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半钟，我从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城的一个电视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讲话。我只讲了三分半钟，但是我的话成了20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我一开头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的进展。”接着我念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同时也正在北京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简短的公告背后，有着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招呼和谈判。虽然我们能够保持近乎奇迹般的机密，其实对华采取主动是经过最公开的准备步骤的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
1972年2月25日，中国北京，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帕特和同行的官员参观故宫
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了这一点，那时我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 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我还写道：“当然，这事要私下去做，绝不能由我们这方面公开到报刊上去。”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到了1970年，我们才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看看能够产生什么结果。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关于中国问题的那一段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措辞的意思。两天以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到那时为止断断续续的、没有结果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他还暗示，他们将欢迎一位高级官员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
1970年3月，国务院宣布放松对于去中国旅行的大部分官方的限制；4月，我们宣布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
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我在1969年7月访问巴基斯坦会见他时，我们就笼统地讨论过这个想法。现在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设法使我们的对华关系正常化，我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何等困难。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1969年在布加勒斯特，我曾同他谈过需要有一种新的中美关系。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我的外交政策报告还称其为“共产党中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罗马尼亚渠道
我在第二天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事实上，后来情况的变化比我预料的要快得多。
12月 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最后以其特有的精辟口吻说了句俏皮话。他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从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答称，会谈不应限于讨论台湾问题，我们提议由中美双方代表在巴基斯坦会晤，商谈今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
12月18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毛告诉他，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斯诺问，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右派来。毛回答说我将受到欢迎，因为我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我解决。毛说他将乐于同美国总统谈话，不论作为旅游者或者总统来都好。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1971年年初，罗马尼亚渠道活跃起来了。科尔内留·博格丹大使在拜会基辛格时带来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我们的10月会谈以后，派他的副总理去了一趟北京，周恩来让他给我捎一封信，内容如下：
美国总统的信息不是新的。我们之间只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美国对台湾的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真诚地试图谈判这个问题已经15年了。如果美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和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的特使。这个口信是经过毛主席和林彪审核的。
周恩来还说，鉴于我1969年访问过布加勒斯特，1970年访问过贝尔格莱德，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这封信使我们受到鼓舞。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语气温和，没有骂人，使人感到放心，并且不提越南这一点，表明北京不会把越战看作美中和解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6日，谁都没有料到出现了一个突破：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报告说，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
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中国方面作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速度开始显著加快了。4月27日，希拉利大使前来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另一个口信。在照例坚持台湾是恢复任何关系之前必须解决的主要和先决问题以后，口信接着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在若干重要的方面，这个口信所引起的问题同要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台湾仍然作为中心问题被提出来。而且，中国人谈到公开接待去北京的使者。我觉得，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预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最合适的人选——基辛格
基辛格和我花了两三天时间考虑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
我们一致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是戴维·布鲁斯，但我们很快把他排除了，因为他是我们在巴黎的谈判代表，中国人无疑会感到不满，反对我们派出一个和越南问题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我们也考虑了卡伯特·洛奇，但是他与越南问题甚至比布鲁斯牵涉得还要多。
“那么，比尔怎么样 ?”我问道，“如果我们派国务卿去，他们肯定会相信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把他的眼珠朝天转动了一阵。我知道他不管怎么样总是会从个人原因出发反对罗杰斯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有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对于初步会谈来说，国务卿的形象太高了。此外，他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
最后我说：“亨利，我想得你去才行。 ”
他反对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我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
4月29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又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作了一个重要的暗示。但是，连十分密切注意和分析尼克松讲话的人也没有听出我要论证的是什么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记者问到访华这个具体的可能性，我就自己问了自己。我在回答一个关于我们对华政策的一般问题之后说：“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知道这个问题即使现在不回答，也会有人提出来——我希望，并且事实上我希望在某个时候以某种身份——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访问中国大陆。但是这只表明我的一个长期的愿望。我希望能帮助制定一项政策，使我们能同中国大陆发生新的关系。 ”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报摊上出现了载有12月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生活》杂志。现在，毛欢迎我去北京这一点已经公开了。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曾通过叶海亚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小心谨慎地行事。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
因此，5月10日，基辛格召见希拉利大使，给了他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致周恩来的口信。口信说，由于我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准备接受周的邀请去访问北京。我提议由基辛格在我访问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
木已成舟。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他事可做了。倘若我们行动得过早，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准备陷入严重的国际窘境，如果中国人决定拒绝我的建议并加以公布的话。
