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联通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在航海形成的网络中，不仅有人口的流动、商品的交换、物种的迁移乃至思想文化的融通，更有新的经济体系的形成、政治权力的重组，乃至文明的崛起与沉浮。某种意义上讲，航海史就是包罗广域万象的世界史。
2019年7月25-26日，“广域万象：人类航海的维度与面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多个国家的近60位专家学者与会。在近30场学术报告中，有对新发掘文献史料的整理和介绍，也有对新近考古成果的展示和利用，还有对既有文献的重新审视，集中呈现了当下蓬勃的航海史研究态势。
会议现场
新视野和新进展
在主旨演讲中，五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文献史料、考古发现、学术热点等不同角度介绍了相关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视野。
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滨下武志教授常年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华侨华人史、海关史等领域的研究，在主旨报告中，他着重介绍了琉球王国的历史文献《历代宝案》中的亚太海域网络与太平洋贸易。
《历代宝案》涵盖了1424年到1867年四百四十四年间琉球王国和明清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来往记载，这些资料涵盖了从贸易、外交、移民、气象、卫生到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是此前未被系统整理和集中使用的珍贵史料。滨下教授介绍了其中尤其有价值的内容，例如对郑和、郑成功活动的独家记载，关于太平洋上的白银流动、漂流民问题、福州泉州广州在当时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朝贡国之间贸易关系的记录等等。
据滨下教授介绍，学者已经在整理、编辑《历代宝案》史料，并争取在未来提供电子版本，以供学界做集中、系统的研究。
香港大学教授钱江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项南中国海域的考古新发现——暹罗湾波斯沉船，并由此探讨了波斯商人在古代印度洋和南海远程贸易中发挥的作用。
这艘沉没的缝合木船于2013年在泰国暹罗湾附近被发现，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泰国及国际考古学界引起轰动。它被考古学家断定为是一艘来自波斯湾的波斯古船或阿拉伯船，年代约为公元八世纪下半叶，是迄今为止考古学界在南中国海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外国帆船。
暹罗湾古代波斯缝合木船被发现的地点（图片由钱江教授制作、提供）
浸泡在海水中的唐代波斯缝合木船局部照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时人们如何将板块缝合在一起。
据钱江教授介绍，船上发掘出了产自珠江三角洲的唐代广东粗瓷大坛、古代暹罗孟族使用的土陶罐、公元8世纪产自波斯湾的双耳储物陶罐等等，为今人了解当时的海上贸易提供了诸多线索。
目前针对这艘古船的研究仍在进行，泰国考古学界并未对外公布太多信息。钱江教授通过对这一新近考古发现的搜集和介绍，提出可以重新评价此前可能被低估的波斯商人在区域航海中的历史作用。
泰国民众将发掘出的古船龙骨浸泡在水中保护，并将龙骨当作神灵进行跪拜祭祀
刻写有“大吉”字样的广州珠江三角洲生产的绿釉粗瓷大坛碎片
奥利地萨尔茨堡大学教授、上海大学教授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从国际学术前沿的角度介绍了关于中国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些新见解。
她在评述中提到，有研究指出海上交流的高峰并非发生在郑和下西洋期间，而是在更早的宋元时期。唐宋期间，海上贸易的稳定增长已经使得官方对贸易的政策和态度越来越开放。唐代已经出现第一个瓷器出口中心；一些唐朝的统治者致力促进海上贸易，比目前人们认为的要更加积极；并且早在8世纪时就有越过印度洋抵达巴格达的唐朝大使。而在宋代，海上贸易日益成为补充国库的“财富之源”，航海行为越来越从纯粹的个人利益转变成国家利益，此时中国对外的航海接触越来越多。“宋朝是亚洲的经济发动机，宋时期在中国史上极为重要，在这个时期对中国融入世界性的网络、特别是航海网络的进程是一个决定性的推升。”萧婷说。
她还提到，元时期的蒙古统治者从事海上贸易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得多，贸易和获取南方的财富也是他们从事海外活动的主要动机，而不仅仅是政治或军事原因。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结合海上丝路沿线的考古成果介绍了关于“海丝”的一系列新发现。根据近年来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国的相关考古发掘成果，他指出从考古线索来看，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已经形成，并在唐代迅速发展，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产品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并成为世界各地的重要消费品。他还指出，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在中国南方地区，南方港口贸易与地方民窑的兴起相互依存，这种对外贸易的历史因素影响到了中国近现代港口贸易的格局。
