清新而干爽；锯齿状的岛屿从两边的海平面升起，一副希腊群岛之面貌。……我感到自己身处‘古典世界’。”（译文引用自复旦大学司佳教授所译《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下同）这种兴奋之情在他到达上海、北平、南京和中国东北时依旧持续，尽管景象、气候、舒适度在改变（上海是一座“北欧式的城市”，满洲“有加拿大一样的天气”，南京是“世界上最不自在的首都”）。长城则激起了“敬畏与羡慕”。汤因比赞扬了紫禁城建筑的“不可思议的对称”。他对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冷酷而清醒的头脑和有节制的活力”印象深刻。尽管对蒋介石政府高层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感到厌恶，他还是看到了许多普通官员令人鼓舞的工作。他因此断言，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自古开疆辟土——自北向南，自东徂西——历时三千年。他们还将走向多远？”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汤因比对国际联盟的不作为和英国不负责任的视而不见感到震惊。他认为，这会最终导致“英国人的终结”。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民族性与战争》（Nationality and War，1915年）中，他已经作出预测，“在下一世纪里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将是中国和新的英联邦之间的竞争”。而今他看到英国放弃了在国际危机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机会，使得自身沦为另一个“大英帝国”即美国的次一级伙伴。但是这个预言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认为，中国将会克服1911年革命之后的混乱，并再次成为世界强国，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亲眼观察中得到了确认。
在不朽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中，汤因比反复提及中国及中国文明。如同截至当时的许多学者，他认为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视角来看，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耻辱世纪”不过是一眨眼，中国将再一次在世界列强中寻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她的文化将会强有力地对世界文明融合作出贡献，尤其是虔诚的思想者——如孔子、老子，还有现世的人物如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汤因比认为这样的前景正在20世纪后半期逐渐出现。
中国人对此报以致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在非西方国家中率先关注汤因比的著作。在1949年之后，这种势头受到影响。但是，如同我最近在中国的一次旅行中所了解到的，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中国有对汤因比再发现和产生新兴趣的现象。这符合并部分地受益于日本对汤因比长期的敬意，这要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翻译汤因比著作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一个为继续贯彻汤因比的努力而创办、资金充裕的汤因比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至今依旧保持活跃。同样造就汤因比在日本声誉的还有富有能量的宗教组织创价学会的支持，这一组织的领导者池田大作视汤因比为偶像，将后者的思想视为创价学会调和东西方哲学的关键。
现在是西方学者和思考者们重新考虑“极其过时”的汤因比的时候吗？“极其过时”，这是不久之前乔纳森·本索尔（Jonathan Benthall）对汤因比的描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简称TLS]，2010年5月14日）。汤因比的时代已经再次回归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因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声誉可能比得上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综合性思想家。汤因比写作数十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被广泛地评论和讨论——1934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贡献了其整个首页和两期内容来对该书前三卷进行评论，声称从中发现了“华丽地构思和勤勉地完成的作品”，带有可能“伟大的印记”。甚至那些对汤因比的观点表示这样那样异议的专业学者，也对汤因比事业的广度和卓越的成就持赞赏态度。杰出的德国文学家恩斯特·罗伯特·科迪厄斯（E.R.Curtius）不偏不倚地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进行对比，声称“一种人类学科的新方法论在（汤因比的）著作中被声明”。他认为“汤因比的历史观可能在下一个十年中成为所有思想者的共有资产——依靠‘灵感’和社会性模仿”。在美国，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1947年将汤因比头像放置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那期周刊上宣称汤因比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者。汤因比在美国的声誉被良好和真正地建立。20世纪50年代，汤因比花了大量时间在美国进行巡回讲座，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观众。1955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大学，他的演讲吸引了10000人观众，许多人在大雪中赶了几百英里路程来听讲。这还不算完，日本人在1967年邀请汤因比赴皇宫，在天皇、首相和教育部长面前演讲（如此庄重的关注并不是第一次，当1936年汤因比在柏林访问时，希望自己的莱茵兰政策对英国大众意见产生影响的希特勒，找到汤因比并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采访）。
