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介绍百年来简牍帛书发现情况时，我都会先提出这样一道问题：
中国出土简牍帛书数量最多的省份是____
A、新疆
B、湖北
C、甘肃
D、湖南
绝大多数同学都很快做出正确的选择D。而这学期课程进行中，我将题目略作变更，“中国出土简牍帛书数量最多的城市是____”，请同学们填空。结果很少有人能在五分钟内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有同学最终给出的选项是居延或敦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国境内简牍的出土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今天来看，湖南是当之无愧的简牍发现第一大省，而长沙是简牍发现第一大城市，出土简牍批次多、年代序列完整、数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但与西北地区简牍发现情况相比，湖南简牍的大规模发现大部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而尤其以1996年近14万枚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掘为契机，湖湘地区简牍的出土开始呈现加速度，且大量涌现于古代遗址的井窖之中，成为新时期我国简牍发现的一种突出类型。李均明先生曾风趣地将这种趋势称之为“井喷”。
新资料的“井喷”带来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但信息的推介、社会的接受、整理与研究的开展，往往滞后于资料的涌现。这种无可奈何的“滞后”，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公众及学界对于湖湘简牍发现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的认知。同学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就是一种真实的反映。
由长沙简牍博物馆主办、湖南省及长沙市多家文博单位联合筹办的“湘水流过：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是对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期湖南地区简牍出土及研究成果的首次联合展示，也是将简牍新发现推广至社会大众的一次尝试。
《湘水流过》展览海报
一 展览始末
关于这次联展的筹办，要从2015年8月在北京的一次学者聚会谈起。
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后，由于资料数量巨大，整理工作旷日持久，发掘及整理主持者宋少华先生提出整理与发表、研究同步进行的工作模式，将三国吴简整理小组的阶段性成果分册出版，以飨读者。为加深对阶段性刊布的新资料的研读，中、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相关学者分别在北京、东京组织了吴简读简会，后发展为北京吴简研讨班与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就研读中遇到的问题，自1998至2015年间，中、日学者不定期往复长沙，进行简牍调查和释读，“投入才思和精力”，“记录吴简研究学术史上有意思的一页”，“也推进了简牍学的进步”（王子今语，氏著《长沙简牍研究》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在调查基础上，中、日双方分别有同人研究刊物《吴简研究》和《长沙吴简研究报告》的推出，交流学术成果。
北京吴简研讨班部分早期成员合影，左起：侯旭东、孟彦弘、王子今、罗新、伊藤敏雄、汪小烜、陈爽。2000年夏北大中古史中心搬家前，北大理科楼。陈爽先生提供。
2015年8月，关尾史郎先生利用暑期带领日本吴简研究会成员赴长沙开展又一轮简牍调查，事毕经北京返日。将逢长沙吴简发现20年，关尾先生与吴简整理者之一、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的王素先生商定，8月29日晚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红土地酒家进行中日吴简研究者聚会，共商次年开展吴简发现20年纪念活动等相关事宜。除部分吴简研究核心成员因故未能到场外，当晚中方共12位学者，日方共5位学者出席，日方学者包括关尾史郎（时任新潟大学名誉教授）、伊藤敏雄（时任大阪教育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安部聪一郎（时任金泽大学历史言语文化学系准教授）、鹫尾祐子（立命馆大学文学部非常勤讲师）、石原辽平（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双方议定于2016年在长沙举办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整理与研究二十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有鉴于吴简发现后，湖南省境内、尤其是长沙市中心简牍的大规模问世，希望由长沙简牍博物馆出面，策划一次以新时期湖南地区发现简牍为主题的展览，与学术会议配套推出。
