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如何“挖”教授
1929年夏天，时任职南开的何廉对于身边同事纷纷跳槽深感伤心，不禁惋惜道：“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高校间人才循环流动，学者们自谋发展天地，本是再自然不过之事。然虽皆是另攀新枝，每位教授之隐衷又各不相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泪存其心中。故针对境遇迥异之教授，高校挖人手段可谓花样迭出。
不妨还是从何廉的二位同事蒋廷黻与萧公权讲起。蒋氏29岁赴南开任教，六年内发表的诸如《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统一方法的讨论》等论文，在学界反响颇大，实属冉冉升起之明星。当时罗家伦执掌清华，准备打造一支文科航母与北大相颉颃。所谓“航母”，无非广揽名角，形成规模优势，而带头人则显得愈发重要。放眼国内，罗氏认定年仅35岁的蒋廷黻独堪此任。于是其亲赴南开挖墙脚，来到蒋宅，劝其改投清华。蒋本来在南开干得好好的，不想离开天津。无奈罗施展软磨硬泡的功夫，“赖功”一流，坐着不走，整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究拗不过罗家伦，答应赴清华任教。
蒋廷黻
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若蒋廷黻算被罗家伦“生拉硬拽”到清华的话，那么萧公权调任东北大学则属于“两厢情愿”型。初来南开，萧氏颇感惬意，享读书快乐之余，还深受友朋之乐。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萧公权
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用萧的原话描述，“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有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萧氏在东北期间，曾遇到一段趣事。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在那里教书。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乃少帅张学良。张见到林徽因这位女教授，顿时倾倒不已，嘱咐手下向她致意，并请其做家庭教师。二人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奉系“少帅”自然非民国“女神”的菜，林婉辞谢绝。等到学期结束，林立即同丈夫离开东北，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挖走。这也算是“退避三舍”型了吧？
高校聘教授，自然是为了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但高校亦是江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故有时领导挖人又难免带有几分平衡校内势力的考虑。民国学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显例。
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时。为彻底打击此势力，北大校长何燏时从教育部将朱希祖挖来。其后朱利用同门情谊，陆续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诸人聘至北大，章门弟子齐聚首，将桐城诸老之影响一扫而空。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风骚三五年，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渐成规模，至30年代已呈取章门而代之势头。此时朱希祖之处境便异常尴尬。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出现要求朱辞职的风潮。迫于无奈，朱只得请辞。
朱希祖
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
据朱希祖儿子回忆，“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学阀们相处得不大好，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学棍的排挤，把他调离了北京大学，这学年甚至没有能够开课，所以心境十分不佳。”直到1932年10月，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教授。至此，朱方走出学术低谷。
其实，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流动实属平常，但落到个人身上，却往往不平常，其间的缘由并非皆足与人道。是故，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呐！
那些选择跳槽的教授们
1920年秋季开学之际，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不无沮丧地向全校师生宣布，学校近来出现颇为严重之经费困难。由于北京政府的财政拨款迟迟不到位，北大日常运营所需居然要靠四处赊账，倘若“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因建筑公司的欠款催逼甚急，蒋索性逃到了西山躲债。堂堂一校之长，竟落得如此狼狈，这在时人看来，殊堪发笑。
