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臣（1924-2015），以创作推理小说、中国历史小说叱咤日本文坛五十余载，是东野圭吾之前一人先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直木文学奖和推理作家协会奖的“三冠王”。在小说创作之外，他还写有大量的文化随笔，善于挖掘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的渊源。近日，“陈舜臣随笔集”系列丛书第二辑出版，包括《三灯书斋》《仙药与鲸》《东眺西望》《雨过天青》《九点烟记》《史林有声》。
说到“未被写进历史的海边风景”，可能有人会心生疑问，未被写进历史去的东西怎么会知道呢？
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那么，我们会大致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其次，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公元前1200年的遗址，那么我们也会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可能有人会说，二者之间有800年的空档，对那一段的事情我们无法了解。但是，虽然有些情况我们的确不清楚，还是有线索的。在那800年间人们也一直生存生活着，所以，在对2000年前与1200年前进行比较时，只要对各种情况进行合理推理，中国那段历史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公元前1050年左右，商王朝灭亡了。它是一个延续了五六百年的王朝，因为最初它是在“商”地建立的政权，所以叫“商王朝”。后来，由于商王朝不断迁都，最后的200多年，它的首都是在“殷”地，所以司马迁称它为“殷王朝”。在日本，大多仍然将它称为殷。
商的遗址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从王墓中出土了许多装饰品，其装饰品的绝大部分是由宝贝做成的。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汉字，其原型就是商人发明创造的。在汉字中表示财产关系的词汇都带“贝”字，例如，财产的“财”、赠品的“赠”、货物的“货”。“宝”字，如用繁体字“寳”来书写也有“貝”字。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在商朝“贝”是通行的货币。
从遗址中出土的宝贝是一种贝壳。这种贝壳几乎在朝鲜半岛、中国以至马来半岛的大陆沿岸都无法获取。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宝。那么，当时所使用的大量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宝贝在琉球的宫古岛附近可以大量获取。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虽然位于遥远的内陆，却以宫古岛所产的贝壳为流通货币。二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情况，尚未找到相关记载。
但是，当然我们能够推测得到有人来取过贝壳。我的推测是，某个人漂流到宫古岛，或许他在打鱼时捡到了美丽的贝壳，于是就带了回去。从此那种贝壳就成为了不起的宝物。在几百年间，那种贝壳变成了货币。当宝物成为货币后，宫古岛就有驻外工作人员开始居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大陆方面说“送一吨贝壳过来”，岛上肯定有人会准备好货物给对方送去。柳田国男先生说，那些驻岛人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先祖。柳田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拼命思考日本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最后，他把目光投向大海，写成了《海上之路》一书。
在柳田国男的《海上之路》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中国的至宝是宝贝。其中，带有黄色光泽的两种子安贝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宝中之宝。现在这种贝壳的产地也极其有限。在远东方向有一片群岛，在群岛周边的珊瑚礁上出产这种贝壳。除此之外，在中国大陆附近的海岸上根本找不到这种贝壳。
跳过几段，又有这样的叙述：
支撑商王朝进入中原的背后势力在东方。现在基本上已经弄清楚的是在所谓东夷的海上经营中，有一大部分是供应宝贝。
商建立王朝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经济力，其经济力的根本在于宝贝。这个“东夷”的“夷”字，是指有“蹲”这种习惯的族群。
有一位叫傅斯年的中国著名学者，提出了“夷夏东西说” 。他说东夷有可能就是商。他认为，因为商靠近海岸地区，所以能获得宫古岛上的贝壳，不久它有了实力就逐渐西进，最终在中原建立了王朝。柳田先生这样写道：
东夷表现活跃，将其影响逐渐波及中原。在那个时期，人们重视宝贝、渴望得到宝贝的欲望几乎达到了顶点。而那样一个时期也正是一小群日本人的始祖们，在远东群岛中的某个小岛上留下足迹的时期。
