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讨论的第三次热潮
很多人都会注意到，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对性别问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关注热情。这不止表现在关于反性骚扰（Me Too）等已经在互联网和社会舆论上形成了某种“运动”形态，更表现为年轻的80后、90后们有关注性别问题的普遍意识。并且，对性别问题的讨论表现在不同的领域，比如网络舆论、历史研究、社会问题反思、大众文化等。可以说，这是近四十年来当代中国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这个概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存在着一种创作和批评的密切互动，其诉求是要将女作家创作从“男女都一样”的文学分离出来，强调女性在文学表达上的独特性。关于“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有多种方法，比如女作家创作的文学、表现女性的文学、女作家创作且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等。第二次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召开所造就的热潮，更多会强调性别差异、批判男权。女性主义理论的介入和性别研究的学科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和“女性写作”等概念也是在这次热潮中提出的。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主流社会的态度普遍认为，中国的女性不是不够解放，而是解放过度了。“女性写作”因而变成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完全和商业炒作结合起来。但是最近四五年，人们开始用非常认真的态度重新讨论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继前两次之后关注性别问题的第三次热潮。
从这样一种历史视野来看，张莉以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形式提出作家的“性别观”这个问题，并且得到了这么多热情的回馈和反应，也是时势使然。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这次性别关注热潮，特别凸显了私人关系、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这背后主要是一种性别观念造成的伤害，包括“法律”与“道德”边界的模糊地带，包括人们在性爱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如何看待女性和男性，也包括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等。一般而言，文学界有关性别问题的研究，大多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关注文学作品中的性别问题呈现、作家（主要是女作家）与创作的关系、性别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探讨。张莉问卷调查的突破性在于，她将“作家”作为特殊而重要的人群，对他（她）们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性别观的讨论。问卷调查是社会学的方法，很大程度填补了文学研究的缺陷，即对作品和文学世界的创造者（作家）做一种数据统计式的考察。可以说，张莉组织的这次调查，既受到第三次热潮的影响，也是对这次热潮的一种推进。这次调查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使人们就性别问题与文学创作研究的关系进行更集中深入的讨论。
我自己从事性别研究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与当代中国的这三次热潮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对张莉的问题意识与调查研究有更多的认同和理解。我最早接触和研究性别问题是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时间是1994到1995年。那时候中国有一次很受关注的“女性文学热潮”，不止是作家，批评界、理论界、出版界、媒体圈都在介入。我也在这样的热潮中参与到女性文学研究里，当时主要做文学批评，讨论的作家包括林白、陈染、王安忆、徐小斌、徐坤等。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一是关注女性形象，也就是文学（也包括电影、电视剧等大众文化）如何想象和塑造女性主体。当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群把女性作为某种“时代偶像”去想象的时候，这个形象一定会投射各种各样的社会欲望在其中，包括性别想象、时代精神、阶级区分、族群想象等。另外关注的研究对象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丁玲、萧红、张爱玲直到1990年代以来的王安忆、林白等。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二十世纪女性文学史”的写作与研究，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界提出“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以来，建构文学经典与写作传统的一种方式。
