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金花真有其人，但她的盛名，却是完全因为一部小说和两首长诗而获取的。一部小说是指曾朴（孟朴）的《孽海花》，两首长诗是指樊增祥（樊山）的前、后《彩云曲》。但是不管小说或是诗歌，它们都是文学作品，不等同历史或传记，其中自有想象夸张的情节。但世人多昧于事实而不察，而后来据之而演绎的戏剧、电影更是踵事增华、加油添醋，背离事实也就越来越远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其中言之凿凿的“赛金花与瓦德西的情史”，更可说是“弥天大谎”。
赛金花
其实与曾朴同时期的小说家包天笑在《关于〈孽海花〉》（原载《小说月报》第十五期，引自《钏影楼笔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文中就说：“在《孽海花》一书中，曾孟朴曾写过赛金花热恋瓦德西一段文字，其实并无此事。孟朴也承认没有这事，不过为后来伴宿仪銮殿的张本，在随使德国的时候，留下一条伏线，那也是小说家的惯技。”对此杨云史（圻）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给张次溪的信也说：“文人至不足恃，《孽海花》为余表兄所撰，初属稿时，余曾问赛与瓦帅在柏林私通，兄何知之？孟朴曰：彼两人实不相识，余因苦于不知其此番（指庚子年事）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虚构，因其在柏林确有碧眼情人，我故借来张冠李戴，虚构事迹，则事有线索，文有来龙，具有可铺张数回也。言已大笑。”这就是曾朴写赛金花早年和瓦德西在柏林一段恋情的自供。至于他说赛金花“在柏林有碧眼情人”，也未必真有其事。
包天笑又说：“但是伴宿仪銮殿，也实在没有这事，因为中国人当时守旧心理，以为一个漂亮女人，和外国人交际，就说是有染了。据赛金花讲，那不过是联军进京以后，老百姓都关起大门，不卖一些东西给洋军吃，于他们的军食上很有影响。于是他们来托我了，我说，这事好办。你们要不惜小费，不专门揩油，怎么不好办呢？当时我就去敲开了老百姓的门，告诉他们，你们要是不卖给洋兵吃，他们就要抢了。现在他们肯多给价，譬如鸡蛋，当时不过值两三分钱一枚，我就给他们一毛钱一枚，老百姓自然都肯拿出来了。鸡蛋肯拿出来，别的东西，自然也都拿出来了。”
京剧大师齐如山在《关于赛金花》文中说：“在光绪庚子（1900）辛丑，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她的事情，也颇知一二。”在谈到认识赛金花的经过时，他说：“那年前三门外，东至东便门，西至西便门，南至珠市口大街，都归德国军队居住，一次我骑着马出前门，大老远的看见，由南边来了三个军官，一个中国女人，正不知为何人，走近了，三位军官都很熟，彼此招呼，他们就给指引，此位是洪夫人（按：赛金花曾嫁给洪钧为“状元夫人”），我赶紧回答说，知道知道，其实我以前并未见过她，且不知她在北京，但我想着，一定是她，她对我却非常的显著亲近，并告诉我，她的住址，在石头胡同，约我前去谈谈，而且说了两三次，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她，过了几天，恰有一位军官，跟我打听她的住址，很想去拜会她，所以我就一同去了，房子并不阔绰，也还齐整，跟我说了很多的话，大致是请我常去，并且说您认识的德国朋友多，只管请这里来坐，并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倒茶装烟，我当时看看那种情形，并不像使唤丫头，以为情形不对，详细一调查，居然是一个妓院的性质，她殷殷的请我去，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她的德国话不够，请我帮她忙；一种是完全给她拉买卖，后来我又去过一次，方知果然是那么回事，于是就没有再去，凡有德国官员求介绍者，永远请家兄竺山，同他们去，才知道价钱，喝一次茶，是八块钱，过夜是二十块钱，此外还有点赏费。”
