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阅读比你想象的更重要,但能陪孩子阅读的家长没那么多

从深圳起步的0到6岁儿童早期亲子阅读干预项目“阅芽计划”于2016年4月开始推行,由深圳市政府和爱阅公益基金会发起。三年以来,哈佛大学教授凯瑟琳·斯诺及博士后研究员陈思作为独立第三方持续追踪评估阅芽计划。

2019年6月3日,陈思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分享其团队的研究成果。

陈思

仅9%家长能保证每天与孩子阅读一次

亲子阅读对学龄前儿童语言、读写能力发展的益处已得到证实。长期的追踪研究还发现,在家里有较多阅读经验的儿童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学业也发展得更好。

研究者主要关注亲子阅读两方面:一是环境,即家长是否给孩子提供了足够的书籍、家里是否有方便亲子阅读的环境;二是互动。互动有两点:一是观念,即家长对亲子阅读的理解、希望传递给孩子的想法、期望的目标等;二是实践,即书目选择、阅读时长、阅读方式、精力投入等。亲子阅读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正式的,即家长目的明确,如希望孩子能学会拼音、认字等;一种是非正式的,强调亲子共同阅读、讨论,而并不以识字作为学习目的。

基于此,亲子阅读的质量高低具体可从七个方面评判:一是图画书资源,即家长购买图画书的数量、内容等;二是教育的效能感,即家长是否能在亲子阅读中承担老师的角色,与孩子高质量互动;三是充分的表达,即家长是否让孩子多表达,而非自己从头读到尾;四是学习的重点,高质量的亲子阅读应强调口头语言的发展,而非识字;五是互动的时间,即是否能保证有充足时间和孩子一起阅读;六是阅读的目标,让孩子对阅读产生兴趣,比学习具体的知识更重要;七是家长自己的阅读习惯,即家长自己应保持多读书的习惯。

根据这样的标准,陈思发现深圳家长对亲子阅读并不如想象中重视。

其研究样本包括深圳市1044个0到3岁儿童家庭,儿童平均年龄32个月,家庭平均儿童数量为1.40人,平均成人数量为3.29人,说明大部分家庭至少有一位祖辈等父母以外的人帮助照顾孩子。这些家庭月收入约3万人民币,属于中产及中产略偏上的水平。64%的母亲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根据问卷结果,这些家庭为孩子购买的图画书数量为平均每家47本,其中包括约11本英语图画书。但从阅读频率来看,能保证每天与孩子阅读一次的家长仅9%,能保证每周一次的家长不超过四分之一。而在美国,工薪阶层家庭有一半家长能做到每天至少和孩子看一次书。

相比之下,孩子独立阅读的频率稍高,10%的家庭能保证让孩子每天独立阅读一次。但这并不是陈思希望看到的,让平均年龄32个月的儿童独立看书,并非理想的亲子阅读模式。

除纸质图书外,电子设备也是家庭阅读环境的一部分。问卷结果表明,这1044个家庭的孩子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为1.62小时。而国际上普遍认可的0至6岁儿童看电视的安全时间为每天半小时以内,至多不超过1小时。

由此可见,深圳家长虽然普遍在亲子阅读上有较大物质投入,但缺乏时间精力的投入、亲子阅读的能力。

通过“随机鼓励”建立可靠的因果关系

阅芽计划由三部分组成:“阅芽包”、阅芽计划APP、线下活动。

“阅芽包”中有一个小红书包、2本给孩子看的图画书、2本给家长看的书、图书馆邀请函。其中2本图画书从60本精选的图画书中随机抽取,给家长的书包括一本介绍早期阅读的《零岁起步》和一本精选图画书介绍,图书馆邀请函则是邀请家长免费使用社区图书馆资源,借阅更多图画书。在深圳生活的,所有未满6岁的儿童(项目启动时设计为自2013年1月1日出生的儿童)均可免费领取阅芽包,每年有超过5万儿童领取阅芽包,目前已有超过8万家庭领取。

阅芽计划APP包括更多资源,家长还能通过APP互相交流、记录儿童阅读发展、注册参加线下活动。


阅芽包(爱阅公益基金会供图)