华光礁一号沉船船体遗迹，据推测是南宋中期从福建泉州港启航驶向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商船。
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何建华则从上海城市发展现实与未来的角度探讨了航海历史文化与上海城市品格。
与考古结合的历史研究
随着水下考古等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在为人们认识航海史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线索。那些多年前沉没于海底的船骸重见天日，在精密的技术测定下还原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航海时代。研究航海史应充分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本次会议的一大共识，除了主旨发言中钱江、陈杰两位学者的报告，在分论坛中也出现了不少以考古成果、文博藏品为对象的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刘义杰介绍了200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厝梁礁附近发掘的“碗礁一号”沉船个案，通过对其船型的比较分析，推测其为由水师战船小赶缯船改造的民用商船，并指出这说明清康乾时期福建沿海因“迁界”等海禁政策使得造船能力下降，无力建造如泉州宋代古船那样的大型远洋船，转而将军用赶缯船改为商用。此外，他还通过对航线、船载瓷器等的分析，推测“碗礁一号”为下西洋商船，在起航阶段因不测事故偏离主航道进入福清湾而沉没。
“碗礁一号”沉船古瓷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忽里洞岛附近发现的阿拉伯古沉船“黑石”号上出现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和金银制品，备受学界和文博界瞩目，但对“黑石”号本身的研究则相对匮乏。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工沈毅敏在会议上介绍了“黑石”号复原船航行的实验考古项目，将这一综合了水下考古、科技考古和实验考古的跨国项目来龙去脉梳理成文，为与会者了解新的考古手段提供了技术视角下的观察。
中国航海博物馆馆员任志宏、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吴昌稳从各自的馆藏出发，前者通过考察中国航海博物馆藏“澜沧王国”船型币，追溯罕为人知的澜沧王国往事，勾勒古代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民间贸易及货币传播；后者介绍了广东省博物馆藏“南澳I号”出水景德镇窑青花瓷器，就器物上的图像与版画、画谱和绘画进行比较研究，并对沉船年代、绘画风格等问题进行分析推测。
海上交通与贸易
会议分论坛议题之一是“海上交通与贸易”，学者们围绕海运发展对城市、商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的报告聚焦于近代以来上海、宁波之间的海运往来，这种往来不仅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变化，对思想文化的传播也有影响，部分人群就是循着这条航线从宁波到上海，思想大受触动，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指出，就港口布局而言，宁波与上海相距不远、受地理环境限制腹地狭小，很自然地成为上海的附属港；但沪甬之间的互动仍是双赢的，宁波商人对家乡的建设和反哺就是一种表现。他还指出，地处舟山群岛的嵊泗、定海也得益于上海-宁波之间的海运往来。
随着近代航运的发展，中国的航运企业应运而生，这些企业的经营和命运又与民族国家、地域局势密切交织在一起。中国航海博物馆馆员顾宇辉和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档案管理员朱晓萌的报告分别落脚于戊通航业公司和轮船招商局营口分局，前者是192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现代航运企业，后者是招商局在东北亚地区最早的分支机构，是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航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海关学院教授姚永超的报告围绕近代中国的海关与海图展开，通过海关文献梳理英式海图的东渐与转译。由英国人管理的近代海关曾在内部设立测量和绘图职位，对中国江海及港口锚地进行大规模的水道测量和刊绘海图工作。他指出，英式海图在中国的东渐和确立，充满了复杂的转译和斗争，而海关这一“中西混合”性质的机构，既是近代海图技术的传播和转译者，又是这个过程中的被斗争者。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涛的报告《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沿海的地图测绘》也探讨了西方人对华地图测绘的历史。1830年代东印度公司派人对福建、浙江沿海及长江口水域展开大范围地图测绘，其成果被东印度公司水文专家绘制成地图，并编入航海指南，在欧美船员中推广应用。王涛指出，这次地图测绘增进了外国人对中国沿海地理的认识，同时也激发了外国人对中国沿海进行全面地图测绘的诉求，推动了英国对华军事扩张，对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