而丁士源的《梅楞章京笔记》中则记载他带赛金花入中南海“游览”的经过，颇为详细。据周干康的资料说，丁士源（1878—1945），字闻槎，浙江乌镇人。年轻时在沈亦昌冶坊为徒，得坊主沈和甫举荐，入上海育才馆习英文。毕业于武备学堂，得肃亲王善耆相助，留学英国攻读法律。历任北京崇文门海关监督、陆军部军法司长，武昌起义时任清陆军大臣荫昌的副官长。民国成立后，任湖北江汉关监督兼外交特派员，北洋政府时，任段祺瑞的少将侍从官，京绥、京汉两路局长等职。伪满期间，出任第一任驻日公使。仕宦三十多年，“不置恒产，一生唯好读书，接济家乡亲族。生前曾在乌镇造六间日式楼房，知名于当地”。著有《梅楞章京笔记》和《世界海军状况》两部专著。学者茅海建在《世界海军状况》序中说：“丁士源曾留学英国，后在练兵处任职，赴荷兰海牙参加过海陆军事务国际会议，熟谙英、美、法、德、日、俄、意、奥等二十余国海军状况，此书论述列强海军种种问题，是较早亲自掌握情况，放眼世界，重视东亚海上力量布局的著作。”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杀人无数。后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元帅委任德军军法处长格耳为北京知府（市长），入驻中南海。丁士源是代表中国政府办理大批死尸掩埋事宜的负责人，由钱塘钟广生、浏阳沈荩协助其工作。《梅楞章京笔记》云：“德国格知府翻译，系厦门海关三等帮办葛麟德，嗜好甚多。每至赛金花南妓处吸阿芙蓉，故石头胡同各妓寮，如有被德兵侵扰者，必告赛转恳葛麟德宽恕或查办。是时，丁士源与王文勤之子，日赴赛寓酬应。赛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识月余，前恳君携赴南海游览。君虽口诺，而终未见诸实行。’葛曰：‘瓦德西大帅于南海紫光阁办事，军令森严。吾辈小翻译不能带妇女入内。’语至此，葛遂询丁曰：‘闻阁下曾入内谒瓦帅数次，昨日又谒参谋长，为办理掩埋善事，阁下或能携彼入观。’丁曰：‘可。惟赛花必须男装。’赛闻之大喜，遂昵丁进行。丁曰：‘余须先观汝男装有否漏洞，然后再定。’赛遂散发编辫，头戴四块皮帽，擦去脂粉，着一灰鼠袍，金丝绒马褂。装竟，丁、王两人，觉其颇似一青年男子。乃曰：‘装似矣，莲步将如何。’丁、王乃怂恿赛购缎子快靴一双，以饰其莲翘。赛遂命窑伙即往买靴前来，用绒布两大块分包两足。穿靴后，试行步履，颇觉自然。丁谓赛如能骑马，即可作为跟人带入。赛异常高兴，即请试乘丁、王两人带来之跟马。于是葛、赛、丁、王四人乃分乘四马游行石头胡同，觉并无破绽。遂约于翌晨十时同往，赛即留丁、王、葛三人同宿彼处。次晨，起床，葛回打磨厂办公处。丁、王乃携马夫及赛由丁在前分乘四骑出石头胡同，经观音寺，越前门至景山三座门。守门美兵，询丁曰：‘何处去？’丁对以谒瓦元帅。美兵即任四骑入门。经团城时，法国水兵守门者，又询以何处去？丁对如前。法兵亦任之入。过金鳌玉桥时，赛于第三骑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迨至南海大门告守门德兵以谒瓦帅。兵曰：‘今晨瓦元帅已行外出。’丁曰：‘参谋长在否？’兵谓亦与瓦元帅同出。因之不克入内。及退归赛寓，已钟鸣一下。午餐后，丁、王分别返寓。”
而当时住在丁士源家的钟广生和沈荩，见丁士源返家很迟，说他必有韵事，丁只好把他将赛金花女扮男装骑马同往南海的经过一一向他们说明。他们各自回到房间，钟、沈两人各戏写一篇短文，一寄上海《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一寄《新闻报》张主笔，说赛金花被召入紫光阁，和瓦德西如何如何，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而这“瓦赛艳史”，也成就了曾朴的《孽海花》等一系列书的故事来源。而实际“没见着”的真相，却一直到了一九四二年《梅楞章京笔记》由满铁大连图书馆出版，才首次公布。丁士源在书中说：“妄人又构《孽海花》一书，蜚语伤人，以讹传讹，实不值识者一笑。”但整个局势却已“弄假成真”，成为定局矣。
瓦德西
