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明教授可以说一生都在台湾大学度过。父亲是台大医学院教授，所以他在台大分配给他父亲住的宅院里长大，后来在台大念书，教书，今年四月在台大他和张淑香住的宿舍里跌了一跤后不治而亡。他著作很多，我细看了两本。一本是三年前出的《古典中国实用文类美学》，指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受了西方观念的影响，不知不觉地把古代的实用文类摈弃在文学领域之外，似乎除了诗词小说和戏剧以外，都不算文学，等于把《昭明文选》里泰半的作品淘汰了；他提倡我们重新把古代实用文类的美文视为文学。庆明主要研究现代文学，但这本书可能是他对学术最大的贡献。另一本是1999年出版的《昔往的辉光》 。
《昔往的光辉》分章谈台静农、郑骞、叶庆炳、屈万里、齐邦媛等师友。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回忆中零零碎碎地披露了台大中文系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因其涉及中国文学应怎么学、怎么教，范畴应怎么划分、学生应如何评估、系务应如何处理。在同一个时期内，我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朗诺就读于加大圣芭芭拉校区的“日耳曼、东方与斯拉夫语文系”和哈佛东亚系，我们当时学业的进展都受各学府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方法所左右。
台静农
教庆明大二文学史的就是从1948年至1968年当系主任的台静农，庆明为他既尊贵又舒坦的风姿所倾倒，总找机会亲近他。台静农介绍学生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与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讲的却和这些书不一样，只把资料写在黑板上，而且只讲到唐代。他大三教《楚辞》时则油印讲义给他们。庆明后来才知道台教授自己也在写中国文学史，写到唐代。
有一次某学生得了文艺奖，台静农说：“现在世代真是变了，写小说还可以得到大笔奖金，哈哈哈，从前写小说还得坐监牢！”那时候庆明和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张爱玲、朱西宁、司马中原等当代作家，却不知道他们的老师也曾以写小说闻名，并为言论屡次坐牢。台静农和鲁迅有很密切的关系，而鲁迅在台湾是犯禁的，所以台静农执意保持低姿态，不谈过去，不出书。到了八十年代，他的杂文集、学术论文集才陆续面世。《台静农短篇小说集》终于在台湾再版时，他平静地说：“五十年了，没想到还找得到！”
台静农上课很严肃，但私下很轻松，学生信任他，向他抱怨某兼差先生教学不力，他劝诫无效就不再聘请了。庆明和其他同学又向他提出中文系必修的地学通论对他们无用，希望改为心理学，他们大四时那一年果然改了。那时台大外文系毕业的王文兴在美国读了个硕士回来，台静农听说他没找到事便向英语系提议，两系各出半个名额请他回台大，让他为中文系学生开英美现代文学的课。王文兴此时主编的《现代文学》本来是外文系前后同学办的，主要介绍西方文学趋势；因此机缘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号》，中文系的师生都有文章介入，无意中打破了中文系里古代和现代间的藩篱，中文系也不再把考据视为唯一正当的研究方法了。
庆明读大四时，做了个同学们都觉得很愚蠢的决定，选修只有两个学分的毕业论文，并请非常忙碌的台静农指导，和他商定的题目是“王维研究”。他打算把刚学到的一些欧美文学理论与心理分析都用上，去向台静农请示，支支吾吾说不清，自己都想放弃了，台静农却把他带到有黑板的地方，要他在黑板上整理出各个观点之间有什么关联及其推理过程。结果庆明花了十个月，每晚都弄到深夜，才完成原计划中的三分之一，匆匆以“王维诗研究”为题交上就去金门服兵役了。当了一年兵回来，因论文没好好地写，又没及时申请研究院，已另作打算，台静农却通知他系里有缺，鼓励他申请当助教。把附有许多批语的论文交还庆明时，当面告诫他说，探讨问题宁可平实，切忌穿凿。
庆明回到系里当助教，虽然知道自己以后会升为讲师，仍觉得不上研究院不太有面子，台静农却对他说他已经会做研究了，何必再占一个别人求学的机会？ 不必浪费时间为考试而念书。
庆明当助教，是辅助继台静农做系主任的的屈万里，前后四年。他曾上过屈万里的《尚书》课，屈万里也对庆明说：“博士、硕士学位只是一块敲门砖；你已经进到了门内，重要的是作一辈子的真学问，可以不必再去磨砖了！”他每次考评各校厚厚的博士论文，就顺口说：“又是一块砖头。”遇到有值得庆明参考的，总留给庆明看。