海洋文化与社会
会议分论坛之二聚焦于“海洋文化与社会”，尤其是航海带来的跨文化交流，这种跨文化交流不仅以传统常见的方式进行，也体现在过往不为学界所熟知的医疗、移民商业社会形成乃至近代化博览会交流中。
上海大学教授赵莹波的报告探讨了宋元时期东亚各国间的“医师外交”，他指出，其时东亚海域的国际秩序处于权力真空，各国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医师的移动打破外交僵局。其中高丽利用医师与日本恢复睦邻友好，向宋朝传递外交情报；宋朝也通过对高丽医师的培训获得彼此间的外交互信，化解北方与辽金的压力。到了元朝时期，随着高丽医师水平的提高，千百年来东亚海域医师移动的方向发生改变，改为由高丽向元朝移动。这种政府间非正式的“医师外交”，是宋元时期东亚海域特殊的外交现象。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副教授杭行的报告聚焦十八世纪湄公河三角洲的多元华商，以坐落于越南西南角的贸易港口河仙及其统治者鄚天赐的生平为例，探讨河仙地区成为18世纪东亚海上贸易枢纽的原因，呈现了一个复杂、多民族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多元商业社会，以及当时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生态。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梧挺的报告《含生草考：唐代阿拉伯药物的东传与渤海国的中继作用》围绕唐代典籍记载过的治疗难产的“含生草”展开，认为其实际产地为阿拉伯帝国境内的西亚、北非地区，由中亚粟特商人携带，经横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渤海国，再从渤海国向中原地区传播。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莉将视野推及近代，通过1904年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上的“无锡快”船模的考察，探究这种兼具传统舟船特征和西式理念的座船传递的文化内涵。她认为，早期国际博览会的聚光灯下，“无锡快”等中国展品是西人视野下展开的一种形象呈现，背后是西人展示给世界的“中国形象”诉求。
重新审视史料文献中的航海
会议分论坛之三围绕“船史船技”展开，何国卫、周海斌、叶冲、陈一川等学者分别就中国的“叭喇唬船”、中式传统帆船的三角前帆、上海金山的船舫船棚、晚清南洋水师早期舰船的武器装备等问题进行报告和研讨。
此外，多位学者的报告以航海史的眼光重新审视既有文献史料，从而获得新的启示。
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教授杨晓春通过梳理《汉书·地理志》《宋书·夷蛮列传》《新唐书·地理志》《黄金草原》等文献所载晚唐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中转贸易等内容，对过去认为唐代中国船不能在印度洋进行活动的看法提出质疑。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巍巍则通过梳理和解读中国地方志文献中的台湾地区海洋资料，呈现了更多有关台湾海洋开发史、东南沿海海域发展史的内容。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刘华爬梳了全15册大可堂版《点石斋画报》，整理其中所有海洋类画报，分析它所呈现的海洋世界。刘华认为，《点石斋画报》中的海洋世界混合着中国传统文化经验和西方舶来新知，是管窥其时上海观念世界的一个窗口。
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单丽的报告围绕世界古舆图——《大明混一图》展开，通过对馆藏复制本的详细分析，从不同级别地理标识所涵载的信息入手，从方法、内容上对过往认知提出了商榷意见。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员赵珏琪对“更路簿”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梳理。“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从事渔业生产形成的文献，主要是南海诸岛之间的航路与水文情况。赵珏琪指出，随着导航设施、天气播报手段等技术的更新和前代渔民的老去，“更路簿”的传承一度几乎中断；但随着南海局势的变化，“更路簿”作为海南渔民经营南海的重要证据受到各方关注，学界对其研究力度也日渐加深。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经济史、航运史、海关史、港口史、中西交通史、考古文博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在航海历史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上进行了学术碰撞，相信有关成果将在沟通历史、现在与未来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