汤因比
在1948年的文章中，科迪厄斯注意到，“汤因比《历史研究》带来的‘挑战’得到了官方的历史学术嘉奖，可以预见到，这将招致某种抗议。”学者们确实一直在“磨笔霍霍”，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充分的批评。从纯正的学术观点来看，可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在他的著作《与历史学家的争论》（Debate with Historians，1955年）中谦逊却有力的批评。但是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在《文汇》（Encounter，1957年6月）的数页篇幅中风趣且不留情面的攻击，可能对汤因比的声誉——尤其是他在英国的声誉——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罗珀描绘汤因比是以赛亚一样的先知，奚落《历史研究》是一种《圣经》，预言其将开创名为“阿诺·汤因比纪元”（Anno Toynbaei）的新千禧年（“就这篇文章总体而言，不予置评。”这是汤因比在他的《重思》[reconsideration,《历史研究》第12卷,1961年]中作出的简要回应）。历史学的同行们被来自新任命的牛津大学皇家史学教授（即罗珀。——译者注）的判断所动摇，对汤因比弃之不顾，在校学生们被严格地警告远离汤因比。在北伦敦语言学校时期，当老师将盖尔的《与历史学家的争论》作为我的六年级历史课奖励，而我紧张地记下我对汤因比的兴趣时（我被古典学老师介绍而知晓他），我本应该感觉到当时正在风行的是什么。这种情况可能阻止了我对汤因比的兴趣。后来，作为剑桥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我，很快从老师们脸上风趣且高傲的微笑中了解到，要避免一切对汤因比的引用和参考。
在相当长时期内，汤因比的巨著在书架高层无人问津。在这样的时期之后，最近我已经回归汤因比。我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一种重新恢复的兴趣的刺激——并非对他本人，而是他的“文明”观。这一观念如同汤因比本人，长期被专业学者们嘲笑。这种兴趣的恢复通常容易追溯到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7年）的出现。这已经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西方与他者》（Civila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年），以及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其他学者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持续。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抵抗威胁其全球文化、经济、政治统治地位的其他文明的一种防备。这就是重振文明研究的兴趣的一种动力。另一种动力是更加普遍的恐惧，如同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文化野心和自然的转化》（Civilizations：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2002年）所揭示的，整个人类文明事业可能会被我们对自然的无意识态度所渐渐破坏。所有“单一的”文明的命运，可能都安危未定，而非其中某一个而已。但是无论是单个文明还是所有文明，有一些观点较好地将我们带出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和沉思，对所有上述思想家们来说，存在着重拾这样观点的紧急需要。
不管起因是什么，作为分析对象的文明的回归，难道不也是回归汤因比的一个理由吗？汤因比当然是20世纪最好的文明研习者，也可能永远都是。科迪厄斯当然是这样认为的，他将汤因比与先前的思想家们相提并论，如黑格尔、康德、伯格森、斯宾格勒等人。你可能并不同意汤因比对21个文明的列举；你可能发现，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挑战与回应”的公式肤浅且无法令人信服；你可能会质疑那种判断——所有文明的进程可以在古希腊或古希腊-罗马文明中被发现，似乎这是骗人的。有大量来自汤因比的词汇，比如“压力的刺激”、“统治性的和创造性的少数民族”、“麻烦的时间”、“长期的无产阶级”、“全球国家和全球教会”，这些导致了许多人的不满，一些人也会对有时候做作和异想天开的，来自机械、物理和生命科学的类比和象征感到反感。
但是，不管人们对这个一般性的框架和观念作何评价，即便是只读过一点《历史研究》的人，没有谁会怀疑能在其中找到丰富的材料和思想财富。从许多方面来看，汤因比在局部的表现胜过整体。就他而言，部分优于总体，砖石要比整幢建筑更加坚实。著名的全球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写过一部令人满意的汤因比传记，曾经说过“汤因比智慧程序的核心总是洞察力的灵光一闪”（汤因比在《重思》中以明显同意的态度引用了这句话）。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人们可以在如下这些例子里看到：汤因比宣称，希腊东正教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分裂，几乎灾难性地被基督教攻击削弱，奥斯曼帝国则是希腊东正教的救世主，这一观点与所有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相悖，无论他们是土耳其人还是希腊人；另外，关于中世纪苏格兰如何变得“英国化”，他有艺术家式的解释：苏格兰王国与南方的诺森伯兰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通过联合来抵挡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威胁，然后使得爱丁堡成为首都，英语和英格兰式管理成为皇家统治的关键特征（在苏格兰全民公投的背景下，这是值得今天重新研究的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对汤因比而言，洞察无疑来自对诸文明的精巧比较，这些洞察一直在他的大脑中运行，无论这样的比较是如何具体和精细。