1972年2月24日，中国北京，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右)登上中国长城。站在尼克松夫人和罗杰斯之间的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他的妻子
二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信件
我们等待了将近两个星期，不知道在北京进行着怎样的决策过程。
到5月31日，我们通过希拉利大使收到叶海亚·汗总统的口信，内容是：
1.对上次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
2.请告基辛格先生，会晤将在中国境内举行，行程由我们安排。
3.会谈级别将如你们所建议的那样。
4.口信全文将用安全方法传递。
两天以后的晚上，我们举行国宴欢迎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帕特和我同客人在蓝厅喝完咖啡以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处理文件和阅读材料。不到五分钟后，基辛格进来了。他一定是跑着从西侧楼过来的，因为他上气不接下气。
他交给我两页打了字的纸，说：“这是刚由巴基斯坦用外交邮袋带来的。希拉利赶着送过来，他太激动了，交给我时手都在发抖。”我读信时，基辛格站在一旁，满脸堆笑。信里说：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年 4月 29日、5月 17日和 5月 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1972年2月21日，中国北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右二）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左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我读完时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Eureka
我们安排基辛格在7月初飞往越南进行磋商，然后在回程时在巴基斯坦停留。他在那里将出现肚子痛的症状，需要卧床休息，谢绝报界采访。然后，在叶海亚总统的协助下，他将被送到一个机场，从那里，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将载他飞过高山进入中国。预定肚子痛的日期是7月9日到11日。事后基辛格将飞到圣克利门蒂向我汇报。
仿照另一个前往中国旅行而创造了历史的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叫“波罗”。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在伊斯兰堡得病只引起采访他的记者们较小的注意。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即他将至少卧床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开始安排自己的娱乐活动了。
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并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又缺乏直接通信的设备，我知道基辛格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得不到他的消息。即使在他回到巴基斯坦之后，也需要保守秘密，因此在基辛格出发前，我们就商定采用一个电码单词 Eureka（我已经发现了），如果他完成使命，安排好了总统的访问，就用这个词来表示。
虽然我相信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乐于看到我的访问能够实现，我并不低估台湾地区和越南给我们双方可能提出的难题，我竭力告诫自己不要心存侥幸，产生奢望。
7月 11日，知道我们的电码单词的黑格打电话告诉我说，基辛格已经发来了电报。
我问：“电报说什么 ?”
他回答说：“Eureka.”
基辛格关于他在中国期间的一段描述是引人入胜的。中国人同意了我们为我的访问作出安排和预定日程的几乎每一项建议。初步会谈谈到了我们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他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基辛格说：“这些人有一些苦恼。 ”
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相处了17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对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谈话中周问到我在堪萨斯城的演说，基辛格只得承认他只看过新闻报道。第二天进早餐时，基辛格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份我的演说，上面有周画的横道和中国字的旁注，还有一张便条，请他阅后退还，因为这是周唯一的一份。
7月15日，我在电视上宣布我将去北京。最初的反应绝大多数是非常积极的。马克斯·勒纳写道：“意料不到的政治活动通过惊异之门直达希望的王国。 ”
有些评论家附和党派色彩较浓的民主党人，在赞扬声中夹进猜测，说我是出于党派斗争的动机。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批评，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保守派。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施米茨指责我接受邀请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没有真正谴责我的访问，但是他警告我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节”。他对记者们说，他疑心这次访问实际是一种牵制性的策略，目的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想“通货膨胀和猪排涨价”。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这次他为时六天的旅行是公开宣布了的，目的是为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我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对这些长时间的、有时是困难的会谈，基辛格总结说，中国人愿意指望历史潮流的推动而不是一份公报的具体措辞来追求他们的目的。他写道：“他们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基本上接受了我们的论点，即认为我们往往是做的比说的多，并认为进程必须是逐步的，有些问题必须留待逐渐产生的压力去解决。由于他们过去公开提出过要求，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营垒里有过持不同意见的人，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国内和国外要冒很大风险。 ”
基辛格报告说，在会谈快结束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再执政，他们可能碰到很大的麻烦。
“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
在动身去中国的几天以前，我邀请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到白宫来做客。
马尔罗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从那时以来断断续续地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反回忆录》中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描写，是我在为访华进行准备时所读的最有价值和最有趣味的读物之一。
马尔罗那时已70岁。岁月并没有减弱他思想的光辉或他言词的敏捷。他讲的优美法语即使经过国务院译员的过滤，也是精辟而独特的。
我请马尔罗讲讲他对毛的印象。他说：“五年前，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苏联人用十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说：‘当我有六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马尔罗说他不懂毛说这番话的意思。“毛接着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下，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我没有就此向毛再提出什么问题，因为人们总是不向毛提很多问题的。”
马尔罗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和他的想法。
在喝咖啡时，马尔罗对我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想到 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总统先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
那天夜晚会见结束时，我送马尔罗上车。当我们站在北廊台阶上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
1972年2月 17日 10点 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当飞机加速、离开地面时，我想到马尔罗讲的话。我们正在开始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这个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不可预卜，并且在某些方面一样危险。
我们在上海作短暂停留，让中国外交部官员和一位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准备在北京降落。我从舷窗向外眺望。时值冬季，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我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我们的飞机平稳着陆，几分钟后停在候机楼前。门开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一边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首都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仪仗队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得笔挺。当我沿着长长的列队走去时，每个士兵在我经过时慢慢地转动他的头，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和我同乘一辆挂着帘子的轿车进城。在我们离开机场时，他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本文摘录自《尼克松回忆录——时代的破冰者》，(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伍任 裘克安 马兖生 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