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S. Ashton
T.S.阿什顿是英国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曾在伦敦大学担任经济史教授。他在1948年出版了《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笔者中译本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引用该书，仅标注英文版页码）一书，描述了1760-1830年间在英格兰发生的工业革命，该书随后成为经济史学家无法绕开的著作。
通读这部著作，感触颇深的不仅仅是阿什顿那字字珠玑的文本，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竟能用如此短小的篇幅编织出英格兰工业革命的整个画面。通过对纺纱织布、挖煤炼铁、技术创新、资本运转、童工生活等场景的精心刻画，阿什顿写活了这段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本著作是现代知识家庭大学丛书中的一本。正如帕特·赫德森在1997年版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套丛书面向的读者群是那些“感兴趣的普通公众”。也许正是出于满足读者阅读的需要，阿什顿才写得如此深入浅出。
距离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已经两百多年了，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不过，当前我们处在又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时代，人类在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生物科技、物联网、3D打印、5G等领域正在突破原有体系的各种瓶颈。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生命，大型企业非常重视在研发上的投入。据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上的数据，2017-2018年全球排名前两千五百名的公司在研发上投入共计七千三百六十四亿欧元，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三。研发投入在一百亿欧元以上的公司有六家，其中美国有三家公司，中国的华为排名第五。可见，技术创新是引发工业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阿什顿要把技术创新拿来优先讨论的原因。
在阿什顿看来，工业革命是一种运动，无论它发生在英国，还是发生在美国、德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国，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和效果。总体而言，工业革命“与人口增长相联系，与科学应用到工业中有关系，还与更加集中和广泛地使用资本相关联”（p. 114）。事实证明，人口、科技、资本这些元素是历次工业革命均无法撇开的东西。
《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1830）英文版封面
工业革命的秘诀：人口、技术与资本
阿什顿非常重视对人口增长、技术创新和资本运用的讨论，这也是他构思本书的一条主要线索。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探讨，阿什顿把他所了解工业革命生动地展现给读者。
以笔者之拙见，阿什顿的总体观点是：通过工业革命，联合王国在人口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其他生产要素的增长，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阿什顿的落脚点显然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因为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明确指出了那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也即“如何给数量显然比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提供衣食，以及如何雇用他们”（p. 129）。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与很多研究工业革命的理论家相比，阿什顿显得更加伟大，因为他并没有只顾纯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关注现实问题。
在论述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阿什顿首先抓住了这一时期人口出现了迅速增长这个最突出的特点。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阿什顿认为人们在吃穿住行上都有很大的改善，医疗卫生标准得以提升，这些都降低了死亡率，而“正是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人口数量的增长”（p. 3）。
既然先从人口来展开论述，阿什顿就不得不提到耕地的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英格兰完全是个农业性质的英格兰，人和地有着紧密的联系。英格兰人通过垦荒开辟出了很多耕地，但更重要的是那些“意气风发的地主”在他们所圈的土地上进行的建设性活动。阿什顿并没有否认圈地带来的坏处，但他也指出了圈地的好处。圈地不仅为那些农业改革家提供了实验的场地，创造出了四茬轮作的“诺福克体系”，提高了土地生产力，而且它造就了一大批不再依赖土地之人，而这些人可以自由地投身到其他活动中去，包括参与到工业革命进程中来。
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英格兰的大多数农民除了从事农业活动之外，还在从事其他副业。人们在农闲之时纺纱织布、挖煤采矿，在森林的边上建造炼铁炉等。在工业革命中，农业逐渐成了人们的副业，农业劳动者“被吸引到制造业中去了”（p. 50），原来被人们视为副业的产业正在迈向专业化道路。
专业化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们开始在采矿、炼铁、纺织等领域展开探索，开始钻研蒸汽动力、纺纱机等设备。发明创造和人们的需求是相互关联的，正是市场上对细布、棉花、煤炭、钢铁的大量需求才促使那些发明家不遗余力地日思夜想，也正是一种产业上的发明突破给其他产业施加压力并促使其创新。实际上，创新不仅“是一种进程，一旦纳入轨道，往往会加速前行”（p. 49），而且“创新孕育了创新”（p. 72），它能起到连环效应。
在企业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本供给。工业革命中的企业有很多是几个合伙人开办的小企业，或者是财大气粗的贵族投资建立的大企业。小企业往往由合伙人出资并通过将利润再投资来扩大生产规模，大企业在资金上需求更多，它们通常会在亲戚朋友或者银行那里获得大量的资本。但无论如何，资金基本上是不够用的。
