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恰逢梁启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夏晓虹的“梁启超研究三书”修订再版，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原《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原《阅读梁启超》扩充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原《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本文系夏晓虹教授为《阅读梁启超》所写的序言。
夏晓虹，《阅读梁启超》，东方出版社，2019年8月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