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五四纪念日上，胡适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说，自己没有参加狭义的五四运动，但对《新青年》、白话文等新文化运动这一“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深度参与者。对这场运动，他有自己的看法：“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辞，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词。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再生，等于一个人害病死了再重新更生。更生运动再生运动，在西洋历史上，叫做文艺复兴运动。”
这个说法并非始于胡适，但却是在胡适提出之后才盛行于世，贾祖麟（J.B. Grieder）对胡适的一项研究即以《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为题。然而胡适的这一说法重心落在“复兴”上，只不过将这一复兴界定在“文艺”领域，这与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欧洲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主要是基于对希腊、罗马传统的再挖掘，以达成思想文化的变迁；不仅如此，文艺复兴虽然是在神权的背景下强调人文主义，但诸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文艺复兴代表都不反教权，甚至还创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作品。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反传统的激进姿态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真正堪与欧洲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作类比的，倒是五四之前章太炎那一代人的思潮。林少阳在《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一书中指出，这是“长期被历史叙述框架所压抑、所排斥”的一个历史面向，其实应被明确定位为“新文化运动”。章太炎最活跃的时期是1896-1917年间，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而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便是借助对传统的重新阐释、或从复出的文献中挖掘出新思想，从而达成社会变迁。这种“借非主流传统来批判主流传统”的做法，正是西欧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而到了五四一代，却已被视为太过保守而弃如敝屣，转而对传统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
胡适在宣讲观点时，时常采取一些并不严格的比附，笼统地将两个未必相同的事物类比，以便听众接受其新理念。如新文化时期他提倡“科学方法”，这原是欧洲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方法，他却说清代考证学也是“科学方法”。龚鹏程因此讽刺他“找了一位中国亲戚”，而这是“想在中国讲西学的一个传统策略”，其用意“不在恢复清儒之绪，而是要让大家接上西学之统”。胡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也可说是略过了实质内涵的不同，而意在唤起人们对“复兴”的希望。
可是新文化运动旨在“打倒传统”，而非“复兴”中国文化，这一点，也早就有人意识到了。评论家李长之1944年就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抨击五四以降的知识分子，既未复兴传统中国文化，对西方传统亦未曾有根本的、深刻的建立。作为一个提出“文化国防”的民族主义者，他认定：“‘全盘西化’的主张之出现，就证明是我们自信力的丧失之达于顶峰。严复、林纾、王国维已是序曲，‘五四’运动则正式开场。”因此，在他看来，“中国的文艺复兴”严格意义上应该是复兴“中国的文艺”，即传统的再生，而不是任何一种中国文艺达到繁盛就算是“复兴”，那是在未来而非五四时期，故谓之“迎”；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运动而是启蒙运动。
的确，“启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另一个常见的类比。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一部研究著作就径自名为《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文化运动与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崇拜理性、批判旧传统、知识的普及、对下层民众的同情等等；可是细究起来，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也一点都不少。余英时在《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中直言：“任何熟悉欧洲启蒙运动的人都知道，将爱国主义连接到启蒙主义是何其荒谬的事。除了卢梭这一可能的例外，启蒙哲士无一不是世界主义者。”而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尽管一如舒衡哲所言，“启蒙运动倡导者们不同于纯粹的爱国革命家，他们拒绝将中国的落后——长期存在的‘自身造就的蒙昧’——归咎于外来侵略者”，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于自身传统，只不过是服务于他们更大的目标，即国民性改造。
更重要的是，欧洲的启蒙运动不仅限于社会文化层面，还伴随着自然科学层面的发展。美国学者彼得·盖伊所著《启蒙时代》的上卷题为“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注重启蒙哲人反教权的精神；而下卷就题为“自由的科学”，突出其对科学方法的探究与应用。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甚至强调：“法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在于它对自然科学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热情。”相比起来，五四时代虽然也高举“赛先生”（科学）的旗帜，但“科学”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方法、乃至一种主义被引入中国社会的，却并没有多少科学家真正在五四时期的台前唱主角。甚至一如龚鹏程批评的，胡适在谈“科学方法”时，也是虚晃一枪，“虚化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内涵，不谈实验、数学模型、概念分析、推理逻辑、抽象思维等，仅将之概括为‘尊重证据’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利于在人文科学的应用”。