我的研究主要关心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对于女性主义运动和实践来说，这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口号，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思路。性别问题总是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果性别的问题不能落实到个人的层面，那么这种讨论可能不会那么深入。因为很多性别问题，往往是以“私人”关系的样态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是和阶级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女性主义这个概念当然是从西方的“Feminism”翻译过来的，不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女性文学热的时期，才被译成“女性主义”，而在这之前一直译成“女权主义”。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说女性主义的时候，只有那些西方式的女性主义才是女性主义，而忽略掉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妇女解放运动和阶级运动紧密联系的历史。关注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性，也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传统中理解性别平等问题。
基于我对女性文学、性别研究问题的了解，我认为文学界在现代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由文学界展开，这是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的时期，“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都以女性出走的故事作为时代象征（娜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性文学”概念的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热，都是以文学界为中心，代表了性别问题最自觉和最先锋性的领域。提出性别问题的往往是文学家批评家们，而不大是影视剧作家们，与其他学科、媒介领域相比，文学一直处于较前沿的位置。但同时，我也有这样一个判断：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虽然性别问题一直是文学界讨论的问题，但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落差”，就是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而创作界和作家不大愿意谈。无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女作家们（更不要说男作家）普遍的态度是不大愿意接受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这个说法。接受者只是少数，比如林白、陈染、徐坤等。相应地，文学批评界、理论界和研究界谈论女性主义或女性文学、性别问题就比较普遍。
是什么因素造成批评界和创作界的这种落差？这也是我对张莉把调查的重心放在“作家”这个层面特别感兴趣的地方。这肯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新时期以来这么多年的某种症结，就是为什么作家会拒绝或不大愿意谈论性别问题。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说创造者本身对性别问题没有自觉，很难相信他或她写出来的作品会达到多么高多么深的程度。
对调查问卷的感受
这一百多份作家问卷我看得很仔细。我的缺陷是对调查的这些新锐作家的创作不太熟悉，没怎么读过他们的作品，因为我更多的是从事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不是我的强项。这些作家应该是目前文坛最有活力的创作群体，而且跟我的年龄段是比较一致的。他（她）们和其他年龄段的作家（比如50后、60后作家）相比，会有某些差异。总的来说我读这些作的问卷回答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没有哪一个作家说的话让我特别不舒服，不大有特别男权主义、具有挑衅性的回答。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承认或者接受我们应该反对两性的不平等，要追求更高的性别公正和和谐。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研究的时候，确实会碰到一些男作家说一些让人非常震惊、生气的话。但是我看到这些跟我同龄或者比我更小的作家，他（她）们都不否认我们应该追求性别的平等，而且愿意为此而努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时代的进步。
但总的来说我还有一些不满足，觉得作家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够高，认为需要讨论性别问题的热情也不是很高。许多人对女性问题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首先承认女性确实处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我看到两三个男作家说女作家更好混，因为她们被保护之类的言论。也可以说作家们不大愿意承认中国社会还有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女性处在不利的位置这一点。作家们在问卷调查中说得最多的话是，“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说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首先是一个好作家，再来跟我说男作家、女作家”。这种话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说起了，三四十年了，好像没有多少变化。
就阅读问卷调查时的一些想法，我想提出两个问题来讨论。