然而随着时局之日益恶化，政治动荡、军费激增，与之形成鲜明对照，非但北大，京城其他各大高校之经济状况可谓俱跌至谷底，情形已绝非一个“笑话”可轻松带过。1921年4月，因索薪无果，北京八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和北京美术学校）教职员宣布辞职，后酿成“六三事件”。次年秋天，北京国立八所大学校长更是集体辞职，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
无论请愿，抑或辞职，皆改变不了时局激变所引发的经济萧条。至1926年，各高校教授们已至忍耐之极限，据《申报》载：“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
鲁迅1920年时年薪被拖欠3个月，次年被拖欠半年，到了26年，他已干脆不于日记里细算这笔糊涂账。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后起之秀顾颉刚此时之窘境谈得上是山穷水尽。这一年其“在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年初，北大仍无法按时发薪，顾兼职的孔德学校也“亦仅半薪”，无奈之下，他只得请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八十八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由于不能拿着白花花的大洋回来，顾在家中地位亦一落千丈，妻子时常面露“不怿之色，萃面盎背”，更让其郁闷之极。到了6月份，实在无计可施，顾向恩师求援，“近日手头干涸已极，后日须付房金。没有法子，只得向适之先生开口借钱，承借六十元”。然胡适亦不是印钞机，其生活水准也随局势恶化而风光不再。穷困到无计可施，向来视学术为生命的顾颉刚不得不“卖稿”，用其言讲，即把学术变成了“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如果当时有买血收肾的生意，估计不少大牌教授会舍命前往。
顾颉刚
况且，1926年之北京上空，还笼罩着厚厚一层恐怖阴霾。由于北方军事情况趋于紧张，城内上午能看到飞机投弹，晚上则炮声不绝，著名报人胡政之描述的彼时情形为“今日环围北京之军队，不下十数万。而一出城门，招兵旗帜，犹随处可见”。当年更是爆发了“三·一八”惨案，这对知识阶层内心之震慑力可想而知。
据时在北大执教的梁实秋回忆，“教员的薪俸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穷则思变，所谓“逃荒”，实另谋高就之意。恰好厦门大学刚刚新设的国学院，正摩拳擦掌，欲招兵买马。已从北大调往厦大任教的林语堂，以文科学长的职务，利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向往日那些苦于衣食无着、提心吊胆北大国学门老同事们抛出橄榄枝。林经过广泛联络，且其开出的待遇也足够诱人，以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为首，包括顾颉刚、张星烺、魏建功、林万里、孙伏园、章廷谦、容肇祖、陈乃乾、潘家洵、黄坚、丁山等人集体南下，鲁迅也跟随其中。
广东中山大学亦从这股学人南下潮流中获益匪浅。1927年中大公布了一份文史学科教授名单，原在北平任教的傅斯年、顾颉刚、江绍原、汪敬熙、冯文潜、毛准、马衡、丁山、罗常培、吴梅、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商承祚、史禄国等人赫然在列。
1928年夏，国民政府筹建武汉大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刘树杞、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麦焕章、黄建中、曾昭安、任凯南八人为筹备委员，其中李、王、周俱是南下的北大教授。
教师们纷纷南下谋生，青年学子们也大批负笈求学。据《晨报》报道：“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这份报纸还专门刊出一幅题为“孔雀东南飞”的插画，生动描绘居京知识群体的浩浩荡荡之南下盛况。众人先后逃离后的结果，自然是北平知识界的寥落不堪，“留下来的也大多销声匿迹，深自韬晦；走不开的许多教授，也大多考虑如何应变，另谋出路；或者转到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去。北大从第一院到第三院，呈现一片零落景象。”
这一批学术候鸟们集体向南迁徙，势必带动了南方学术之发展，遂扭转了民初以来南北文化格局发展的不平衡，南方学界的活力与影响力大为提升。然而北平古都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成熟的学术环境，依旧令“候鸟们”内心无比眷恋。诚如顾颉刚所想，其学术人生规划中，南下仅是迫于生计之暂时选择，在北京的“书籍什物，一切不动，只算作一旅行而已”，伴随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平局势渐趋稳定，许多南下学人展翅北上，掀起又一波迁徙大潮。这股潮流甚至裹挟着周边高校学者一同进京，如当时任职南开的何廉惋惜道：“1929年夏季，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由此可见，一个政局平稳的北平，对于民国学者之诱惑力实在太大。
南下教授们回归后数年内，北大中兴，清华改制，燕大与辅仁崛起，于是北平“四大高校”并峙之局面形成。
看来，但凡北平无战事，政府少干预，学术气候便趋于适宜，候鸟们也就归巢雁栖，选择不再飞。
（本文摘自王学斌著《弦断有谁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秀威资讯，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