此次虽没见着瓦德西，但后来赛金花和德国的军官混熟了，她还是进了中南海。对此，齐如山在《关于赛金花》文中说：“一次同一军官到南海……且领着到阁中看看，一进门，便见赛金花同两个军官在里面，我同她说了几句话，忽见瓦帅由南边同一军官走来，与赛在一起的军官，很露出仓皇之色，商量躲避之法，我便出来，瓦帅见我是一个中国人，问我同行之军官，我是何人？军官代答，并说我说极好的德国话，我便对之行一敬礼，瓦帅也很客气，问往德国去过么？对以没有，他问在哪儿学的德文，当即告彼（按：齐如山是北京同文馆毕业生），又说了几句话，我就走了。又一次在瀛台，又遇到赛同别的两位军官，我跟赛正说话，又远远的见瓦帅同站岗的兵说话，这两位军官也露出不安之色，其一说，瓦帅不会进来，后瓦帅果然走了。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我测度她没有见过瓦帅，就是见过，也不过一二次，时间也一定很短暂，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再说那样高级的长官，也不敢如此胡来，我这话也不是武断，我所见过与赛金花一起的军官都是中少尉阶级，连上尉阶级都没有。……因此我想老跟一群下级军官来往的人，不会与最高统帅随便起坐，且外国的统帅，与中国前些年的统帅不同，中国统帅下边的副官，都是他的私人，可以随便给他介绍妓女，外国的副官则绝对不是这样的情形，当的都是国家的差使，这样的私事，他决不敢作。中国人认为瓦帅的属员，可以给他介绍拉拢者，大致是看惯了旧日中国的情形，所以才有这样的思想。”
齐如山还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赛金花不会和瓦德西有特殊关系，他说，那时候他在北京做些买卖，赛金花也办些货物交给德国军队的粮台总管，她求齐如山向那个总管翻译讲些好话，请他照收了。因此假如她的德语讲得稍微通顺达意，而又是所谓瓦帅的“枕边人”，那她还不指着那个总管的鼻头，叱他全部照收如仪吗？何劳要齐如山帮她关说呢。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十八日深夜，中南海仪銮殿失火，瓦德西仓皇从行舍的窗子里跳出，魏绍昌说他赤身只挟带了德皇颁给他的“帅笏”。后来穿的军服靴子都是营中的官佐借给他的。这次大火中，德军的一名参谋长被烧死，仪銮殿全部被烧光。这把大火也为谣言大加其油，因为瓦德西狼狈逃出火场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于是好事之徒便把“帅笏”想象为赛金花的肉体，变成瓦德西抱着赛金花穿窗而出了。也许这个绘声绘色的谣言特别耸人听闻，当即吸引了不少骚人墨客，纷纷为此吟诗赋词，清末名士樊樊山所作的《后彩云曲》，尤负盛名，传诵一时。其中有“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火马飞驰过凤楼，金蛇舕舚燔鸡树。此时锦帐双鸳鸯，皓躯惊起无襦袴。小家女记入抱时，夜度娘寻凿坏处。撞破烟楼闪电窗，釜鱼笼鸟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别馆离宫住”之句，论者谀之为“诗史”，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怎知史实并不如此，樊山作此诗，也不过是凭空想象罢了。写有《花随人圣庵摭忆》的黄秋岳就曾问樊山怎见得瓦德西裸体抱赛金花，从火焰中跃窗而出？樊山说：“想当然耳。”齐如山说有次跟樊山谈天，他偶问到《后彩云曲》，樊山赶紧说，游戏笔墨，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窥其意，似不欲人再说，大有后悔之意。齐如山认为“仪銮殿失火，确有其事，但是极小的一件事情，这样的火，若在别处，实在算不了什么，大家也就不值得注意了。因为适在瓦帅住所，故当时北京城内就都知道了，再说，这样高级的统帅，住所内外，整夜都有站岗巡逻之官兵，一经有火，当然就立刻可以发觉，哪能等到诗中说的那样厉害呢。”同时期的诗人冒鹤亭在《〈孽海花〉闲话》也说：“乃仪銮殿起火，樊云门作《后彩云曲》，遂附会瓦德西挟彩云，裸而出。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因是瓦德西回德，颇不容于清议，至发表其剿拳日记，以反证明。彩云即不与瓦德西接，原不得谓之为贞，但其事则莫须有也。”