区分“性”问题与“性别”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区分“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我发现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是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人们把性看成很自然的东西，因此男女之别是一种生理性的差别。一般的态度就觉得“我是男人，我当然有男性意识，你是女人，你当然有女性意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这样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姑且不论性问题是否是自然的，关键是“性”之“别”中隐含的等级，也就是建立在生理性的看似自然的身体差异基础之上的性别身份中隐含的权力关系。
比如张莉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我看到男作家回答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性启蒙”。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想起来的是从我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就感觉到我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女孩子，这不是一个好身份。我爸妈很希望我是个男孩，这也不是他们多么重男轻女，而从观念上总觉得男孩好，是“自己家的人”，女孩再好也是别人家的人。而周围的人比如老师啊长辈啊表扬我的方式是“没想到你做得比男孩还好”。我认为这才是性别观的自觉：你生为女性，但你觉得自己这个身份不大好。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做一个“假小子”，我想是周围人的暗示让我觉得女性身份不太好，当然我就会想做“更好的”。后来到了青春期就会慢慢意识到我是个女孩，有一个怎么跟自己的性别身份磨合的心理过程。如果意识到性别身份形成的这个过程，我们讨论性别观的时候或许会考虑一些更深入的问题。
又比如在回答张莉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女性形象、男性意识、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时，我觉得作家们都把男性和女性的区分自然化了，好像你一生下来就是个男人，而她是个女人。可是问题的关键不是自然的生理的差别，而是建构在生理差别之上的文化、社会的身份，这里面包含的权力关系。如果作家们对这种权力关系不敏感，他（她）当然认为这个问题就不用谈了。
所以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不能互相取代。可以说，“性”问题更多地和生理、身体的自然化差别及其欲望关系连在一起。任何人都会碰到性的问题，而且性问题形形色色，但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体性生理性的形态。但是“性别”问题，强调的是因“性”之“别”而构建的社会与文化身份，性别研究关注的正是这个将“性”分别开来的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比如男人与女人都有“性”的要求，但是在性别关系中，强调男人的主动性甚至攻击性，而要求女性的是被动性和客体性，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其实不是一种基于天性、自然的生理性内涵，而是一种社会教化、规训的结果。更需要讨论的是，性别观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并不总是表现在“性”关系中，而同样甚至更多地呈现在生育问题、婚姻家庭模式、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等社会与文化领域。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重点关注的，正是在这些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两性不平等与不公正问题。
把这两点分开，可能会让我们谈性别问题时不那么自然化。不是说“我是男人所以我谈男人的问题”，而是你身为男人，你享受了这个社会赋予的一些特权，你对这点有没有自觉意识。对男孩和男人来说，人们普遍鼓励他更有勇气，更主动，更要有责任感、要养家糊口之类的，这被视为“男性气质”的优美品质，而且你周围主导社会的人可能都是同为男性的人。而对于女孩和女人，人们更多地要求她们要更温和、更顺从，特别不要过于直白地表达你的欲望等等。大部分作家都在强调“先是人，然后是男人与女人”“先是作家，然后是男作家与女作家”，他们讨论问题的起点都是从“性”开始的，认为男女两性的分别是基于一种自然的生理差别，由此顺延，认为社会与文化领域的两性分工也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但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最要关注的，恰恰是在这个从“生理”到“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隐含的不平等。
比如人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因为生为男性，所以就应该勇敢、智慧、强悍，更有主动性、掌控力，在家庭和社会上都以“主人”的姿态出现；而生为女性，就应该温柔、美丽、顺从，更被动和更客体化，以“客人”的姿态行事。为什么同样是人，有的人应该当“主人”有的人应该当“客人”呢？要知道，恩格斯早就指出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是“母系社会”，女性是社会的主人，后来进入新石器和文明时代才形成今天的“父系（权）社会”，男性是家庭、财产乃至国家的主人。这说明身体的生理差别并不构成父权社会的自然化基础，而是一种权力关系建构的结果。如果说性别观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就需要对背后隐含的这种社会建构的文化身份中的权力关系保持敏感。