也就是说，如果商王朝在中国的建立是由于宫古岛的宝贝为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撑，那么当时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定居的。这就是柳田先生的所谓天才想象。要问有什么证据呢？历史上没有写，什么也没有。他只是根据发掘出来的商的遗迹和文字而进行分析。例如，贝壳原来是宝，那种贝壳原来在中国大陆没有，而在宫古岛木有等。柳田先生的主张不过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类推出来的结论而已。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日本人从何而来，尽管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奇怪。但我认为，如果贝壳一直作为货币保持不变，日本也就不会出现。正因为贝壳与中国断绝了关系，日本才会形成。要问为什么断绝了关系，那是因为贝壳被铜所替代，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地位。
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铜币，这好像是东方的技术。殷商时期，青铜器已经被制作出来。它逐渐变成了货币，以前还是十个宝贝换一头猪，但现在是十把青铜菜刀可买一头猪。但是，菜刀太重不易携带，为了携带方便，人们就把菜刀变小，使之作为货币使用了。尽管如此，据说刀币仍不方便，因此就产生了铜币。
铜币开始普及之后，不再需要贝壳了，所以商与采贝者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那些采贝人仍旧留在原地，成为日本人的祖先，于是日本诞生了。类似这样的解释并不是不可能的。
再引用一段柳田国男先生的话：
商对宝贝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了，商人赌上身家性命，甚至勇闯波涛巨浪去追寻宝贝的那种热情也就没有了。这是比徐福的浪漫故事更久远的往事。商人把那个出产宝贝的岛屿叫作“我之岛”，如果留在岛上的人们安心居住下来，那么，不久他们就会感到生产用地不够。于是，他们就物色容易去的邻近岛屿。这种行为与地平线之外的冒险根本不同。
这些居留者原本是商朝人，虽然在大陆时他们或许是渔民，但在家乡附近看过别人怎样种植水稻，他们自然也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在他们定居宫古岛之后，开始种水稻。这样一来，生产用地就不够用了，于是他们就在附近物色容易去的岛屿。这些行为是在琉球周围的岛屿中进行的，所以当然不是什么地平线之外的冒险。他们是带着“那边有岛去看看吧”的心理去的，结果到了那个岛之后又看见了另外的岛，于是他们就又到另外的岛去。所以，这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冒险。
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生活要求是找到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那些岛屿上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太少了，在珊瑚礁上的陆地种植水稻更是不适合。就这样，在到处物色岛屿的过程中，他们来到了九州。这里有可以种植水稻的平地，所以他们就安顿了下来。柳田先生说，这些人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始祖。虽然这些内容在历史上没有写，但是如果我们把日本与商王朝、宫古岛、贝壳等事实串联起来进行思考的话，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结论。可以说，这就是3000年前消亡的商王朝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是纣王，他在历史上被写成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历史书上所写的全是纣王所做的坏事，比如纣王侮辱了鬼神，没有比纣王更可恶的国王等。推翻商王朝的是周。因为周原来是商下面的诸侯，所以，那是所谓诸侯消灭主君的犯上作乱。为了避免被人们认为是犯上作乱就必须寻找充足的理由，必须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借口，比如纣王残暴、人民痛苦，所以才要推翻他等理由。商王朝的历史是周写的。
仅写在历史书上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正如文章的开头所说，商的遗址被人们发掘出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骨片。原来商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向天或始祖占卜。他们在占卜时，主要是用牛的肩胛骨，先在肩胛骨的上边开个洞，然后用火烤。这时，肩胛骨上会出现裂纹。于是，占卜师会参考那个裂纹，将要占卜的事情刻在那个甲骨片上。这就是文字的起源。文字，人们常说是写出来的，其实它是最早刻出来的。
读那些甲骨文，我们了解到上面记录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给人的感觉是，纣王不仅没有侮辱鬼神，反而比他父亲在位时更频繁地祭祀鬼神，因此在国力、财力衰弱的时候，他被周打败了。由于这些甲骨片的出土，在3000年之后，纣王的无辜才终于得以证明。历史这种东西是胜利者写的，对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商王朝灭亡后，历史进入了周王朝的统治时期。因为周王朝担心商人会团结起来对周报仇，所以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主要转移到宋这个国家。商人的文化程度非常高，他们毕竟是发明了文字的民族，他们利用被分散到各地的机会，通过做法事等把亲戚们召集在一起，互相交换各地的信息。例如，此处粮食便宜，彼处粮食贵，那么，就将此处的粮食拿到彼处去卖，他们就这样做起了买卖。这种活动就是商业。
殷是从商地兴起的，商自迁都之后200年间一直以殷作为首都，所以大家又称商为殷。
孔子的祖籍是宋国，指责儒家的墨子也是宋国人，如果溯本求源，他们应该都是商人。所以，我认为虽然商人作为亡国之民被周驱赶到宋国，受人歧视，但他们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正是因为这些人奋发有为，春秋战国时代才迎来了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场文化运动，撬动了停滞不前的中国，使人们在思想上、经济上都活跃起来。
