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一词，如今普遍被用作对日本的代称。不过，在晚清以前，“东瀛”的原意一直并非如此，甚至还曾用来指代崇明岛和台湾岛，直到近代中日交流兴起，才变成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含义。在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人对海外地理认知的变迁，还有文化心理上的转变。
“东瀛”的本意是指东海，在古典诗文中不时可见，但又不仅是现在所说的有明确边界的“东海”之意，还隐含着两层意味：一是因中国东濒于海，“东瀛”意味着东边无边无际的海洋；二是这一“瀛海”是因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瀛洲得名，带有神话色彩。在传统的宇宙模式中，这其实是环绕中土的大洋，故《清文献通考》卷二九三《四裔考》序：“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正因此，晚清时徐继畲论述世界地理的名著书名为《瀛寰志略》，因为这一宇宙模式中，“瀛海”环绕大地，故“瀛寰”即世界。之所以不称“大洋”，是因为早先还没有这样的说法：“在唐以前整个海洋都被称为‘海’，如‘大瀛海’、‘涨海’等名，当时尚未以‘洋’来指远离陆地的深水区。一直到宋代，才出现‘海’、‘洋’并逐渐以‘洋’代‘海’的情况。”（辛元欧《上海沙船》）
这样的地理投射，有时是在水滨，如太湖中有三山岛；南京西南长江南岸旧也有三山，晋太康年间王濬伐吴，自牛渚顺流而下，抵三山，即此地。南朝定都建康，此处是形胜之地，南齐时诗人谢朓有《晩登三山望京邑》，唐李白的名篇《登金陵凤凰台》中一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即是此地。在杭州，西湖除了三潭印月象征“一池三山”之外，还有“西湖三山”，即孤山、丁家山（小孤山）、夕照山（雷峰）。白居易咏孤山如见仙岛：“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孤山也因此旧称蓬莱岛、瀛屿（据康熙《钱塘县志》），明末张岱《西湖梦寻》记述的孤山则是“亭观绣峙两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用《汉书》卷二五《郊祀志》记述海外求仙的典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水临之”）。清人孙嘉淦《南游记》笔下孤山的清帝行宫也运用同样的隐喻：“左右高楼，近挹湖光，远吞山色，如登玉霄金阙，而望十洲三岛之仙踪也。”在这里，“三山”与“蓬莱”或“瀛洲”当然密切相连，甚至是同义词，如唐雍裕之诗《曲江池上》：“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
除了水滨之外，“三山”更多的则是在各地城市中，其格局中有“三山”被视为关乎当地风水气运。潮州有“三山国王信仰”，祭祀揭阳县明山、巾山、独山，虽然其起源未明，但“三山”发展为民间信仰，并非无由。北京有著名的“京西三山五园”，此三山通常指香山、万寿山、玉泉山；武汉的三山（龟山、蛇山、洪山）扼守江汉，镇江也有“京口三山”（金山、焦山、北固山）；济南有“三山不见”，虽然哪三座山诸说不一，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指老济南城中有三座山，虽在却看不见——这个看似奇怪的说法，只有结合三神山的传说才能理解。不过，最有名的“三山”还是在福州，据说是因福州城中西有闽山、东有九仙山、北有越王山，自宋代起“三山”遂成福州别称。虽然这些山的名称表面上看与仙岛无关，但这么多城市中不约而同出现“三山”，这决非偶然，只能解释为世人心理上神仙世界在现实地理中的投射。