屈万里是学界一位传奇人物，最高学历是曾在北平郁文学院读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所野鸡大学，我在那里挂单过一年。”然而他旧学根基异常深厚，而且办事能力特别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山东省立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协助馆长将金石器物、书籍、书法、名画、拓本等运往四川万县保存。1940年蒋复璁创办中央图书馆，屈万里成了蒋的助手，次年知悉中央研究院有个助理员的缺，整理殷墟发掘近四千块的甲骨文残片，便不顾薪酬只有本来的一半，决定去就任，蒋复璁百般劝阻都没用。他花了三年苦工，默默地把许多碎片凑成完整的甲骨，耐心辨析上面的文字，继李济的《殷墟文字甲编》之后发表了《殷墟文字甲编考释》，成了甲骨文权威，并开始把考古得来的新知识用在研究《周易》、《诗经》等古籍上。傅斯年主掌台湾大学时，他又成了傅斯年的助手。
屈万里坚持自己替造访他的客人倒茶，说：“我自己倒茶是主任招待客人，和你来倒茶意义不一样！”庆明负责接听系里唯一的一架电话，管理四百多个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注册与资料，挨家挨户地给系里四五十位教师送聘书，抄录以系主任名义所发的公文；公文起初是屈万里拟稿庆明抄录，后来是庆明拟稿经屈万里过目后发出。此外，庆明还管理系里供师生查阅的二十五史及其他参考书；他加添了一些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趁地利之便随时检阅。
屈万里趋向于把古籍都当史料看待，对“文学”的了解，是采“文章博学”的广义。把中文系视为中国文化系，相当于所谓“国学”。他要硕士生修“中国学术史”，博士班修“文史资料讨论”。然而他也要所有的学生修“高级英文”， 强调研究中国文化须参考外国的方法和成果，并请在台研究的汉学家开“西洋汉学名著选读”的课。
据庆明说，台大中文系有两项变革和他的建言有关。那时系里硕士班每年招收十名，博士班招收三名，“教育部”另送来的外籍生远超这数目，但一共只拨了六个教师员额，没有特别为研究生开课，这些硕士生博士生只好和本科生一起上些选修课。庆明恰恰和几位从德国来的留学生分租房子，知悉在德国的研究生上的课程都是讨论课，便向屈万里建议把系、所的课程分开，前者以演讲为主，后者以讨论为主。屈万里说：“要加开这么多课，师资从哪里来？”庆明说那些学有专精的中年或比较年轻的先生都还在教大一国文，也许他们愿意加钟点，把研究成果和同学分享。屈万里说如果他开口，这些人就不好拒绝了，请庆明探问他们有没意愿，结果头一年就得到六七位先生志愿为研究生教讨论课。后来校方要求中文系增设“夜间部”，屈万里又为了师资短缺打算拒绝，庆明替他打听一些年轻教师不介意在夜间部发挥他们的专长，便成立了各领域齐全的中文系夜间部。
庆明认为中文系不应把新文学摈除在外，使古典的研究与现代的创作，两头都失去了丰厚的资源。屈万里听了虽然没有采纳但并不抗拒，乐见学生在课外组织各种文学讨论会。
屈万里任期的最后一年，首开前例征询系里同事对未来系主任人选的意见，结果赞成叶庆炳的最多。但校方安排的却是刚从香港回台的龙宇纯，许多年轻教员颇有受骗的感觉，原来老一辈的教授对叶庆炳积极办事的态度不以为然。龙宇纯是音韵学家，曾公开说读《诗经》除了可拟测古音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志趣和当时中文系的师生格格不入，六年任满后，终于轮到叶庆炳做。
庆明说叶庆炳平易近人，和台大行政大楼的职员关系特别好，许多别人办不通的事，他出面就可解决。有鉴于台湾非师范院校出身不能担任中学师资，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往传播和文化界发展，叶庆炳终于把现代散文、现代诗与现代小说列为中文系的必修课。此外，他将系务集体参与化，成立了聘任升等、课程、经费等的小组，还创例系主任普选。
庆明虽然对像屈万里以“征圣”“宗经”为治学宗旨的学者执弟子礼，却写新诗，主持《新潮》、《现代文学》、《文学评论》等杂志。他后来教的通识课程修课者往往达四百人之多，并在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主持该校的出版中心，担任“台大新百家学堂”执行长，以文化薪传为己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的王德威在《柯庆明论文学》的编后序上说他“力图跨越古典与现代，考证与批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分界，形成多音复义的实验”。庆明能够有这样的视野，和他求学时台大兼容并包的风气与师长们恢宏的度量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