在工业革命起步的时候，英格兰尚未建立起一套健全的银行体系。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关注的是国家和大公司层面，通常发行的是大额汇票。然而，制造商通常需求的是小额金属货币，他们想方设法或通过地方银行、或通过实物工资制、或通过赊账等手段让企业运营下去。阿什顿肯定了银行对于工业革命的贡献，也即“它们调动了短期资金，并把这些资金从那些几乎不需要它们的地区转移到了那些渴求资本的其他地区”（p. 85）。此外，阿什顿还强调了利率下降的重要性，认为工业革命中的那些矿井、工厂、运河、房屋等都是“相对廉价的资本之产物”（p. 9）。经过工业革命，资本的体量和流动性都增大了，资本变成了“非个人的”和“高度流动的”（p. 87）。
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最大的危机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危机。那些脱离土地并被锻造成专业技工的工人与那些越来越富裕的雇主产生了矛盾。在十八世纪早期，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他们经常共进烛光晚餐，或者在酒馆聚会。但大多数工业家常常只醉心于自己的冒险活动，对社会改革涉足不多。随着资本的运转，贫富分化开始出现。有些工人开始组织起来砸毁机器，维护自身的权益。然而，政府的立法却有些迟钝，公共服务的体系没有跟上。不过，很多志愿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英格兰在工业革命中所遇到的不适。
阿什顿非常同情那些在工业革命中努力维生的妇女和儿童。他讲到了在女人背上运煤炭的场景。他谈到了工厂学徒的工作情况，这些儿童很多只有七岁，而且实行的工作制度基本上比今天我们所讲的“996工作制”要严酷得多。他还提到了那些随着矿井被一起出售的苏格兰农奴。不过，阿什顿的同情心并没有把所有罪责归咎于政府，而是客观地评价和述说。
对工业革命的后果，阿什顿承认某些结果是有害的，比如说空气污染，但他认为工业革命的确惠及了普通百姓，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基本上不是奢侈品，而是平民百姓消费的必需品。
任何有情怀的作家都无法完全摆脱他的民族性，阿什顿也不例外。阿什顿出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阿什顿安德莱恩（Ashton-Under-Lyne），帕特·安德森在序言中称赞阿什顿那种“在西北部工业区养成的勤俭节约、不信奉国教、以及中产阶级的教养”（p. vi），提到他“带着一种兰开夏的腔调”（p. xiv），这种英格兰性让阿什顿在著作中大力称赞英格兰人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对于苏格兰人，阿什顿不得不表示出佩服的态度，因为工业革命中很多重要发明家要么直接来自于苏格兰，要么深受苏格兰启蒙的影响。对于爱尔兰人，阿什顿只能以朝气蓬勃来形容他们，这些人满足于较低的生活标准，住在肮脏的地下室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是壮大了按济贫法领取救济金之人的队伍”（p. 99）。对印度和中国，阿什顿把它们当做反面例子来看待，认为它们的人口如此庞大，人民的生活标准非常低下，几乎和牲口没什么差别，阿什顿还把这些惨状归因于未经历一场工业革命的缘故。
近代以前的中国有没有触及工业革命？
对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研究者似乎一直在寻找答案。就连英格兰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也对此非常关系，并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实际上，真相可能有很多种。
李约瑟
长期以来，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变的认识以毛泽东在1939年作出的判断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26页）。但对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怎样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当时并无具体展开论述。外部势力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原有进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英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显然是处在工业革命之后，阿什顿在这本书中提到的那些蒸汽动力、枪炮、火药等已经装备到军队之中；当时的中国处在冷兵器时代，后果可想而知。据茅海建先生的比较分析，当时中国在枪、炮、火药、战船、炮台等方面均远远落后于英国，但他认为：“在明清之际，中国的军事科技并不落后于西方……在制造方面，双方都处于工场手工业的同一水平。到了清康熙朝之后，中西武器装备的差距急剧扩大，除了前面已提到的科学和工业两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规模的缩小。”（《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45页）然而，茅的论述并没有深入探究英国在科学和工业方面为何会超过中国的原因。
实际上，通读阿什顿对工业革命的描述，我们才能体会到近代中英实力差距拉大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阿什顿指出，那些被称作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变革“不只是‘工业上的’，还是社会上和思想上的”（p. 2）。显然，只比较中英之间在器物上存在的明显差距是不够的，那些在英格兰发生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可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找不到一点儿蛛丝马迹。因此，中英或者中西之间差距的开始定然不是在有清一代，而是更往前一些。陈旭麓先生指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倪端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6页）