不仅如此，人们还把这些海外仙岛的名字对应到地理空间中。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香格里拉”（Shangri-la）一名原是美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失落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个世外桃源，小说中根本不曾提到它的具体地理位置，这就像“香巴拉”一样只是个虚构的文化象征；但当这个形象广为人们所向外之后，“香格里拉”不仅成为一个连锁酒店的名字（一如古代园林使用“小瀛洲”、“蓬莱胜境”之名），还引发争讼，很多地方争相宣称自己这里才是最符合小说中描绘的世外桃源。1997年，云南省政府正式宣布：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迪庆州；2001年，迪庆州的中甸县正式更名“香格里拉县”。
池泉
古人在寻找海外仙岛时的心态也大体如此，许多地方因与三神山沾染某种联系而被命名或更名。今山东蓬莱县，就是因汉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澣奏请，析越州鄮县地置四县，其中翁山县（今定海）下设富都、安期、蓬莱三乡，而其中后两个地名均与海外神仙有关——“安期”是以传说中长生千岁的安期生而得名。现舟山下辖的岱山县，唐至清末便为蓬莱乡地，而“岱山”（岱屿）之名原本也是源出仙岛。舟山自古也别称“瀛洲”，城中至今有东瀛路、东瀛宾馆。
在这样的文化心理下，不仅园林中有模拟仙境的“小瀛洲”，自比为“瀛洲”的也所在多有。今福建宁德便有“古瀛洲”（俗称莒洲，为河中小岛）；福州台江有瀛洲社区、瀛洲街道、瀛洲河，仓山则有“登瀛胜境”；安徽绩溪县也有瀛洲乡；但更常被指称为瀛洲的，除了舟山之外，则是崇明岛。明太祖朱元璋便曾为崇明题字“东海瀛洲”，此事写入县志，为当地所自豪，至今也有瀛洲公园、瀛洲宾馆等地名遗留，摘录当地历代诗人的一部诗集，索性便名为《清瀛洲诗钞选注》。
在现在看来或许不可思议的是，清末之前但凡提到“东瀛”，都不是指日本，而是指这些滨海之地。明初崇明籍诗人秦约提到“东瀛”时，其实是指崇明岛；清代崇明诗人杨家驹（雍正十二年秀才）《木棉歌》中一句“东瀛蕞尔种偏多，七分棉花三分谷”，则更明确是以“东瀛”指本乡。清初，据守台湾的郑经曾在答福建总督书中称“本岛风帆所指，南极高辽，北止东瀛”，此处所说的“东瀛”还没有明确指向，犹言“大洋”；但到乾隆年间，台湾已不时被称为“瀛壖”，晚清王韬论台湾的著作仍名《瀛壖杂志》。同治十二年（1873）刊印的一部丁绍仪所著台湾记述，书名就叫《东瀛识略》，可见直到此时，“东瀛”都还可用以作为台湾的美称。
事实上，现在文献中可查到的“东瀛”，最早竟是朝鲜半岛上新罗王国的代称，出自晚唐陆龟蒙诗《和袭美为新罗弘惠上人撰灵鹫山周禅师碑送归》：“一函迢递过东瀛，只为先生处乞铭。”在当时，这类美称并无专指，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原本也多被喻为海外仙山，甚或以此自比。入唐的朝鲜诗人崔致远的友人顾云有赠别诗《送崔致远西游将还》，这是中韩关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第一句就是：“我闻海上三金鳌，金鳌头戴山高高。”暗示朝鲜是三神山。李仁老《破闲集》卷中，记载昌华公李子渊游历中原，到镇江之甘露寺，归国后与人说：“况我东国，去蓬莱山不远，山川清秀，甲于中朝万万。”直到清代中叶，乾隆帝仍以“东瀛”指称朝鲜，他在“赏集东瀛西大蒙”一句之下，自注是指朝鲜及漠西外藩。
和朝鲜一样，日本自古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甚至日本古代的藤原京，也由“大和三山”（香具山、耳成山、亩傍山）环绕而成，这显然是受中国式三神山观念的影响。类似中国园林“一池三山”格局的池泉、中岛、龟岛、鹤岛也是日本园林的核心要素，同样旨在模拟传说中的蓬莱仙岛。有意思的是，日本本身就是中国人最经常投射“仙岛”的地理空间，据张俊哲归纳，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名称多达24种，其中多包括蓬莱、瀛洲、蓬瀛、三岛、扶桑、祖洲这类海外仙岛的隐喻；日本学者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一书则列举出日本27种称号（其中“扶桑”、“倭国”等7种属于“和汉通称”），但其中却没有“三山”、“东瀛”这类带有强烈中国文化气息的称号。除了“扶桑”一词之外，中国历代对日本的雅称也大多已被人所淡忘，现在最流行的代称倒是近代兴起的“东瀛”。实际上，中国诗文中虽然早就用“扶桑”来指代日本，但也不尽然，如宋人吕胜己《促拍满路花》词：“凌仙仙子，邂逅水云乡。更约南枝友，游遍江南，共归三岛扶桑。”这里无论是“三岛”还是“扶桑”，都是指其本义（“海外仙岛”），而不是指日本。