线下活动由阅芽计划志愿者在深圳的图书馆、党群服务中心、住宅小区、公园、书店等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开展,包括讲座、图画书分享、亲子读书会、主题阅读活动、家长交流会等等。

基于此,团队希望评估阅芽计划的有效性:参加阅芽计划是否对家长的早期阅读教育观念、儿童的语言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前测于2016年5、6月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五部分:家庭背景;家庭读写环境;儿童语言水平,由家长使用汉语沟通发展普通话量表(Putonghua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简称PCDI)测试,通过勾选儿童会讲的、能理解的词汇测试儿童的词汇发展水平;家长对教育的焦虑程度;家长的教育观念,包括是否支持儿童早期认字、是否支持儿童早期学习英语、是否支持儿童使用电子设备阅读、支持儿童学习普通话还是粤语。

研究团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型的自然实验中建立“使用阅芽包”与“家长观念和儿童语言发展”间可靠的因果关系。

最简单的想法是随机给样本中一半家庭发放阅芽包。但问题在于,团队不可能强制将家长随机分入实验组和控制组,即便强制给一半家长发放阅芽包,也无法强制命令另一半家长不领阅芽包。

如果不采取任何干预,分别测试领取阅芽包和未领阅芽包的家长和儿童的发展情况呢?须注意的是,选择领取或不领取阅芽包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表明家长的不同。领取阅芽包,说明家长关注教育信息、注重孩子发展;不领取阅芽包,说明家长可能不在意,或者没有时间精力。因此,如果不加干预,即便发现领取阅芽包的家长和儿童有所改变,也不能证明是阅芽包的效果。

最终,团队的设计是:随机给家长“鼓励”参与阅芽计划,即研究人员随机给一半家长打电话,详细介绍阅芽包的内容及益处,并发送短信,家长凭借此短信可以直接领取阅芽包,避免网上注册流程。

基于此,2016年7月,研究团队给家长“随机鼓励”后,所有家长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接到电话且领取了阅芽包的家长,共360名;第二类是没有接到电话也没有领取阅芽包的家长,共407名;第三类是接到电话但没有领取阅芽包的家长,共94名;第四类是没有接到电话但领取了阅芽包的家长,共185名。

陈思把第一、二类家长称为“听话家长”(complier),第三类家长也许住得很远不方便,或者不在意儿童教育,第四类家长则对教育很上心。在建立阅芽计划和家长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时,关键在于剔除第三、四类“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的家长,这样得到的测试结果就是阅芽计划对于家长产生的具有因果推论效应的效应大小。

另一个挑战则是如何准确测量家长观念。陈思认为,传统的观念调查量表并不准确,例如,“母亲应该尽量多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一类的问题很容易让读者猜到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多和孩子进行亲子阅读和多给孩子买图画书,哪一项对儿童阅读发展更重要”一类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家长可能会随机选择一个答案。

因此,研究团队使用了“联合分析”的测试方法,即给出具体的案例,请家长比较、打分。例如,“A妈妈每天陪孩子读书15分钟,每周给孩子买2本书,Z妈妈每天陪孩子读书30分钟,每月给孩子买2本书,哪位妈妈做得更好?”在测试过程中,每位家长需比较4组案例,对每组案例里的两位家长给出1-10分的评分。每组案例里的内容随机抽取自七个方面:阅读图画书的目的、教育的观点、阅读中家长和孩子谁应该说得更多、购书频率、亲子阅读的学习重点、亲子阅读时间、家长自己阅读的时间。

由此,研究团队可捕捉家长对不同方面给予的权重,从而了解家长的真实想法。

儿童词汇从“蔬菜”、“森林”到 “胶囊”、“工程师”

根据2017年1月的后测结果,阅芽计划的确有益于家长观念、儿童语言的发展。

从家长观念来看,与控制组家长相比,实验组家长更认同孩子应在早期阅读中更充分地表达,更同意家长能够比老师在亲子阅读中做得更好,即其教育的效能感得到提高。高教育背景家长的教育效能感比教育水平低于本科的家长提升的幅度更大。研究团队还专门分析了全职妈妈群体。有意思的是,全职妈妈是唯一一个认同家长自己的阅读时间应该更多的群体。

