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16世纪的西班牙和美国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哪两个文明能像中国和欧洲那样，在相隔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自发展。这种独立异于常态。所以，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做到相互理解并不算太难。为什么会是这样？要阐明这一点，我们应稍作回顾，了解一下两个文明的历史起源。
西欧和美国在精神生活上几乎同源。我追溯到了三个源头：（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伦理；（3）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现代工业化大生产。我们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元素的代表。这三种元素独立发展，持续至今。从希腊人那里，我们得到了文学艺术、哲学数学，还有我们社会观念中更为文雅的那一部分。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得到了狂热的信念，这种信念很像是一种“信仰”；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道德热情，知道了罪孽这一观念；我们还得到了宗教排斥不容的，以及部分民族主义的观点。从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的科学中，我们得到了权力，尝到了有权力之后是什么滋味，而且还相信我们自己就是神，理所应当有权力为不能享受科学之利的种族裁决生死；我们还得到了经验主义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实际知识。我认为，以上三种元素能够解释我们有的大部分心态观念。
这三种元素中，除了希腊间接影响过中国的绘画、雕塑、音乐之外，其余没有在中国发展中扮演过什么明显的角色。中国在历史之初，就缔造了大河流域帝国。埃及和巴比伦也是这样的帝国，影响到了希腊人和犹太人，创造了西方文明之源。西方文明根植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冲积平原上的沃土。同样,黄河也为中华文明开篇创造了可能。到了孔子时代，中华帝国仍然据守在黄河流域，没有向南北两方延伸。不过，虽然中西文明在外在条件和经济环境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中国人和埃及人、巴比伦人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共同点。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老子和孔子已经具备我们眼中现代中国人的典型特征。凡事爱从经济方面看问题、找原因的人会发现，用经济因素解释不通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和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不一样。我自己也找不出另一套理论学说。但就目前来看，我认为不能完全按科学去解释国民品格异同。气候和经济条件能解释部分原因，但也不能概括全部。也许，国民品格很大一部分要看在文明形成时期，发挥主导作用的个人有什么样的品格。这些人有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等。
已知中国最早的圣人是道家创始人老子。“老子”并非真名，意为“年老有智之人”。传说老子跟孔子是同时代人，较孔子年长。在我看来，老子的哲学思想远比孔子的学说有意趣。老子认为，每个人、每个动物、每件事物各守其道。我们自己也该顺应道，并鼓励别人这样做。“道”的意思是“道路”，但带有神秘色彩，类似于《圣经·约翰福音》中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认为，老子的看法是，人因背“道”而死。如果我们都能体任自然，返朴归真，我们应该能长生不死，就像天上的星辰。到了后世，道家学说退变成了求神成仙的方术，汲汲以求长生不老仙药。但我认为逃避死亡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一部分。
老子的书，毋宁说被认为是老子写的书，非常简短，但他的思想得到了弟子庄子的阐发。庄子比他的老师还有趣。两人都倡导自由这一哲学思想。他们都思考了政事之恶，以及种种背离自然之举。与“古之真人”的恬静泰然相对比，他们抨击现代生活匆忙慌乱。道家学说有神秘主义意味，体现在，尽管天下万物林林总总，但“道”在某种意义上归一。因此，如果万物能循道而生，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纷争。两位圣人富于幽默感，内敛谦和。这其实已经体现了中国人的特点。“幽默感”从庄子对伯乐“善治马”的叙述中可见一斑。伯乐治马之法是：“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内敛谦和”可与西方神秘主义者对比中显现出来。这两个特点也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中看出来，从今日中国饱学而又有修养之人的谈话中听出来。中国各阶层都喜欢笑，言语中随处有玩笑。饱学之士不露声色巧妙幽默，欧洲人一般看不出来，更添中国人之乐。中国人习于谦和，脱俗不凡。