柳田先生所说的“比徐福的浪漫故事更早的故事”发生之时，即春秋时代的末期，吴越之战爆发了。吴在今天的上海附近，苏州是吴的首都。越在浙江省会稽、绍兴附近。所谓吴和越以前在历史上并未出现过。有一个叫吴寿梦的吴王突然出现在《史记》上，有关他与越打仗的事迹倒是记载许多。越国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越王勾践之前的王是允常，但允常之前的王，连名字都未留下。吴越双方都是突然在历史上出现。在记录者的角度看来，他们是突然冒出来的。
我不知道那时的吴和越到底是什么民族，但他们文身，梳短发。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在大海中潜水长发不方便的缘故。他们的风俗是与《魏史·倭人传》里出现的日本风俗一样的。潜入水中捞鲍鱼是当时吴越人常做的事。在《倭人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倭，即日本人说自己是吴太伯的子孙。江户时代的儒家学者新井白石曾经写到：“听说那些后来者说‘我们是吴太伯的子孙’。”当时，吴越人的风俗和日本人的非常相似，简直毫无二致。
冈正雄先生一直主张“日本人是吴越人”，原因是种稻和捕捞。也就是说，日本人和吴越人都是种稻之民与渔民的结合。另外，双方在潜水捕鱼时，都有类似的潜水法，且都是在河里划着木筏，用鱼鹰捕鱼。可以说，这些作业方法，在日本人和吴越人中几乎完全一样。
宫本常一先生对冈先生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写道：“还是吴越是日本人的始祖。”
吴和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果过着同样的生活，又相邻而居的话，就像兄弟吵架有时会比跟别人吵架更激烈一样，吴越之间也常有战争发生。因此，我们还是对吴和越不做太多的区分为好。
例如，吴聚集在靠近长江的一侧，所以比较而言，它更趋向内陆；越面向大海，所以它趋向海外。这样说来，日本反倒更接近越。越在现在的浙江省附近。在中国的广东和浙江地区吃生鱼片，这一点也与日本相似。另外，人们都说当时的吴越语可能就是南岛语。也就是说，所谓越并不仅指浙江省，相邻的福建、广东都称越，越南也是越的南边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有人问越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在吴越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北方才逐渐地把目光投向南方，终于将吴越的一些情况写在了历史书上。所以，在历史书上，吴越看起来好像是突然出现的，但实际上他们一直都生活在那里。虽然我们对吴越人的记录、文字等还一无所知，但知道他们拥有锻造刀剑、造船等方面的高超技艺。
北方人盛行做记录。因此看起来好像北方人很伟大，但是越王勾践的剑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文物展在日本举办的时候，展示了越王勾践的剑。虽然那把剑2000多年一直被深埋于地下，但出土后仍然锋利。它有非常锋利的剑刃，刃上带有格子花纹。听说用现在的技术还不能造出这样的剑，而当时越国就具备了那样的先进技术。
也许历史学家听了我的推测会不高兴，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叫越的民族可能就是商。刚才说过，商灭亡的时候，它的人民被迫分散到各地。我认为其中的一支可能来到了山东半岛附近。然后，他们又从山东半岛一直南下到南方，住在海岸线边，最后形成了越。
商的灭亡是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而越的灭亡是在公元前473年。这期间，大约有600年没有任何记载。商原来就在南方，且人们住在“高床式” 里。越（夷）也是如此。另外，商人和越人都习惯蹲着、不使屁股紧贴地面等。这些习俗都说明商和越出自同一族系。来宫古岛采集宝贝，也是从越地出发较为便利。因此，我认为，所谓吴越可能就是拥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商人一支。
越王勾践的臣下有一个著名参谋叫范蠡。他在越灭掉吴之后去了山东半岛。他对勾践的评价是：“越王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范蠡认为，勾践在被吴国打败准备报仇时，是一个可以共事的人；但吴灭亡后，他却是一个独享其乐的人。于是，范蠡逃跑了。我认为范蠡之所以逃到山东半岛，是因为在那一带的沿海上有与越民相同的人。据说，范蠡后来成为一个大富翁。刚才提到了徐福这个人，他就是从山东半岛来到日本的。
我认为，徐福是在公元前219年由秦始皇出资来到日本的。他先欺骗秦始皇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只要出钱我就能给你取来。”接着他又说，如果不把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也就是技术人员及五谷的种子带过去，对方就不会交出那长生不老药。就这样，他同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一起集体移民到了日本。
虽然日本的多数人以为徐福来日本这件事是传说，但这根本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事实。有一位在徐福来日本20年之后出生的人，写了一本叫《淮南子》的书，上面记载了徐福来日本的这件事。在中国有人认为，这个徐福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始祖。但是，我认为从商王朝时留居宫古岛的人才是日本人的始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