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2年8月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先是在学术秘书室实习一年，然后转到工人运动史研究室正式入职。当时的历史所临时租房在上海西南部的田林路2号3楼办公。
工人运动史室成立于1961年，着重研究建国前的工人运动史，此时正承担着上海市“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上海工人运动史》。该书的上卷已在1991年8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卷则在撰写之中。初次见面，室主任郑庆声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马，你们的系主任黄美真和我是老熟人啊。”“哦，是吗？”我略带惊奇地答道。郑老师此时已近60岁时，平时穿得方方正正，红润的脸显得很有精神。从他平日的讲话中，我慢慢得知，在他之前，工人运动史室还有两位老前辈，一位是沈以行，另一位是姜沛南，此时均已离休，和郑老师联袂担任《上海工人运动史》的主编。
除了郑庆声老师外，当时工运史研究室里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分别是陈卫民、王仰清、饶景英、沈宏礼和廖大伟。其中，即便是最年轻的廖大伟也要大我9岁，其余的均大出我20多岁，可谓是实足的“前辈”。他们都治工运史有年，而且也都是《上海工人运动史》的主要撰写者。平日里，大家都视我为“小孩”，对我总是和颜悦色。
刚一入室，郑老师便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即撰写《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的最后一章，大旨是“上海工人开展护厂斗争，迎接解放”，但他并没有交待细节，只是叮嘱我要遵照沈以行先生以前的指示办，要对上海工人的护厂“大书特书”。对于一个并没有多少写作经验，而且对工运史几无感觉的新人来说，这着实是一个挑战！好在历史研究所有一个藏书20多万册的资料室，工运史研究室本身又有一个独立的资料间，藉此，我便很快收集到了相当数量的一、二手资料。
这里要提一下工运史室的资料间，当时郑老师也将其交由我管理。这个资料间位于所内走廊的深处，大小不过六七个平方米，里面紧密地排放着四五个书橱，橱内有书籍，也有抄录和油印的各种文件，大都是有关工人运动史的。按来源和形式，则可分成抄报、抄件、翻译等几个种类，均有目录可查。多年以后，我才获悉，这个资料间里的材料有1500多万字，是1952至1958年上海市总工会下属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产物，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在该会结束业务后将他们带到了历史研究所。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奋战，其间有头昏脑胀，也有手酸背痛，3万多字的初稿终于得以在1994年初完成。当时还不是电脑普及的时代，我整整交出了60多页的手写稿，每页有500个字。郑老师阅后，只说要继续修改，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我心随之稍安。
今天回想起来，在写作过程中，有一些内容让我印象至深。其一，1949年时上海有600万人口，但中共上海地下党分布在各界的党员竟达到了约1万人，加上外围人员，更有数万人之多。这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得益于地下党领导人吸取历史教训，多年来贯彻了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其二，鉴于人民解放军拥有足够的军事优势，完全有能力消灭盘踞沪上的国民党军，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里应外合的最好手段不是武装起义，而是发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反拆迁、反破坏斗争，进行护厂、护店，保证水、电、煤等供应不中断，力争在解放之初即恢复生产。其三，上海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既智慧又勇敢，数万名人民保安队员不仅想方设法，有效地保卫了工厂，而且劝降了许多试图前来破坏的国民党军，甚至促使整整一个连、一个营放下了武器，从而创造城市战争史上的奇迹。其四，领导上海工人进行护厂斗争的不仅有中共地下党组织，还有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这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实写照……
之后，下卷经过了近两年的修改，终于在1996年1月出版了。当我拿到这部书时，突然意识到，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上、下卷），前后历经了数十年那么多人的努力，竟然是由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写完了最后一章，乃至是最后一句的。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上卷1991年8月第1版；下卷1996年1月第1版
20年过去了，原来的那个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了，他现在正领导着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1998年由原工运史室和原现代史室合并而成），从事60年前遗留下来的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的整理工作。正逢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他们将推出大部头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种》（60万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飨学界。而86岁高龄的郑庆声老师也正坐在家里的藤椅上，等待着这部书的到来，这里面凝聚着他们那一代的心和血，他是唯一的健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