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运动史》最后一章:上海工人开展护厂斗争迎接解放

我是1992年8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先是在学术秘书室实习一年,然后转到工人运动史研究室正式入职。当时的历史所临时租房在上海西南部的田林路2号3楼办公。

工人运动史室成立于1961年,着重研究建国前的工人运动史,此时正承担着上海市“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工人运动史》。该书的上卷已在1991年8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卷则在撰写之中。初次见面,室主任郑庆声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马,你们的系主任黄美真和我是老熟人啊。”“哦,是吗?”我略带惊奇地答道。郑老师此时已近60岁时,平时穿得方方正正,红润的脸显得很有精神。从他平日的讲话中,我慢慢得知,在他之前,工人运动史室还有两位老前辈,一位是沈以行,另一位是姜沛南,此时均已离休,和郑老师联袂担任《上海工人运动史》的主编。

除了郑庆声老师外,当时工运史研究室里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分别是陈卫民、王仰清、饶景英、沈宏礼和廖大伟。其中,即便是最年轻的廖大伟也要大我9岁,其余的均大出我20多岁,可谓是实足的“前辈”。他们都治工运史有年,而且也都是《上海工人运动史》的主要撰写者。平日里,大家都视我为“小孩”,对我总是和颜悦色。

刚一入室,郑老师便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即撰写《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的最后一章,大旨是“上海工人开展护厂斗争,迎接解放”,但他并没有交待细节,只是叮嘱我要遵照沈以行先生以前的指示办,要对上海工人的护厂“大书特书”。对于一个并没有多少写作经验,而且对工运史几无感觉的新人来说,这着实是一个挑战!好在历史研究所有一个藏书20多万册的资料室,工运史研究室本身又有一个独立的资料间,藉此,我便很快收集到了相当数量的一、二手资料。

这里要提一下工运史室的资料间,当时郑老师也将其交由我管理。这个资料间位于所内走廊的深处,大小不过六七个平方米,里面紧密地排放着四五个书橱,橱内有书籍,也有抄录和油印的各种文件,大都是有关工人运动史的。按来源和形式,则可分成抄报、抄件、翻译等几个种类,均有目录可查。多年以后,我才获悉,这个资料间里的材料有1500多万字,是1952至1958年上海市总工会下属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产物,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在该会结束业务后将他们带到了历史研究所。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奋战,其间有头昏脑胀,也有手酸背痛,3万多字的初稿终于得以在1994年初完成。当时还不是电脑普及的时代,我整整交出了60多页的手写稿,每页有500个字。郑老师阅后,只说要继续修改,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我心随之稍安。

今天回想起来,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内容让我印象至深。其一,1949年时上海有600万人口,但中共上海地下党分布在各界的党员竟达到了约1万人,加上外围人员,更有数万人之多。这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得益于地下党领导人吸取历史教训,多年来贯彻了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其二,鉴于人民解放军拥有足够的军事优势,完全有能力消灭盘踞沪上的国民党军,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里应外合的最好手段不是武装起义,而是发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反拆迁、反破坏斗争,进行护厂、护店,保证水、电、煤等供应不中断,力争在解放之初即恢复生产。其三,上海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既智慧又勇敢,数万名人民保安队员不仅想方设法,有效地保卫了工厂,而且劝降了许多试图前来破坏的国民党军,甚至促使整整一个连、一个营放下了武器,从而创造城市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四,领导上海工人进行护厂斗争的不仅有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有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这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实写照……

之后,下卷经过了近两年的修改,终于在1996年1月出版了。当我拿到这部书时,突然意识到,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上、下卷),前后历经了数十年那么多人的努力,竟然是由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写完了最后一章,乃至是最后一句的。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上卷1991年8月第1版;下卷1996年1月第1版

20年过去了,原来的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了,他现在正领导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1998年由原工运史室和原现代史室合并而成),从事60年前遗留下来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的整理工作。正逢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他们将推出大部头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种》(60万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飨学界。而86岁高龄的郑庆声老师也正坐在家里的藤椅上,等待着这部书的到来,这里面凝聚着他们那一代的心和血,他是唯一的健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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