岩桥小弥太《日本的国号》内文
晚清时，精通典籍的文人偶尔还会用“瀛洲”借指日本，如章炳麟《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鲁迅《集外集·〈题三义塔〉诗》：“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但或许是为与日语中的“东洋”对应，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东瀛”来指代日本。1869年起来沪的日本高级妓女，当时就被称为“东瀛名校书”。清光绪八年（1882），岸田国华专程携带日本各家汉诗集来华，约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次年六月，俞氏编成《东瀛诗选》四十卷刊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编选日本汉诗；又过一年，1884年，日本人冈千仞在上海发现，中国人渐渐关注东亚大势，《东瀛诗撰》（即《东瀛诗选》）、《朝鲜志略》、《安南国志》等书大卖。《辞源》“东瀛”条提到指代日本的最早一例，即是俞樾此书。
从1880年初起的三十年，可能是关键节点，正是在此期间，“东瀛”开始频繁地用来指代日本。光绪十一年（1885），署名“四明浮槎客”者刊行《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此人生平不详，据周作人推测很可能是旅日商人，书前有娄东外史作序：“如生长中原未步东瀛者，购读一过，不啻身入蓬莱。”这里虽然仍借用了传统的“蓬莱”说辞，但已明确用“东瀛”指代日本。此后东渡日本者遂习以为常，曾任四川提督的丁鸿臣，1899年赴日考察军事，归而撰成《四川派赴东瀛游历阅操日记》一书；1903年方守敦诗《东瀛归来闻近事，书愤一律》；又如秋瑾1907年《〈中国女报〉发刊辞》中说：“自兹以后，行见东瀛留学界，蒸蒸日盛矣。”这里均以“东瀛”指日本。
当时深受中国文化熏习的日本知识分子，仍会用诸如“蓬壶”这样的隐喻来指代日本。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间，黎庶昌两次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其随员、参赞官陈明远在回国之际，曾得日本史学家、诗人重野安绎赠别诗，其中“云帆夕日渺蓬壶”之语，即以“蓬壶”称日本。黎庶昌的另一随员黄超曾，世居崇明，出洋归来后著《东瀛游草》六卷。在日本，他所结识的日本汉诗人森槐南（1863-1911）为其诗集题写一阕《国香慢》词，其中有一句“草绿瀛洲”，夏承焘注称“此借指日本”，但从主宾之礼和全词意义来看，其实森槐南恐怕是以“瀛洲”指崇明岛，他就算不知崇明的这一雅称，必定也会从黄超曾处得知。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两地都曾被称为“瀛洲”和“东瀛”，但在此之后，“东瀛”渐渐成为日本的专指，黄超曾的《东瀛游草》显然因日本得名。到宣统元年（1909），另一位崇明籍女诗人施淑仪刊印其诗集《湘痕吟草》，其中提到“游学东瀛”的弟弟，此“东瀛”当然也是指日本。
在此之前的1906-1907年间，日本军人日野强穿越内陆西行，后著有《伊犁纪行》一书。值得留意的是，该书附录“新疆琼瑶”的诗歌酬答中，中国人大多提到“大瀛东”、“瀛海蓬莱”、“沧瀛水”、“瀛海九州”、“东瀛”、“海外三山岛”，以此指称日本；而他本人在陕西渭南时曾赋汉诗：“渭南正值天长节，遥望东瀛拜紫宸。”意味着日本人也已用“东瀛”指代本国。到民国以后，随着日本的存在感强化，“东瀛=日本”更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1918年，毛泽东因友人留学日本，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有“东瀛濯剑有书还”一句；常任侠1935-36年留日期间的散文所结集的书也名为《东瀛印象记》，此类事例极多。自此，“东瀛”已被视为日本专用的代称，并被社会普遍接受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