有一天，我在北京跟一个中年男子见面。他告诉我他对政治学很感兴趣，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因为初来乍到，对中国人不了解，我就按字面意思理解他这句话，没往深处去想。后来我才知道他曾任一省之长，为政多年，政绩卓著，为人称道。在中国诗歌里，激烈情感明显难以找见，这也是谦和特点的体现。在中国人眼中，有智之人应该时刻保持镇静泰然的风范。虽然中国人有时也挥洒激情（实际上中国人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但不愿表露在艺术中。因为他们认为冲动不含蓄为艺术所忌。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兴起，西方人推崇激烈悍勇。但据我所知，中国文学不愿表达这样的情愫。中国古乐不乏优美动听之声。这种音乐少有噪动喧嚣，让人只愿洗耳聆听，不理一事。在艺术中，中国人意在精妙雅致；在生活中，志于以理服人。剽悍勇在其中浸淫日久，刚接触中国文化很难识见中国人的志向意趣，但渐渐就能看出他们生活的美感与尊严所在。所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愈久，爱之愈深。
伯特兰·罗素
虽然信奉道家思想的人以方术为营生，无意理治，但完全遭到儒生排斥。我必须承认，我理解不了孔子好在哪里。他的著作溺于礼仪细枝末节，执意教人待人接物，应对各种场合。当然，如果把他与身处别的时代为其他种族推广传统宗教的人作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孔子功绩甚伟。即便这些功绩多数是负面的，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孔子所建体系经过多位弟子阐发，纯粹关注伦理道德，不含宗教教义教理。他的学说没有培植强大神权，也没有引发迫害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下，整个中华民族知礼懂礼。而且，中国人的这种礼并不仅仅沿习古风旧俗，也完全适用于没有先例可循的场合情景。此外，不只一个阶层习礼，连卑贱寒微的苦力也懂礼。所以，看到中国人不愿以粗鲁回敬粗鲁，带着十分端重对待白人的凶残暴戾、傲慢无礼时，我们不禁汗颜羞惭。欧洲人常把中国人的这种态度看作示弱的表现。但其实这种态度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中国人一直凭着这种力量征服了所有征服自己的人。
中华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重要元素来自异域外邦，那就是佛教。公元纪年之初，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中占猛为人不齿，肆意表露激烈情感也难为赏识。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注重宣示表露，有一席之地。我们西方人从犹太人那里承袭了排斥异教的观念，以为一个人信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信别种。而且，正统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严密的框架体系，让人难以同时接受两套教义。但中国不存在这种互斥排异的情况。一个人既可以是佛教徒，同时也可修习儒学。原因很简单，佛教和儒学互不排斥。日本也一样，很多人既信奉佛教，也信仰神道教。不过，佛教和儒学气秉不同。即便是同时笃信佛教和儒家的人也对两派分有轻重，有人重儒，有人喜佛。理解了“宗教”这个词，就可以理解佛教。其教义带有神秘色彩，注重救赎、来世。佛教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佛教能治愈灰心绝望，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却认为本应该对世路灰心绝望。佛教认为，悲观消极是人之本能，唯有信仰佛法才能摆脱这种情绪。儒学完全没有这种观念。儒家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与世界相和。人们只需得到教导，知道如何去生，无须鼓舞即欲求生。儒家的道德观念不以任何一种形而上思想或宗教教义为基础，仅仅关注俗世日常。在中国，这两种思想共生共存。那些善于思考、愿以宗教求悟的人礼佛弘法，而那些投身政事者修习儒学心有愉悦。儒学一直都是官学。科举考试考的就是儒学。结果是，几百年来，中国政治掌握在那些怀疑文学功用的人手中。他们所在的管理机构缺乏活力，不具备革故鼎新、一扫陈弊的肃杀之气，而这些是西方国家要求自己的君王应该具备的特质。实际上，执掌中国政坛的人严格遵照庄子的学说箴言。结果导致三点：第一，除非内战爆发、生活凄惨，中国人一直处于安乐状态；第二，属地享有自治权；第三，外邦不必害怕中国，不用忌惮中国稠人广众、资源丰富。