用“性问题”取代“性别问题”，首先造成的一点是，作家们在创作的时候更关注跟青春期的恋爱、跟身体相关的性叙事层面，而不大关注更宽泛视野中的女性遭遇。其实在女性这边也是这样，愿意谈性别问题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在青春期跟自己女性身份磨合过程当中的敏感，还有跟男孩子谈恋爱时说不出来的许多感觉等等。很多女性结婚之后不太爱谈性别问题，但事实上可以说结婚之后性别问题才真正开始，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真正差别更明显地体现在婚姻家庭的层面。只要生孩子这件事还是只有女人能做、男人做不了的话，谈女性主义就有必要。生孩子不只是生理的事情，它意味着女性必须有一个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的时间段，从孕育到孩子出生、长大成人这个过程对每个女性而言，都是一份称得上艰难的挑战。特别是如果整个社会认为女人天生就是要生孩子、养孩子的，养完了还要做家务，还要养老人等，那就更糟糕。后续的这一系列问题才是性别问题的关键所在，才是我们真的要看到女性之所以处在不利位置的根源。
在网上看到的一份调查对我触动很深。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四地的女大学生们毕业十年后的生活情况。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女性大多是带着孩子的黄脸婆或胖胖的中年女人，再看她们读大学的时候，都是漂亮、聪明、追求独立的女性。她们在婚姻上也很成功，都找到了很帅、很成功的丈夫。可是十年之后，丈夫越来越成功，她们中的许多人却因孩子的拖累而疲惫不堪，甚至变成了带着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家庭妇女”。这份调查的结论是：当你在街上看到那些带着孩子、形象不大好看的妈妈，你千万不要嘲笑她、看不起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比你风光多了。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调侃。不过现实问题是摆在那里的。就更不用说诸如“男人创造世界，女人创造创造世界的人”的种种广告噱头，以及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性别分工”了。
关于性别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最喜欢谈的就是“爱情”。但是不能总是说两个人谈恋爱或某种性关系，性别问题更要关注女人的一生和更深入宽阔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她在婚姻家庭中的遭遇。批判理论把婚姻和家庭称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因为正是在家庭里、在婚姻关系中，一个小人儿才被培育为一个小男人或小女人，一个人才被区分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而这种培育和区分绝不能说是自然的，也不能说是公正的。总之我觉得要把性问题和性别问题分开，要看到更多的跟性别身份相关联的问题。这样，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作家总是说“先是人，然后是男人女人”之类的话。当你在文学创作中想象和叙述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的面孔总是具体的，你总不可能写一个不男不女的人。你写一个人物，他（她）一定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或一个对刻板性别形象发起挑战的人。作家把这个人物设想成男人还是设想成女人，这是很不一样的，你如何叙述他们或她们就包含了你对性别问题的基本理解，无论你自觉或不自觉。而一个作家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时候，他在创作中的表现和他没有自觉意识时肯定是不一样的。
文学创作与性别立场
这就关联到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回到文学的问题上，是文学创作和性别立场的关系。大部分男作家（也包括女作家）都不愿意强调性别问题和性别立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认为这干预了真正具有公正性和文学深度的创作，所以他们反复说“作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的丰满问题”等。作家不愿意强调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性别的立场还是政治的立场，我觉得这是能理解的。如果一部作品仅仅是一种立场宣言，那肯定不是高层次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中反对立场先行，我是同意的。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很多人的逻辑是，既然反对性别立场先行，所以就不愿意谈性别问题。这是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你不能因为反对立场先行，就否认性别问题的存在。有一些问卷回答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作家，我们不要把立场放在创作的前面，接着就很自然化地谈起性的问题，是男的性和女的性的问题，而不是性别的问题。
这也算是当代文学四十多年的一个“老问题”了。因为反复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细致一些。首先，我们反对立场先行，无论我是女性主义或者怎么样，立场太明确的作品，它可能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但可能不会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像林白和陈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立场是很明确的，有很强的控诉愿望，特别突出女性的受伤害感。我最早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很年轻，也很被它们打动。但现在重读，会觉得那些作品过于强调女性的“受害”意识，有一种很浓的自恋和自怜的情调，在文学叙事上的突破和探讨也不非常多。因此，相对而言，我现在更愿意去读林白最近的《北去来辞》。一部作品总是很复杂，性别问题本身也很复杂，文学的魅力就在于这种复杂性。立场是所有问题的某种意识触发点，但当然不是文学创作的全部。
