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高原学科邀请了来自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朱莉·格林（Julie Greene）、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教授王心扬、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进行了一场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重思美国史与劳工史的疆界”，朱莉·格林教授与王心扬教授分别就美国劳工史的全球史转向以及美国劳工史中的“种族”与“阶级”对该主题展开讨论。
劳工史与全球史
谈及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一近年来十分热门的历史学研究视角，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全球史基本囊括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与“历史”和“全球”有关的一切主题，如全球环境史、海洋史、民族史、生物史、全球商品、全球化现象等等。中国对于全球史这一风潮也十分重视，近两年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的《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的《全球史是什么》与《全球史导论》相继出版。
运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移民史与劳工史，乃至美国史，是朱莉·格林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对于全球史的实践。格林教授在讨论的一开始便引用了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美国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中所提到的：“我们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来看待美国历史。”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奴隶制度的推翻反而增强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劳工在美国实现了民主，为自己争取了权利，他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奴役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这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大讽刺。在此过程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阶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全球视野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为了充分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历史。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朱莉·格林教授解释了“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和“全球史”这两个术语的内涵：跨国即意味着我们不再仅用既定疆界来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围，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人口和文化等要素在不同边界之间的流动，将历史进程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不同地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全球史不仅关注这一跨国交互的进程，更关注全局的动态及其对地方所产生的影响。
朱莉·格林
那么，为什么使用全球史视野，却依然还要把美国这一国家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呢？
格林教授认为，美国史的全球化也是全球史议题的一部分。在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美国获得了一个横跨北美、加勒比、中美和太平洋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殖民帝国。将美国史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去观察，分析美国的国家战略，能更加清晰地看出美国在全球劳工迁移中所扮演的位置。此外，全球视野使人们重新审视“阶级”这一概念，进一步思考工人与工人、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得不去回答这一问题，即如何定义工人阶级。汤普森（E. P. Thompson）认为，当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工人一起分享利益时，阶级产生了，我们通常在工人联合起来或者罢工的时候感受到阶级的存在。但对此格林教授持不同的观点，她认为，阶级关系并不只在工人们自己产生阶级意识或者发现自己与他人共享利益时才运转，工人阶级并不一定会罢工或者组成党派，意识到阶级关系的力量，才能更加理解为何有时工人群体会做出一些人们预期以外的事件。与此同时，阶级身份往往是与工人们的其他身份交织在一起的，如国籍、性别、肤色、种族等等。比如，当我们在研究美国妇女史时，若我们只注重妇女在家庭中的关系，而忽视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妇女——本身的阶级身份，我们便很容易遗漏掉一些重要的信息。只有充分了解我们在进行全球史研究时所使用的术语，理清研究对象身上交缠的多重身份，才能真正做到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历史。
“移动帝国”
在美国扩张自己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十分关键。格林教授引用了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将“流动性”作为工具来进行统治的国家，美国的扩张方式与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欧洲帝国殖民主义方式不同，很多人把美国放在帝国扩张的边缘位置，认为美国是个例外。但斯托勒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反常的帝国，而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一个完美的例外人口生产国，例外的空间，例外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美国的特殊性在于运用这一全球流动性，招募了来自北美、加勒比海、南欧和亚洲等地区的劳工，为建设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服务。这是一种跨洋的新型劳工关系与剥削方式，美国这一“移动帝国”依靠“流动性”对劳动人口进行统治、训练和管理。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劳工群体，当时的雇佣者认为最好不要用当地的劳工，因为当地人所组成的劳工群体较外来人口具有更大的力量，因此一大批来自波多黎各的劳工被送去夏威夷工作，而夏威夷人被送去加利福尼亚，中国工人被送去菲律宾等等。全球范围内来自不同地区的劳工在这一网络中被送往不同地方。
流动性并不仅仅是美国的工具，工人们自己也意识到流动性的存在并用其为自己争取利益。以夏威夷为例，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美国的资本随机涌入并接管了很多当地的制糖工业。由于美国政府在夏威夷实施排华政策，使得当时的种植园主十分依赖来自日本的劳工。日本劳工统治着当时的夏威夷工人市场，他们开展工人运动，通过罢工等方式，要求更高的工酬以及更好的工作环境。美国种植园主想要新的工人来源，以此来替代当时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社会力量的日本劳工。种植园主所面临的一大阻碍来自美国政府，其时的美国政府希望移居到夏威夷的人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能成为好公民的人，而种植园主则想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劳工，如何平衡这两种需求便是一种挑战。最后，来自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工人进入夏威夷的劳工市场，打破了日本劳工的垄断地位。
正如朱莉·格林教授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谈到的，在美国建立移动帝国的同时，它也在数十万——也许是数百万——移民中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世界观。（Movable Empire: Labor, Migration, and U. S. Global Power During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The Journal of the Gli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15 (2016), pp.14-15.）只有通过全球视角，我们才能去分析这一流动性对于国际移民身份塑造和自我认知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一个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劳工，如何看待自己在美国领土上的位置，是否会觉得低人一等？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身上的多重身份，肤色、种族、阶级等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帝国和阶级又是怎样相互作用，最后将这些全球劳工拉入美国的扩张轨道之中？将美国劳工史纳入全球史的视野里，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全球力量，进一步梳理劳动领域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在全球史冲击下所涉及的理论和概念挑战，推动了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劳工史中的种族与阶级