无论差距是从明朝初现的还是从清朝开始的，更进一步去追问的问题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到底离工业革命有多远？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似乎在经济发展上仍处在世界前列。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1820年中国的GDP总额为2286亿元，占世界的比重为32.9%；英国为362.32亿元，占世界比重5.2%。1500-182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0.41%，英国则为0.8%；但在1820-1870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负0.37%，英国则为2.05%。在人均GDP方面，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00元，英国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820年的这个数值分别是714元、974元、1250元、1706元（The World Economy: Ammilennial Perspective/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2007, pp. 636–643）。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体量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看增速和人均产值，在这两个数值上，英国明显超过了中国。麦迪森的统计数据显然也不太准确，但它让近代之前的中国提升到了能与其他国家比较的位置上来。
一些真诚的学者开始寻找鸦片战争前中英之间经济发展的相似点。彭慕兰试图放弃以国家为单位所进行的比较，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页）姑且不论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是否妥当，我们从彭慕兰的比较中仍没有找到中英之间由于何种原因而产生了分流，只是记住了他论述的核心观点，也即欧洲与世界出现经济分流的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相当晚的时候。不过，彭慕兰批判了那种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的观念，承认“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必然会向这样一个突破发展”（同上，193页）。他这样做旨在把英格兰的特殊性抹去，以达到英格兰与江南在繁荣程度上的趋同性。
黄宗智大力批驳了彭慕兰的观点。他虽然肯定了彭为去欧洲中心化所做的努力，但质疑并完全否定了彭的观点，认为中英是“两种比照鲜明的经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受到“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新型人口模式、新型城市化、新的消费型式以及大量的煤炭产出”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元素均未出现在中国或长江三角洲，江南所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源头，而是19世纪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根源”（《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四期，176页）。
经过广泛的辩论，近代中国的发展状况似乎已经清晰。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纵然在纺织业上出现了局部的繁荣，但它没有在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也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性质，更没有出现社会上和思想上的变革。人们可以说，假如繁荣持续下去，假如没有英国的侵略，出现变革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人们也可以假定说，假如让当时的中国独自发展下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再次陷入那种大乱大治的历史循环中去了。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在近代中国被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沿着经济改革的道路向前发展。
或许中国的历史也验证了阿什顿关于工业革命所下的论断：“没有发明创造，工业可能会继续慢速前行——企业变得更大、贸易更广、分工更细、以及交通和财政更加专业和高效——但不会出现工业革命。”（p. 76）或许，近代中国陷入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此。近代以前的中国并没有像英格兰那样由发明家和企业家带领突破各类工业的发展瓶颈，而是在规模和体量上有所增长，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但它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到像英格兰正在展开的工业革命实践的痕迹。
“第四次工业革命”
近代中国的屈辱史激励一代代中国人积极探索民族发展的道路，正像阿什顿所言的“正是穿过了这些变化多端的海洋，工业革命的船长们才掌控了他们的航线”那样，正是中国人民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血的洗礼，才在二十一世纪初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如今，中国正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在政治上历经了一段短暂的美国单极时刻，在经济上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化。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类产业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构让各国的经济变得越来越紧密，世界变成了扁平的。一些发达国家主张去工业化，有些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然而在反全球化的浪潮中，很多国家意识到了去工业化的危害，又出现了一波再工业化浪潮。
再工业化不只是要让先前转移出去的工业在国内重建，更重要的是要让工业升级。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率先发现了问题之所在。2009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2年又推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这些战略规划旨在让先前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在特朗普执政下，一些大型公司加大了在美国国内的投资。例如，苹果曾在2018年宣布五年内在美投资三千五百亿美元。美国试图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占据领先优势。