其次，这并不是说作家就不需要关注性别问题，并且否认性别问题的存在，或否认谈论性别问题的必要性。作家是创造文学世界的人，如果作家本身意识不到性别身份、女性形象或男性意识中蕴含的文化上的不公正，认为只要依照“人性”的表现来创作，那就需要追问一下这个“人”是什么人？没有抽象的“人”和“人性”，只有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叙事情境下的男人或女人，中国人或美国人，穷人或富人。上帝也是人，但他总是以男人的面孔出现。基督教与父权制的关系是清楚的。很多作家都谈到金庸。金庸写了许多男人和女人，但他的视角和立场还是男性的，因此女性总是男人白日梦里的形象（美女或恶妇等）。一个女性读者在阅读金庸小说时，不得不把自己想象为男性大侠才有阅读快感。男作家也可以写“女性形象”，而且可以写得很好。但差别在于，有的男作家对于性别身份的建构性及其对女性的限制性有更为明确的意识，因此他会具有更悲悯厚重的人类情怀；而有的男作家缺少这方面的自觉，他文学中的男人或女人形象就难以摆脱一些刻板的性别观。性别身份不是文学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唯一身份，但却是不可或缺的身份，我们不可能写出完全与性别无关的人物形象。如果一个作家对性别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解、同情，我觉得他很难成为一个好作家，一个有悲悯的人类情怀的作家。
不要立场先行，又不忽略性别问题，我想到一种比较好的说法，是德国的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说的。黑格尔将人类的认知区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即感性—知性—理性。“感性”是经验化的、身体性的。每个作家的创作过程中，感性充沛与否是创作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只有感性是不够的，是停留在个人化经验和视野的阶段。“知性”是对感性的有意识的分析和梳理，直接表现为概念性的理论。而“理性”是更高的综合，既具有感性的充沛性又超越其局限性，既具有知性的自觉性又超越其概念化，表现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1950到1970年代的作家喜欢谈“典型”，所谓“熟悉的陌生人”“这一个”，但过于强调其理念性，常常没有达到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的普遍性”这样的高度。
把黑格尔的三个阶段挪用来讨论作家的性别观，可以这样理解：“感性”是每个作家基于个人视野的经验，当然包含着性别经验。个人经验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有“知性”的阶段，对经验进行理论化的认知和探讨，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在这个阶段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女性主义理论和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知性。但仅仅依据知性去创作，就免不了概念化、宣言化的局限。需要将这种知性认知和感性经验反复磨合，从中提升出具有“理性”高度的“具体的普遍性”或“具体的总体性”。这时的人物与故事，既是可感的、丰富的、复杂的，同时也能够超越未经自觉反省的局限，而达到一种既含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又不局限于单一性别视野的高度。这也是一个作家的涵养问题，他（她）的视野有多宽、思想有多广、对人性的理解有多丰厚，都能由此体现出来。这时，作家能体认到女性人物因其性别身份带来的局限和不公正，也能对自己作为男性的有限性保持自觉。“悲悯”情怀不是抽象的。一个男人的命运和一个女人的命运，固然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一定有性别身份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对女性遭受的性别限制保持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但也不将这一点刻意化，我认为是一个作家能达到的高境界。
当然这样的解释也不新，其实这是二十世纪作家反复碰到的问题。谈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在谈这样的问题。作家在处理他或她的性别立场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时候，我期待的是第三个层次，既有基于个人经验的对性别关系的复杂体验，同时也有对性别问题的自觉反思，但又能同时超越这两者，讲的是很具体的故事，但那个故事里包含有无穷多的复杂性和解读的可能性。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性别观的“自觉意识”。说得严重一点，可以说需要一场观念上的性别革命。谈论性别观的问题，不是要将男尊女卑的观念颠倒过来，让女人来反对男人，而是对社会性别观念和社会性别制度中内涵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有自觉的意识和讨论。这种“不平等”不只是针对女人的，同样也束缚男人。不过不能因此就说“男人也不容易”而把问题取消，而是需要更深入更自觉地探讨“公正”的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可能性。在许多人的感觉中，“女性主义”其实不是一个好词，会带出很多负面的想象，比如反对男人厌恶男人的女人、离婚的女人、男人婆之类的，不是什么好形象。这种理解带有妖魔化的色彩，我想我们可以把“女性主义”理解得比较宽泛一些。所有那些承认在性别关系上，女性相应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人，那些承认这一点并愿意加以改变、追求更和谐未来的人，都可以叫作“女性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观念上的自觉是同时针对男人和女人的，而性别公正的可能性也需要女人和男人的共同努力。缺少这种普遍的自觉意识，我们很难期待在性别平等这个问题上能走多远。
贺桂梅，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转折的时代》《批评的增长与危机》《人文学的想象力》等。本文原刊于《天涯》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