王心扬教授的演讲聚焦于美国劳工史上的“种族”与“阶级”，“种族”和“阶级”是美国劳工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影响着白人工人的世界观和工人运动的方向。但是，对于哪一个因素在劳工运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人们意见不一。一些学者将“阶级”置于“种族”之上，理由是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其他关系则是从属关系，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加以审查。归根结底，种族关系是阶级关系。另一派，或许更具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坚持认为“种族”实际上在塑造白人工人的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白人工人的种族意识超过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但在王心扬教授看来，这两个群体都倾向于只关注其中一个因素，而忽视或忽略另一个因素。因此，他的观点是：只有考虑到时期、地理、经济情况等多种因素，我们才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种族”优先于“阶级”，在什么情况下“阶级”优先于“种族”。
王心扬教授
王心扬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将种族看得比阶级重要，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例如，在1863年的征兵暴动（Draft Riot）中，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联邦政府决定扩充军队，但是受到了白人劳工，尤其是爱尔兰裔劳工的反对。这可以是一个阶级的问题，因为有钱人可以通过向政府支付300美元来避免入伍，因此一些比较贫穷的白人对此十分愤怒。其次这也是一个种族的问题，1862年林肯著名的解放奴隶宣言颁布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废奴主义和解放黑奴，这让纽约一些支持白人奴隶制的民主党人感到十分焦虑。此外，在联邦政府的征兵条件中，黑人由于被认为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可以免于征兵，这让那些贫穷的白人更为愤怒。在这场持续了好几天的暴动中，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我们会在这个案例中发现一个十分显著的倾向，参与暴动的白人工人阶级并不认为黑人与自己是分享利益的工友关系，即“种族”优先于“阶级”。这一类的证据还有非常多，事实上只有在极少数的事件中，“阶级”真正优于“种族”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塑造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过程中，种族意识往往比阶级意识更加突出。
由于当时针对黑人的罢工太多，一些雇主保证，如果以后罢工继续发生，他们将只雇佣白人。这说明种族一致在此时比阶级意识更重要。1885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政厅通过了一项防止雇佣黑人的条令，更偏激的人倡议道应该将黑人用船遣返回非洲。同时，白人劳工也是排华人士的主要成员，他们和烟草利益集团等联合，要求企业解雇华裔员工。在白人劳工的眼里，华人与黑人并不是他们的工友或者兄弟，而是他们的敌人。
王心扬教授总结道，在十九世纪晚期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社会。尽管如此，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劳工都是种族主义者。在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看来，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所面对的真正的敌人显然不是与自己同属于工人阶级的人，而是雇佣者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王心扬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种族与阶级的关系是什么？在什么情形下种族优先于阶级，什么情形下阶级优先于种族？当然，要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解释清楚需要花较多的时间，因为在我们考虑“种族”与“阶级”孰先孰后时，每个特定事件中都有许多复杂且交织在一起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种族意识、阶级意识、经济情况、地方因素、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等。王心扬教授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劳工体系，一种是横向的，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将自己的工友当作是盟友，无论他们的肤色或者种族是否与自己一致，他们只把资本当作是自己的敌人，而不是其他。另一种是纵向的，在这种情况下，白人劳工将不同种族的人当作竞争者或敌人。王教授引用了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的一本著作《不可或缺的敌人：加利福尼亚的劳工与反华运动》（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在书中，萨克斯顿指出，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劳工认为自己同时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在上层是来自雇主的压迫，而在下层他们亦是华人劳工的攻击对象。白人劳工决定反击，而当他们反击的时候，他们的反击矛头指向了华人，而不是自己的雇主。相似的情形在美国南部也出现，白人劳工攻击的是黑人而不是自己的雇主。为什么呢？除了传统的用肤色不同来解释以外，经济情况与竞争压力同样也发挥着作用，我们需要用多方面的视角来观察一个历史事件。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王心扬教授进一步针对海外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作出了阐释，他以日本移民为例：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移民有很强的社会意识，他们即使移民到海外，仍然对日本十分忠诚，他们学习了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边疆理论（Frontier Thesis），美国白人认为西部沿海地区是美国的西部边疆，但是日裔移民却认为这是日本的东部边疆，他们觉得自己在北美有学习新日本历史的任务，所以他们并不是对美国完全忠诚的。此外，有一些生于美国的日裔儿童，长大后被父母送回日本，接受日本传统教育，被日本军国主义所迷惑，当他们返回美国时，他们公开为日本在亚洲的战争政策辩护。了解这这一情形后，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白宫在考虑迁移日裔移民时所作的考量。此外，学者们在其他美洲国家对待日裔移民的政策上也有所发现，这些国家——如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巴西等——跟随美国的步伐，也考虑迁移日裔移民，并敦促美国采取相似的行动。我们知道，日本军队的成分也是十分多元化的，其中掺杂着移民史与劳工史的影响，但是日本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从中人们很难感受到人性的层面，而是兽性的爆发，他们对战俘的残酷刑罚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以至于在战时有人试图将日裔移民作为谈判筹码，希望能让美国在菲律宾的战俘不受虐待。因此，从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事件总是比一元主义好。
王心扬教授曾在讲座中多次提到，自己的话题一定与朱莉·格林教授的演讲有许多联系。事实上，他们两人都曾师从于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研究劳工史的教授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王心扬教授虽然在讲座中并未直接将跨国史或全球史研究方法作为主题，但跨国史的视角在他的讲演中不断出现，他本人曾在文章中提及研究移民史时“双重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通过对移民双重政治认同的研究，能更好地理解外国移民的自我身份认识，以及其所在国家政府采取一些警惕性举措时所做的考量。这是跨国主义研究方法发掘历史学潜力的体现，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那些超越既定国家边界的历史，许多全新的议题浮现，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与挑战。
美国历史学者戴维·蒙哥马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