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说：“犹忆庚子后，赛在京先张艳帜后入刑部事，盖有数前辈退食，日过寒斋，心摹口说其宛转缧绁状。”据瑜寿（著名报人张慧剑）的《赛金花故事编年》一文记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赛金花在北京的妓院生意特别兴旺，她买了一个武清县的少女并取名凤铃。五月，赛妓院里发生凤铃服毒自杀案，引起官场的大轰动。命案发生后，赛金花被捕。
而据陈恒庆在《归里清谭》书中说：“（赛金花）其性残忍，一雏妓被其笞死，瘗之楼后，为人控告。时予正巡中城，委指挥赵孝愚持票往传。至其家，有娘姨数人，婉言进贿二千金，放其逃走。赵指挥本为安邱富绅，不允其请。又诡云：‘夜间被窃，失去中衣，不能行也。’指挥将饬城役往购中衣。彼知不能逃，乃登车至城署。五城御史多与相识，不敢堂讯，咸曰：‘此乃命案，例送刑部。’乃牒送之。堂官派一满一汉两司员鞫之。上堂时，满员先拍案恫喝，金花仰面上视，曰：‘三爷，你还恫喝我，独不念一宵之情乎？’满员乃由后堂鼠窜。汉司员，正人也，谛视其貌久之，心怦怦动。旁有录供者，笔落于地。司刑隶手软，不能持锁。司员乃叹曰：‘此祸水也！吾其置之死地，以杜后患。’此语传出，诸要路通函说项者，纷至沓来，坚请贷其一死。乃定为误伤人命，充发三千里，编管黑龙江。而说项者又至矣，乃改发上海。予闻之，笑曰：‘蛤蟆送入湿地矣。’例由五城押解，复委赵指挥押登火车，送至良乡县。县官躬迎于车站，告赵指挥曰：‘下官敬备燕席，为二君洗尘。’乃同入县署，赏名花，饮佳醴。翌日，赵指挥回城复命。予曰：‘东坡有句云：使君莫忘霄溪女，阳关一曲断肠声。当为君咏之。’……”陈恒庆在光绪末年做过监察御史，而当时是巡城御史，他的记述应当是较为可信的。
黄秋岳又说：“其后民国二年癸丑八月，予南游，下榻涛园先生家，一夕就酒楼燕饮，朋辈飞笺为召赛寓来，逼视之，粉光晦暗，问年三十余，实已四十一二。”又据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旧历六月三十日）出版之《东方杂志》（第十二卷第八号）谈及况周颐（蕙风）与赛金花之交往，得知况蕙风于此前已代傅彩云（赛金花）致函冒广生（鹤亭）求助。张尔田的《词林新语》载云：“傅彩云以绝色负名，某名士嫟之，尝与蕙风同过酩酊，蕙风亦欣赏。迨其官浙东，彩云少不继，蕙风为作小笺，词意婉委，其人为致二百金慰之。”陈声聪《兼予阁诗话》第二卷《冒鹤亭》条云：“民国七八年间，赛金花老而穷甚，时先生方管关税于欧江，词人况蕙风代其作书向先生求将伯之助，书中有‘猥以蒲姿，曩承青睐。落红身世，托获金铃’及‘乌衣薄游，宁少王谢’‘有贴乞米，无人卖珠’等语，不知先生有以应之否。”然陈声聪说致函的时间在民国七八年间，显系错误，查考瑜寿所作《赛金花故事编年》一文，赛金花是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间第三次到上海为妓，此时年约五十岁。至一九一六年她已得识新欢参议院议员魏斯灵并一同到北京，住于樱桃斜街。一九一八年和魏斯灵同到上海结婚，婚后又同回北京。黄秋岳说这时他经友人而得识魏斯灵，“魏黧面伟岸，尝挟赛徘徊稷园茗座间，已垂五十之鸠盘荼矣。心念此妪，得樊山为作两诗，得孟朴为作说部，实至幸运，使非亲见暮年憔悴之状，必想向如《西楼记》所写之穆素晖为神仙中人也”。一九二一年七月魏斯灵死，赛金花迁居香厂居仁里十六号，在此居住十五年，直至一九三六年以七十三岁病逝为止，没再离开北京过。因此她请况周颐致函冒广生求助之时间，当以况周颐之记述为正确，若说是民国七八年间，赛金花已再婚，衣食无虞，根本无须救助了。
又过了二十年后，人老珠黄的赛金花再度“爆红”。瑜寿的《赛金花故事编年》一文中说：“一九三三年赛金花七十岁，在北京。因为此时生活太穷苦，请求北京公安局免收她住屋的房捐大洋八角。有人替她写了一个呈文，历述她在庚子八国联军时代怎样救过人，以强调她有免捐的资格。这个呈文，偶然被一个报馆记者拿去登报，立刻震动了北京社会，并且传播到全国各地，赛金花再度成为一个新闻人物了。”那是被北平《小实报》的记者管翼贤发现，立即前往赛家采访，在报上大加炒作。随后各方名人络绎不绝去看她，犹如欣赏出土的古玩；连在上海的“性学博士”张竞生都写信与她谈风论月。一时大批“赛金花访谈记”出炉，包括刘半农、商鸿逵师生采访整理的《赛金花本事》、曾繁的《赛金花外传》，都是这时期的产物。