2015年8月29日中日吴简聚会。前排左起：侯旭东、伊藤敏雄、王素、关尾史郎、杨振红、孟彦弘，后排左起：徐畅、戴卫红、苏俊林、安部聪一郎、王彬、张铭心、张荣强、鹫尾祐子、孙闻博、石原辽平、邬文玲。
这次聚会的决定和建议后由王素先生转达给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李鄂权先生，陆续落实，逐项开展工作。在此后一年，笔者曾作为吴简发现二十周年纪念会议的联络人，参与到系列活动的筹备中来，因而对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关于湖南简牍特展的筹备，简牍馆成立了以馆长李鄂权为首的策展小组，除直接调用馆藏走马楼西汉简、渔阳墓西汉简、九如斋东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等简牍原件和其他文物资料外；为完整呈现湖湘地区简帛的全貌，还与省内其他简牍文物收藏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耶秦简博物馆、湘乡市博物馆、益阳市博物馆通力合作，调用了部分里耶秦简、五一广场、东牌楼东汉简、郴州苏仙桥晋简的原件，制作了部分益阳兔子山简、里耶秦简、沅陵虎溪山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复制件。
2016年8月26至29日，由故宫博物院、湖南省文化厅、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市如期召开；“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的资料征集与策展工作也基本完成，但由于馆内二层的基本陈列“长沙文物精华展”撤展后，展厅需重新装修，故未按原计划布展，而仅在一楼展厅举办湖南出土简牍临时展览。8月27日与28日晚，会议主办方组织与会的中、日、韩三国学者50余人参观了这个临时展览，观展者对此次展出的简牍种类之齐全、年代序列之完整，予以好评。长沙简牍博物馆还向与会学者赠送了已提前印制好的展览图录，较全面介绍了展览方案与展品情况。
“纪念走马楼三国吴简发现二十周年长沙简帛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展览图录书影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策展方在完成展厅装修、展览方案优化等程序基础上，又尽可能地补充了一些新文物与新研究成果。2018年11月16日，“湘水流过：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式开幕。展览陈列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展出文物503件，其中简牍366件，共分为“潇湘弦歌”和“简里湖湘”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分为“潇湘访古”和“三湘寻简”两个单元，以湘、资、沅、澧四大流域为标准；第二部分分为“楚风漫漫”、“洞庭之波”、“国之南疆”、“边境风云”、“晋风悠悠”五个单元，以楚、秦、汉、三国、西晋的时代序列为标准，分别展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湖南省简牍文物考古发掘、收藏保护、整理研究的成果。
展览现场一
二 观展所得
由于参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总第十二卷、亦即最后一卷《竹木牍》的整理，2014年之后，笔者亦追寻中、日吴简研究者的足迹，往复长沙，有机会向活跃在湖南简牍发掘整理工作一线的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李鄂权、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张春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陈松长、于振波、长沙市文物考古所的黄朴华、罗小华等各位先生求教，增进了对湖湘特有的古井简牍的了解。2018年下半年，“湘水流过”开展时，笔者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滞留之江，未得第一时间观展。2019年五一前夕，笔者陪同王素先生至长沙简牍博物馆，进行《竹木牍》卷整理工作，商讨出版事宜，并与前来参加“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的整理与研究”第三次读简会的《竹木牍》卷另一位编者邬文玲先生汇合。工作之余，终得驻足，细细观览简牍特展。
展览现场二
尽管此前已参观过临时展览，翻阅过展览《图录》，将七个展览单元一一走过，近距离接触那些耳熟能详的竹、木简、牍，帛书，楚风浓郁的青铜器、玉器、漆器、陶器，配合导览文字与图片予以理解，依然深感震撼。《史记》、《汉书》等正史描绘本地区气候卑湿、山林瘴气，汉人与长沙山贼、武陵蛮、荆蛮杂居，经济与文教滞后，而简牍、文物呈现的却是与中原王朝保持同步的区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状况。帝制中国早期的荆南，到底是与王化疏隔的孤岛，还是为华夏化浪潮席卷之域？区域的历史面貌，令人深思。
