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天！”“我的上帝，我亲爱的老伙计！”这些耳熟能详的“翻译腔”曾随着译制片、翻译作品的流行，在国内读者中广泛传播。在中国日益走向国际化的当下，这样略显拗口的“翻译腔”，是否还需要保留？翻译究竟需要原汁原味，还是根据语境进行适当的加工和创造？
5月11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旗下图书品牌“甲骨文”主办，在杭州单向空间举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翻译与我们的时代”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译者黄昱宁，自由译者陈以侃与英德译者陆大鹏展开对谈，作为青年一代译者的代表人士，他们畅聊了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界定，和对文学作品的审美。
左起：陆大鹏、黄昱宁、陈以侃
“翻译腔”是个伪概念？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译者陆大鹏表示，“翻译腔”是一个伪概念。很多人诟病翻译腔不适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但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是翻译参与塑造出来的，在词汇、句法上都受到外语的很大影响。根本不存在真正纯粹的优美的中文表达。他一直有一个观点，很多中国人其实很喜欢翻译腔，并不抵触别扭的、洋腔洋调的汉语。
毛姆译者陈以侃直言，自己惧怕翻译腔。他不仅不读其他的中文译本，也不读任何翻译文学。他认为，英语带给英语读者的感受，翻译应该忠实地传递给中文读者，最终目的是最完美地呈现出原文的内涵。作为译者，他希望自己的中文表达尽可能优美，最向往《红楼梦》的语言境界。尽管在阅读翻译文学中，读者不可避免地受到翻译腔的影响，但译者应该在主观上追求原汁原味的汉语表达，保持自己对中文的敏锐。
伊恩·麦克尤恩译者黄昱宁表示，翻译腔是需要区别对待的。有一些翻译腔，源自于译者没能完整理解原文的内涵，这是不可容忍的。“很多时候，读者不能理解翻译的内容，不在于翻译腔的语言形式，而是译者自己不能理解原文的逻辑和结构，呈现出来的自然是拗口的作品。”
不同文本的抗译性不同
陈以侃谈到，自己正在翻译一本文学评论集，发现评论的翻译和小说完全不同，过程中常被“掉书袋”困扰。尽管理解了这些引用的精妙内涵，在转换和呈现中仍然感到无力。他认为，不同文本的抗译性是不同的，类似毛姆这样的文本，语言和逻辑更浅显，只要肯花时间，基本可以达到八九成的准确率，但遇到真正复杂的文本时，译者即便竭尽全力，也难以避免原文精髓的大量流失。
抗译性，指的是文本对翻译的承受能力。“当你打开艾略特的《荒原》，打开奥登的《阿基里斯之盾》，第一感觉是敬畏。你会被诗歌所蕴含的万千意象所震撼。无论译者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达到他的一成功力。”黄昱宁表示。诗歌本身蕴含许多非理性的元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只能通过理性元素来弥补，例如通过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以脚注等的形式帮助读者理解原作，增添译作的附加值。
“所有的文艺活动都是相对概念，抗译性也是。”陈以侃说。小说家分两类，A类小说家是最传统的小说家，讲究故事和悬念，最后会有主旨；B类小说家是文字的游戏者，其中的精妙之处确实难以通过翻译传递，可能会流失近六成的韵味。即便如此，这样的翻译也是有价值的，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将国外一些未曾被发现、未曾被注意到的优秀作品呈现在国内读者的眼中，是富有勇气也是值得鼓励的。
珍惜与文学的每一次心动
在阅读时，如何选择经典文本？在黄昱宁看来，经典没有标准定义，国内读者眼中的世界名著，和世界读者的口味也有区别。关键是尊重自己的兴趣，塑造属于自己的经典。
从翻译的角度看，她也强调，不要被“经典”的期待束缚。如果整天想着如何使用美妙的辞藻、华丽的语句，可能会背道而驰，反而距离经典越来越遥远。翻译的核心在于珍惜，应当珍重原文所呈现的一切，尽可能忠诚地呈现。陆大鹏提到，经典需要时间来验证。而对于个人来说，阅读是为了自己，与其按图索骥地苦读经典书单，不如追求更有乐趣的阅读。
“文学的本质，是要对自己诚恳，要珍惜与文学的每一次心动。”陈以侃表示。“我们永远和文字保持亲密的关系，文学就是字母、单词、用方块字排列的形式，永远不会因为电影和电视而消解。翻译与文学，就是婚姻关系，目前我对婚姻状态还挺满意的。”
在文学经典的翻译中，常常有争议。此前，冯唐对《飞鸟集》的新译本引起社会关注。现场的青年译者们认为，翻译是爱的艺术。真正的爱，是爱最真实的彼此，而不是任由自己的喜好去改变对方。真正好的翻译，应该尊重文本原本的真实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