作为制造业大国，德国在2011年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它描绘了全球价值链将发生怎样的变革”（[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在抗击金融危机的同时，德国的“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增进数字化以及产品、价值链和商业模式的互联来推动数字化制造”，最终要“确保和发展德国在工业制造中的领先地位”。由于德国并未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把制造业大量转移出去，这让德国在正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
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国，时至今日仍不遗余力地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2013年，英国集聚了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大约三百名商业人士、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来探讨英国制造业的未来，展望2050年英国的制造业。2017年11月，英国出台《工业战略》白皮书，首相特雷莎·梅在序言中指出：“两个世纪以前，正是我们的工业革命引领了世界。三十年前，正是我们大胆的市场化改革为其他效仿者树立了榜样。今天，我们的抱负同样很高……我们会建造一个适合未来的英国。”在这份白皮书中，英国主要从创意、人员、基础设施、企业环境、场所等五个方面来展望英国未来的经济变革。在近年来制造业对经济贡献只占百分之十的比重下，英国正在从经济实践中为其工业寻找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然不会自甘落后。若要在行业内出现革命性转变，就必须用发明创造来突破瓶颈，否则可能只会出现阿什顿所言的“企业变得更大、贸易更广、分工更细、以及交通和财政更加专业和高效”、“但不会出现工业革命”（p. 76）之场面。
然而，当前的主要大国都意识到了创新在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必然会竭尽全力地去争夺人才，抢占先机，下大力气促进各类发明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的道路上，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也正在展开。
现如今，在特朗普总统发动贸易战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为了让美国在新的工业革命中占据绝对优势的位置。然而如若没有创新，便无法突破技术瓶颈，更谈不上在一个行业内发动革命。于是，我们看到了全球上演的“5G争夺战”，美国刻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这些做法无疑在为美国的科技企业赢得更大的优势。然而从根本上讲，政治打压并不会带来创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出现了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力量正在增强。这些现象表明，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格局，各大国都不愿在国际竞争中落在队伍的后面。
中国已深度参与到这场新的工业革命之中，她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但不管怎样，记住阿什顿对他那个时代的核心问题的把握，也即“如何给数量显然比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的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提供衣食，以及如何雇用他们”（p. 129），或许会更容易领悟到工业革命的意义。也或许在阿什顿看来，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如何把普通民众引入经济体系之中，如何把非正规军转变成工业大军。把探讨工业革命的落脚点放在人身上，这或许是阿什顿有别于他人并超越他人的地方。
附录
为免过长注释妨碍阅读，现将文中所引部分文献列举如下——
一、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上的数据：EU, “The 2018 EU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 Scoreboard”, http://iri.jrc.ec.europa.eu/scoreboard18.html, accessed on 24 April 2019
二、苹果曾在2018年宣布五年内在美投资三千五百亿美元：“Apple accelerates US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17 January 2018, https://www.apple.com/newsroom/2018/01/apple-accelerates-us-investment-and-job-creation/
三、德国的“工业4.0”战略：Digital Transformation Monitor, “Germany: Industrie 4.0”, January 2017, https://ec.europa.eu/growth/tools-databases/dem/monitor/sites/default/files/DTM_Industrie%204.0.pdf, p. 3
四、2013年，英国对2050年英国制造业的展望：The Government Office for Science,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 A new era of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for the UK”, October 2013,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55922/13-809-future-manufacturing-project-report.pdf, p. 8
五、2017年11月，英国出台《工业战略》白皮书，首相特雷莎·梅所作序言：HM Government,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 November 2017, Cm 952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30048/industrial-strategy-white-paper-web-ready-a4-version.pdf, p. 5
六、关于制造业对经济贡献只占百分之十这一数值，参见Chris Rhodes, “Manufacturing: statistics and policy”, Briefing Paper, No. 01942, 12 November 2018,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1942/SN01942.pdf,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