从儿童语言发展来看,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儿童接受性词汇测试的原始分数增加26.09,效应大小为0.22个标准差;表达性词汇测试的原始分数增加17.64,效应大小为0.18个标准差。在自然情境的大规模干预研究中,这样的效应大小非常理想,意味着儿童能理解的词汇从“蔬菜”、“森林”的层次提升到了“胶囊”、“工程师”的层次。


爱阅公益基金会供图

作为第一个在汉语情境下的大规模亲子阅读随机干预研究,其结果让陈思惊喜:从儿童来说,0到3岁的小年龄儿童也能获益于亲子阅读;从家长来说,改变其观念成为可能。

2017年6月开始,团队针对3到6岁的儿童开展第二阶段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团队计划进一步观察亲子阅读中具体的实践,并回答第一阶段研究未关注的亲子阅读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机制问题。

为提高研究的精确度,团队改进了调查方法。在第一阶段研究的“随机鼓励”中,1044个家庭中,共94名家长接到电话,但未领取阅芽包;185名家长未接到电话,但领取了阅芽包。为降低这两类家长的比例,在第二阶段研究,阅芽包直接被快递寄送到需要鼓励的家庭。最后,574名家长收到快递的阅芽包;561名家长未收到快递,也未领取阅芽包;仅有20名“受鼓励”的家长表示未收到快递;41名家长未收到快递,但主动领取了阅芽包。另外,儿童词汇也不再由家长测试报告,而由研究助理到幼儿园测试。团队还基于前测得到的儿童年龄、性别、词汇水平、家庭收入、母亲受教育水平等信息对儿童进行匹配,将相似的儿童组成一对,再在匹配的儿童内部随机决定实验组、控制组。

这一阶段的研究发现,实验组家长与孩子的互动有了极其显著的变化,家长与孩子阅读的频率新增平均29%,儿童除了读图画书外和家长一起讲故事的频率新增平均28%,儿童独立阅读的频率新增平均18%,家长带孩子去图书馆或书店的频率新增平均13%;实验组儿童的接受性词汇和表达性词汇也有了显著提高。

陈思认为,新一阶段新的数据、更严格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一方面证明阅芽计划这样的干预政策对大年龄儿童同样有效,一方面也验证了第一阶段对0到3岁儿童研究所发现的效益。

阅芽计划农村版正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推行

阅芽计划继续开展,团队的研究也远未结束。第二阶段研究还包括跟踪访谈,目前正在进行,陈思希望能得到质性结果,发现亲子阅读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机制。

另外,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规定自2013年1月1日出生的儿童才能领取阅芽包,这对研究团队而言是一份“大礼”:出生于2013年1月1日前的儿童不能领取阅芽包,出生于这一天或之后的儿童可以领——儿童因为年龄这一变量被天然分为两组,但年龄对儿童的词汇及其他发展的预测作用是连续的。试想,出生于2012年12月31日的儿童和出生于2013年1月1日的儿童,发展会有很大差异吗?那么研究这两名儿童未来发展的差异,是不是就可以说明阅芽包的影响呢?进一步,这个范围可以扩大到一星期、一个月,例如比较出生于2012年12月和出生于2013年1月且领到阅芽包的孩子的小学考试情况,或许就能论证阅芽包对于儿童发展的因果推论效应。

阅芽计划还从城市发展到了农村。团队正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的“一村一园计划”合作,将精选的120本图画书送到农村幼儿园,并基于图画书内容,设计有420个教案、活动,形成完整的课程。这些课程不仅聚焦儿童语言发展,也包括社会认知、大动作与精细动作、艺术的发展。配套的还有对老师的培训,包含两天的现场培训、微信线上培训等等。

目前,阅芽计划农村版正在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的141个农村幼儿园推行,团队希望能通过图画书课程及教师培训,帮助中国的农村幼儿园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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