比如，他将奥斯曼帝国理解为阿拉伯人的伊斯兰遗产的后继者，以及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这一点使得他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的保护性态度（以及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希腊的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者强制性地向本国国民强调帝国的穆斯林特征）。就像我们或许可以思考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汤因比能够思考六千年历史中所有见诸史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继承。这样的比较，与他提出的所有文明的“哲学当代性”一起，使得他能够从一个不寻常的视角观察相似的片段和问题。“哲学当代性”，指所有文明能够被视为“当代的”，它们的贡献依旧是相关的，因为六千年文明历史仅仅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可能不会享有那样的视角，当然我们所有人可能缺乏足以运用那样系统性方法的学识。但是，这并不阻碍我们从《历史研究》的果实中受益，这里散落着许多独特的洞见（这就是为什么索默维尔[D.C. Somervell]著名的、极具技术性的节略本无法替代《历史研究》的全本，这个节略本得益于汤因比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博尔特[Veronica Boulter]编纂的浩繁附录）。
那些被《历史研究》的篇幅长度和内容密度吓着的读者，可以转向一些精彩的课程和论文。在《文明经受考验》（Civilization on Trial）、《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和《美国与世界革命》（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这样的著作里，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并没有忘记收入一些赋予《历史研究》吸引力的案例。汤因比不知疲倦地写作和出版，不仅创作了巨著的系列分卷，还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顾问的身份，三十年来一直在编写一年一度的国际事务调查报告。他写作速度很快，经常在旅程中进行。《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是此类著作中的一种，可以作为汤因比观察事物的方式的最终范例。这种方式就是，从一种文明的角度出发来实现对某个特别的问题或疑惑的理解。
1929年到达北平时，汤因比感受到“理所应当的震惊”，被提醒认为：北平一点也不古老。比如，那里完全没有13世纪元朝留下的实物标记，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元朝按照传统的中国轴线来设计和建设北京城，实际上影响巨大（当时北京被称为大都，巨大的都市之意）。紫禁城的帝王宫殿由15世纪的明朝创造，延续了忽必烈的计划，曾经被多次毁坏和修复，尤其是自1911年清王朝崩溃以来。汤因比设问道，当时一个“拥有这样有限物理年龄”的城市，如何创造了“无法追忆的古迹”？因为北京反映了一个古代亚洲城市的“理想类型”，如同曾经被修建、已经消失的巴格达古城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伦古城一样。“北京城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人们用肉眼所看到那座实际存在的城市，而是她的‘理念’在天上的原型——蒙古人所营建的那座城市是她的一个化身；而明代人所营建的是另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化身。”在此一个月或更早以前，汤因比站在巴比伦古城的遗址上，发现自己无法重新想象这座城市，因为几乎毫无遗存。“我困惑、失望地离开了巴比伦，完全没想到，几周后我会注定在北平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巴比伦城。”
紫禁城
随后，汤因比被紫禁城以及天坛等其他著名建筑的残旧状况所震惊。如果它们得到哪怕一点关心，“其维护费通常是由某位具有公益心的美国赞助人所捐献”。他记录道：看起来“似乎故意破坏是中国的传统”。但是深远的思考使他再一次确信，物质的、材料的、真实的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并不关心古老人工制品的保存或精心的保护。再一次，他想到了一个用于平行比较的文明：莫卧儿帝国的印度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新王朝修造一个新德里并毁掉上一个德里”是正常的事情。这与日本人不同——他们与欧洲人一样，热衷于留存。对中国人和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而言，“对于转瞬即逝的‘物质性遗产’无动于衷或者充满敌意的表现，也许就是他们对于永恒理念那积极的崇敬与爱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就上述问题赞同汤因比的意见并不重要，尽管他的观点与那些顶尖汉学家——比如最近的李克曼（Simon Leys）——的观点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合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重识汤因比方法的精彩性和丰硕成果，这是文明研究的视角能够指向的洞见。现在到了回归文明研究的时候，阿诺德·汤因比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