上世纪后半期至本世纪初，湖南省、长沙市辖域内有多批楚至西晋文物、文献的发现，遵照文物保护法规及考古工作惯例，各批次文物、简牍的发掘、保护与整理往往分属不同文保单位，通常各自作业，在资料正式发布之前鲜少交流。比如在长沙市城区内发现简牍，由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而在长沙西北方向、距市内仅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益阳发现简牍，则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这种状况未必有利于益阳简与长沙简记载内容的统合研究。本次展览的最大特色即从湖湘这个大的地域视角，实现对具有同质性的各批次简牍的归类、展示与研究。以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为脉络，将20多批出土简牍串联成简牍单元，如上世纪70-80年代临澧九里楚墓群出土10余枚遣册，1987年慈利石板村36号楚墓出土4557枚残简，内容有关吴、越二国史事，同年在张家界古人堤东汉水塘出土东汉简牍90片，内容有关汉律、官私文书、医方、历日等，这三批简牍内容各异，时代悬隔，发布数量有限，现有的研究也都各自进行；而策展者却注意到其同出澧水的地域特征，予以集中介绍。展厅有湖南地区出土简牍一览表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简牍发掘点示意图展板，借以观之，湖湘简牍的地域性一目了然。四水中唯湘江流域发现简牍最多，除湘乡三眼井楚简与醴陵邓公塘东汉简不在长沙市辖区，其余15批简均可归为长沙出土简牍。
展板一
展板二
长沙各批次简牍的出土，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第一单元“潇湘访古”介绍到的长沙简，仰天湖楚简出土于长沙市南郊仰天湖25号楚墓，杨家湾楚简出土于市北郊杨家湾6号楚墓，徐家湾汉简出土于市东郊徐家湾401号汉墓，伍家岭汉简出土于市北郊伍家岭201号汉墓，马王堆汉简、帛书出土于市东郊马王堆1、2、3号汉墓；而第五单元“国之南疆”部分展示的“长沙后府”封检与“陛下所以赠物”木楬，则出土于市西郊望城坡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长沙城市四郊古代墓葬中随葬简牍帛书，是长沙出土简牍的一种早期类型。
左：“长沙后府”封检；右：“陛下所以赠物”木楬
1996年以后，长沙简牍集中出土的地域则从城市周边转向城市中心。长沙市商贸中心五一广场一带自秦始一直是人口居住的稠密区，西汉时为长沙国都城、王宫，东汉时为长沙郡治、临湘县治，三国时为临湘侯国官署所在，甚至作为城市中心位置2000多年未变。历年来，由于城市中心大型基建工程深挖基础，区域内发现大量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古井，而简牍多发现于井中若干堆积层中。展览各单元中推出的走马楼吴简、九如斋东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东牌楼东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尚德街东汉简等皆发现于这一区域。宋少华先生曾推测，这些古井简牍皆是作为过期文案被官府拣除与废弃，而一次性填埋在井窖中的。展厅制作有五一广场区域简牍发现位置示意图，并补充了2014年之后在市中心新发现的两批古井简牍，坡子街简与青少年宫简，较好地展示了长沙出土简牍的另一类型——市中心官署遗址井窖简牍。
展板三
展厅和展览图录还披露了一些湖南出土简牍的新资料，仅列举若干。首先是馆藏走马楼西汉简，2003年发掘之后，清洗揭剥完成，但整理工作启动较晚，2016年之后，才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长沙简牍博物馆等几家单位开展合作整理。西汉简近两千余枚，内容系汉武帝时期长沙王国的官府文书，目前仅由发掘者刊布了“都乡七年垦田租簿”，西林昭一编辑《简牍名迹选2》之《湖南篇二》收入6枚简牍的彩版图片（东京二玄社，2009年），为狱亭长、都乡啬夫、仓啬夫等上言文书，以及传舍运营情况的记录。此次展览披露了数枚九年五月（长沙王纪年）临湘令、长、丞、守丞向临湘尉通告定王后相关情况的简牍；另有一枚木牍，牍面有浓墨涂画，整理者认为形似两汉流行的伏羲女娲交尾图，若定性不错的话，将对探索西汉荆南区的民众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走马楼西汉简
2013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的益阳兔子山简，包含战国、秦、两汉、三国孙吴等各个时代，年代完整，内容丰富，在简牍考古发掘史上仅此一例。在简牍保护基础上，整理者目前的工作是以井为单位发表考古简报及释文。除了较早刊布，饱受关注的张楚之岁木觚、秦二世元年文告外；2016年刊出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披露了该井所出部分简牍的释文，纪事集中于楚及秦初。此次展览展示的复制件中，有数件汉平帝元始二年（2）长沙国、临湘县、益阳县官府文书，应是率先披露的兔子山西汉简，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益阳地方行政与司法有所助益。
兔子山西汉简
长沙楚简多为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城市周边墓葬中出土，数量不多，而内容多为遣册。2014年湘乡市三眼井遗址J1古井中一次性出土战国晚期竹简7000余枚，数量远超既往，而内容为官府文书，具有重大研究价值。这批楚简尚在保护中，此次展览则公布了若干湘乡简的复制件，所载有关整治户口逃亡的相关举措，足以引发学界关注。