但大众兴趣所在，仍然是那一段瓦赛情史。在这件事情上，赛金花本人的叙述颠三倒四，自相矛盾。例如她对刘半农与商鸿逵自述身世时，完全未提及在欧洲是否与瓦德西相识；而在曾繁采访她之后所写的《赛金花外传》中她就明白表示两人是老相识：“他和洪先生是常常来往的。故而我们也很熟识。外界传说我在八国联军入京时才认识瓦德西，那是不对的。”在有些访谈中，赛金花全盘否认“瓦赛情史”：“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确实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地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她强调的是她的侠义行径：八国联军在北京城中肆意杀人，她便向瓦德西进言，称义和团早就逃走，剩下的都是良民，实在太冤枉。瓦德西听后下令不准滥杀无辜，因此保全了许多北京百姓。奇怪的是，有的时候她又会夸耀瓦德西乃是裙下之臣。如《罗宾汉》的记者逊之采访她时，她便说：“时瓦德西知余下堂，向余表示爱情，余爱其人英勇，遂与同居三四月之久。”
对此，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林熙）也曾在一九三四年间，多次去北京居仁里看过赛金花，并接济过她。据高伯雨说，后来她对我也熟络了，彼此之间不太拘礼，谈话也不太过客套了，她才坦白地对我说，她只见过瓦德西一面而已，和他没有什么关系。当时高伯雨就指出《申报》的“北平通讯”所载她对记者的谈话，其中有该记者问她在宫里住过几天，她答在仪銮殿一共住了四个月，瓦德西走时，要带她一同往德国，她不肯，他又叫她，宫中的宝物可以随便要，她也不敢。高伯雨问她，对记者所说的，难道完全是撒谎的吗？她微微一笑，似是同意，歇了一会儿才答道：“可不是吗？”高伯雨问为什么要这样呢？她答得颇有道理，她说：“人们大都好奇，报馆的人和读报的人更甚，如果我对他们说真话，他们一定不信，还以为我不肯老实说，我只好胡诌一些来打发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同时又可以博取人家对我同情，帮帮我忙。像先生您既不是新闻记者，又不是卖文糊口的人，我怎好向您说假话呢？”赛金花万万没想到后来高伯雨成为掌故大家，也卖文为生数十年，而就在赛金花死后二十多年，他公布了这段谈话。
再有一事，赛金花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没几天，她就遇到德国兵来骚扰，她用德国话对付，德兵大为惊奇。接着她谈起认识他们的总司令瓦德西，德兵回去报告，第二天瓦德西便派车来接她了。根据史料记载，八国联军是在八月十五日攻陷北京的，而据瓦德西所写的《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观之，瓦德西从德国授命出发，迟至十月十七日才到北京，因此北京攻陷后没几天，瓦德西还在往中国的海上，何能相见呢？赛金花的说法是不攻自破，一派胡言的。
另外，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报载赛金花谈话，谓克林德之被杀，我国愿立碑以纪念之，克妻犹不满，赖其劝告瓦德西，使向克妻解释至再，始不复争。此赛金花与克林德碑之关系也。”赛金花在答复《申报》记者的访谈说：“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不妥，即因克林德夫人要求太苛，仅仅立一石碑她不答应，我乃从中拉拢，对她说，此碑在中国只有皇帝家能立，平民是不许的。……克林德夫人经我这一说，始慨然允诺。”对此，齐如山提出他的看法，他说：“我相信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尔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帅谈国事，第一她那几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就算她说过，瓦帅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么？