对比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我们会发现，希腊有的很多东西，中国也有，但西方文明三元素的另外两个——犹太教和科学，中国没有。实际上，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不仅社会上层不信教，整个人口都不信。中国有一套清晰明确的伦理准则，但这种准则既不严苛，也不迫害人，而且不包含“罪孽”这一观念。在晚近受欧洲影响之前，中国一直没有西方所谓的科学，不注重发展工业。
这一古文明与西方接触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想的不是政治或经济结果，而是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要把这两种问题剥离开来并不容易，因为中西文化接触少不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接触。但我还是想把文化问题摘出来，单独谈一谈。
中国人对西学求知若渴。师从西人，不仅是为了壮大国力，抵抗西方入侵，更因为很多人本身就好学爱学。中国人素以学问为重。但在过去，他们只学古文典籍。现在，中国人普遍意识到西学用处更大。每年都有很多中国学生去欧洲大学学习，去美国的更多，为的是学习科学、法律、经济学、政治学。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多数任教、入仕、执笔新闻报章，迅速让中国人尤其是有识之士具备了现代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倒退，不求进取，创造出的艺术文学没有多大价值。我认为，这不是因为人种堕落，而仅仅是因为没有新材可取。西学刚好提供了中国所需的刺激。中国学子聪慧颖悟，才思敏捷。中国高等教育缺资金，少图书馆，但完全不缺最优秀的人文材料。虽然中华文明缺失科学这一项，但从未仇视科学，所以科学知识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没有碰到教会在欧洲遇见过的多种障碍。我绝不怀疑，如果中国政治稳定、资金充裕，将在未来30年间取得卓越科学成就。中国很可能会超过西方。因为中国人对科学知识怀着一腔新热望，有壮怀才情造就一轮复兴。实际上，少年中国在学习上的热情总让人想起15世纪意大利的复兴精神。
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一点区别很大。那就是，中国人想从西方学的不是富国强军那些东西，而是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是纯粹的智识。他们并没有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照单全收。一些中国人告诉我，1914年前，他们批判意识不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生活方式肯定有一些不尽完善之处。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智慧的惯性依然非常大。有一些年轻人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他们想找的东西。这种希望肯定会变成失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必须综合各种资源手段，找出自我救赎方案。日本人学了西方人的缺陷，还保留着他们自己的缺陷。但我们可以抱这样的希望：中国会反向而选，保住自己的优点，同时吸收西方的优点。
我认为，西方文明的典型优点是科学方法。中华文明的典型优点是中国人对人生目的有公正评判。把这两点逐渐综合到一处必为众人之所望。
老子认为，道的运行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认为西方人必须像中国人那样，对这句话深思玩味，从中体会到人生目的所在。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目的跟多数白人为自己设计的目标迥然不同。“有”“恃”“宰”既是白人国家也是白人个体汲汲以求的目标，还让尼采立为哲学，而尼采的弟子不只德国有。
但有人会说，你一直是在拿西方实践同中国理论作比较，但如果比较一下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就会发现结果很不一样。这话当然说得很有道理。老子想让我们摈弃的三种东西之一是“有”。一般中国人当然很重“有”。中国人就整体而言，很贪恋金钱。这种风气可能不如法国人强烈，但肯定要比英国人或美国人浓厚。中国政治腐败，中国权贵攫取金钱的手段令人不齿。这一切都不可否认。
但就另两种恶“恃”和“宰”而言，我注意到中国实践肯定要比我们西方高明。与白人相比，中国人欺凌其他民族的欲望要小得多。正是这种“德”，以及腐败之“恶”导致中国成为世界弱国，而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中国就是因为腐败才衰落。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如果中国人愿意，中国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求自由，不愿主宰。其他国家可能会强迫他们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人就会失去美德，养出称帝的胃口。不过，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人实行皇家世代传承之制已有两千年，但他们对帝国没有恋念。