三 往复长沙
简牍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往往经历漫长的历程。1997至200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罗新先生曾参与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于1998至1999年间频繁造访长沙。在南国的悠长时光里，除了与王素先生一起释读残简外，他时常给在北京的陈爽、孟彦弘、侯旭东等同事写Email汇报简牍整理中的兴奋和收获，以及不解和无奈；也用文学的笔触描绘湖湘饮食、风物，以及往复长沙的心境。这些通信曾陆续发布在“象牙塔”网站“吴简研究”栏目，但可惜网站后来关停。陈爽先生将这些通信整理成为《吴简报告》23篇，并撰写“编者小识”，交待集合这23封通信的意义，后交与我存念。今将陈先生原始文字移录：
作为90年代重大考古发现之一，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掘和整理，已引起海内外学界普遍关注。好友罗新有幸参与了吴简的释文工作。此次发表的《吴简报告》，就是他在工作之余陆续写给朋友们的论学信笺。从敦煌文书到汉魏简牍，新史料的发现往往引导和推动着一代学术潮流。但由于种种原因，新史料从发掘、整理到刊布和研究，往往经历漫长的过程，使不少学人翘首白头。世纪之交的学术正逐步走向理性和开放，学术公器应当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也是在互连网上全文发表《吴简报告》的初衷。
陈爽
1999年5月
1999年至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吴简的整理已近尾声，当年曾为吴简中的新名物、新词汇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先生们，一些人的学术兴趣点已有所转移。而在此时，原本关心唐都长安和吐鲁番文书整理的笔者，阴差阳错地加入了竹木牍的整理队伍。2014至2019年五年间，笔者在王素和宋少华先生的关照下，往复于长沙、北京之间，学习简牍整理经验，开展简牍调查，竟也多达20次；枯燥的案头工作之余，亦得贴近长沙市民生活的日常。
与北方人以面为主食不同，长沙人以米粉为主食，街头巷尾都有粉店，很多还是24小时营业。出长沙简牍博物馆沿白沙路南行不远，就有长沙老字号民间沙水面粉馆，汤粉据说用白沙古井水熬制。每日简牍整理工作完毕后，笔者常与各位先生步行至店，点上一份麻辣牛腩粉加卤蛋，粉色鲜亮，汤头味美，入口即化，于是“吃粉”也便成了工作之外的小确幸。南方因作物熟制问题，米质不佳，而长沙不同，《太平御览》卷八三九百谷部“稻”条引魏文帝《与朝臣书》：“江表唯长沙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耶？上风炊之，五里闻香。”曹丕曾以长沙所产米为炊，惊喜赞叹。笔者则和王素先生感叹，江表唯长沙有好米（粉），更有好简。
民间沙水米粉
饱食之余，便与先生们散步、聊天。长沙简牍博物馆位于市中心天心区白沙路，西邻古长沙城地势最高地天心阁，东南有白沙古井，明崇祯《长沙府志》记：“白沙井，县（指善化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员汲之不绝，长沙第一泉。”足迹皆曾至。笔者常在白沙井旁围观远近市民汲水的热闹，品尝涌出的泉水；在天心阁内杂草斑驳的古城墙遥想吴姓长沙国的历史过往，太平军攻长沙城与中日三次长沙会战中于此地鏖战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西向还能望到江滨的杜甫江阁、江中的橘子洲、河西的岳麓山及商铺写字楼等现代建筑。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就这样尽收眼底。每当此时，不由想起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看巴黎的视角，“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年鉴学派所呈现的区域史研究个案，不论是闪亮的地中海，阳光笼罩的朗格多克，还是宗教裁判阴影下的蒙塔尤，终极目的都不在区域史，而希望以差异的区域揭示法兰西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面貌。
长沙城鸟瞰
最近一次散步，在五月初夏的夜色与杜鹃花的晚香中，承蒙一位先生告知，长沙青少年宫新出土简牍中有秦代纪年，这就意味着长沙市出土简牍的年代序列更加完整（涵盖楚、秦、西汉、东汉、三国，目前唯缺西晋）。借助这些简牍档案，有望重构秦至晋五百年间江南荆南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图景，这对于新涉足长沙简牍的青年学者来说，无疑是极具魅力的研究课题。但站在整体史的延长线上，我们的学术企图或许并不“在地”，而希望以本地区基层行政体制与经济文化在秦汉魏晋间发展的完整个案，作为审视帝制中国早期社会变迁的一扇视窗。正如勒华拉杜里所说，显微镜下特定的一滴水，它的普遍性是没有限度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文版前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
附记：感谢王素、陈爽先生为此文撰写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