瓦帅确是各国联军（也有德海军陆战队）的总司令，但这种总司令，是哪一国的官级高，哪一位就担任此职，并非因德国公使被害，而德国的权力较大也，所以由天津往北京攻的时候，总司令是英国人，瓦帅到得很晚，到京约一个月之后，德国陆军才到，才换他为总司令，这种总司令，仍不过只管军事，至一切国事的交涉，仍须由各国公使秉承各本国政府的意旨进行，或主持，瓦帅怎能有权答应这种请求呢？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没有说过求瓦帅，她总是说跪着求过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她这话，却没有对我说过，她也知道，我知道她的底细，我想她没有见过克林德夫人，我虽不能断定，但以理推之，却是如此，因为她庚子年在北平，不过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就说，假如赛金花可以求克林德夫人，试问一个公使夫人，有权答应这件事情么？她丈夫虽然被害，她不过可以要求关于自己的赔偿，至于真正国际的事情，万非她可以主持。”
而曾娶李鸿章儿子李经方（实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后过继给李鸿章）的女儿李道清为妻的杨云史，所作的《灵飞事迹》说李鸿章没有托赛金花向瓦德西进言的事，他说：“至谓李文忠公躬造娼门求灵飞（按：赛金花），乃得减赔款两万万，而和约且以成。欲证其说，虽辱宗国诬名贤而弗恤，其陋谬违理多类此。”因为当时杨云史和他的父亲杨崇伊父子两人都在李鸿章幕中，杨云史说：“当庚子七月，文忠奏调先大夫随办和议入都在文忠幕，余则为文忠公长孙婿，父子皆居文忠邸，时侍左右，宁有不知耶。”当可证明。而再退一万步说，赛金花不能讲流利的德语，又怎能在克林德夫人跟前再三解释立碑为最光荣之事呢？这种解释之词，一定要把说辞讲得温和有礼，有条不紊，动听非常，如此始能打动对方而放弃成见，一般的外交家都还不一定能做到，试问赛金花的德语有此造诣否？
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他们的这些说法，难免都受到“传言”的影响而夸大了赛金花的功劳。其实赛金花的事绝没有后来文士及诗人所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红颜祸国”或“红颜救国”，很多都是文人的想象罢了。“瓦赛情史”也是起之于小报文人的编造，经小说、诗歌、戏剧、电影的渲染，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当事者更是顺水推舟，捏造夸张所谓口述自传，于是造成一段让人信以为真的铁案，但它终究不过是个“弥天大谎”，这是读史者不可不辨的。
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说：“比见南北报纸数记赛金花事，大率拙滞可笑。独刘半农所为传记，余未及见，半农今已化去，见亦无从质之。其所作大抵征于赛之口述，恐未可据为信史。”又说：“鹤亭言，况夔笙（按：蕙风）旧与彩云自命甚暱，愿载笔为传。彩云漫诺之。夔笙一夕具纸笔，造妆阁，首询身世，已自十问答二。……夫欲从老妓口中征其往事，而又期为信史，此诚天下之书痴。”胡适认为刘半农“根本是多事”，黄秋岳也认为“此诚天下之书痴”，其原因在于赛金花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和博取同情，而一派胡言。对于此类人物，采访者不能不慎，否则为其利用而不知。写出的口述历史，也无甚价值，徒留笑柄而已。
本文原题《可爱者不可信——也谈赛金花瓦德西公案的真相》，摘录自《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 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