虽然中国战乱频仍，但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观念——思和慕静。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会出这么一个诗人，把一个逃兵当作英雄去歌颂。比如，阿瑟·韦利所译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中国人思和慕静之观念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他们善于思考体悟；第二，他们无为静观，无意改变眼中所见。从中国画里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从观察万物各异情状中得到愉悦，不愿先入为主设定图景，再缩减万物配图入景。他们没有西方人视为第一要务的进步理想。当然，即便对西方人来说，进步也是现代才有的理想，是科学和工业化大生产的组成部分。今天学识深厚、思想保守的中国人说话措辞的方式跟他们古之圣人笔下写的一样。如果有人指给他们看，某个方面进步甚微，他们会说：“卓尔不凡有之，缘何求诸于进步？”欧洲人最开始听到这样的观点，会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傲慢怠惰，但久而久之，智慧渐增，我们开始会想，我们西方人所称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躁动不安的变化，根本不能让我们接近理想目标。
对比一下中国人在西方找到了什么和西方在中国找到了什么，深有意趣。中国人在西方找到了知识，希望知识是通向智慧的大门，但我怕这种希望一般都会落空。白人来中国有三种动机——打仗、挣钱、传教。最后一种动机带有理想主义的优点，启迪成全了很多英雄事迹。但士兵、商人、传教士关注点都差不多，都是要在全世界打上西方文明印记。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们这三种人都爱寻衅滋事。中国人无意让西方人修习儒学。他们认为，“教有多宗，理出一端。”怀着这种观点的中国人乐于看我们自行其是。他们善商贾，但买卖之道与在华欧洲商人迥然相异。后者不断地谋租界，求垄断，筑铁路，开矿山，汲汲营营用坚船利炮变现权利要求。中国人本不善带兵出战。因为，他们知道，别人要他们打的那一战不值得一战。不过，这只是他们善于以理服人之特质的一个明证。
我认为，中国人善于包容接纳，远非拘泥本土经验的欧洲人所能想象。我们西方人自以为包容接纳，只是因为我们比我们的先人做得要好。但我们仍然在实施政治与社会迫害。而且，我们执意认为，我们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他人。所以，在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自信地认定，能让他们像我们是至善。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在我眼中，一般中国人就算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也还是比一般英国人过得幸福快乐。原因就在于，在思想观念上，中华民族比我们这个民族更仁厚，更文雅。躁动不安、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各种显而易见的恶果，还让我们不知道满足，丧失了因美而悦的能力，几乎不再具备善思考、勤体悟的美德。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在过去百年间退化得相当厉害。我不否认中国人在其他方向上走过了头，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中西接触可能会对双方都有益处。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最基本的效率观念，这对实际生产生活必不可少。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善思善悟的智慧——正是这种智慧让他们血脉相承，绵延不绝，而其他古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来中国是为了讲学。但在这里的每一天，我想的比较少的是，我要跟中国人讲什么；想的比较多的是，我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什么。在久居中国的欧洲人那里，我发现这种态度并不少见。但从短暂驻留，或者仅仅是来这里赚钱的欧洲人那里，我发现这种态度非常罕见，令人感到悲哀。在后一种人眼里，中国人在西方看重的东西——军事实力和工厂企业上并不精擅。所以他们不认为要跟中国人少讲多学。但那些看重智慧、美感，或者仅仅是简单朴素生之愉悦的人，会发现这些东西在中国比较多，在心神不定、动荡混乱的西方比较少。有了这番发现之后，这些人愿意生活在看重上述东西的地方。我愿，我能怀抱这样的希望，中国人在学到我们的科学知识后，能给我们一些回报——他们能让我们学学他们的包容接纳，宽宏大度，善思善悟，恬淡平和。
（本文摘自伯特兰·罗素著《中国问题》，田瑞雪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