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注重的领域是在人文领域，给后人印象最深的也是白话文、新文学，以至于“文学革命”之说腾于众口，领军人物也大多不是哲学家而是文学家，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都没有的现象。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在实现社会根本转型时，其变革往往都发生在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如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因为宗教、民权正是其全社会矛盾的焦点，也自然而然是社会自我变革的力量中心，因而一旦转变，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都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
就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既不像“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完全类似启蒙运动，事实上，它的不少特点反倒源自中国自身的传统。这个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水岭的重大事件，之所以发生在文学、文化的领域而非别处，恐怕正是由于儒家政治传统中的一个特殊理念：施政的目的就是让人接受文化濡染，所谓“人文化成”，因此政治事务中不仅应有文化和教育，而且它就是文教本身；反过来说，文学与文化的变动，遂标志着这个社会的根本变动。
就我有限的视野所及，似未见到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晚唐的古文运动作对比，两者无疑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尤其是五四的反传统倾向），却有一个关键点相同：其领袖人物均致力于“文”，试图进而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以安顿世人的心灵。两者的兴起都受政治危机的刺激，古文运动之初起“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应”（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而新文化运动则是内外交困政局的产物。虽然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着眼于“古”，新文化运动则强调“新”，但两者都将“文”与“道”联系在一起，“古”和“新”作为概念都同时反映文学和思想的变化方向，并蕴含着对现有心灵基调的批判与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所说的“文”，其含义远比今日宽泛。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建安时期推崇文学的遗韵，更因无论儒道，传统上均视“文”为世间秩序之根本。只不过儒家是讲“人文化成”，以礼为文，而道教则以文为天地人运化之原理，乃至认为无文不生、无文不成、无文不光、无文不明。中国古代传统上所说的“文学”，可涵括政令文件如诏、册、令、教、章、表、启等等，且文章之盛、政教之隆，多于此见之，然而在五四以后的新观念中，这些已不再被视为“文学”。尽管如此，有意无意中，五四一代却仍假定“文学”具有根本性的力量。
龚鹏程在《中国文学史》中论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特殊性：由于“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与世界观，在根本处，即是基于对道、对文字的信仰”，其结果是：“文学及文人创新了整个时代新的习惯、道德和思想方式，显示了社会的理想和规范、提供了榜样。一切思想方式、趣味倾向、表达感情的方法及价值标准，都由文学中来。这是一个文学的社会。”1915年李大钊提出“要以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胡适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遵循了这一传统。没有这样深厚的传统，我们实在无法想象，鲁迅、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影响所及何以能远远超出狭义的“文学”范畴，波及全社会各个领域。
胡适故居
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重振文风”远不仅是指诗歌、散文审美上的革新，而意味着从根本上挽救整个社会的秩序——只不过唐代古文运动是希望恢复古代圣贤之文，以接续名教王化之“道”；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对传统已丧失信心，试图由原本传统边缘的白话文入手，再借入现代思想，以完成自我变革。无论如何，这都基于相同的根本假设，即文学体现着新思想、新价值观，也指引着其行动原理，最终重整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的政治危机。1906年章太炎便刊文认为：“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和胡适将新文化运动比附为“文艺复兴”一样，章太炎也认为自己所为近乎“文艺复兴”，但他所着眼的“以文学复古为先导”这一意义，倒不如说更接近于中晚唐的古文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主将可能自己也未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屑于将文学革命与唐代的古文运动类比，但凡谈到，更多拿来类比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急于与过往切割，当时的社会思想界的特征之一就是“新的崇拜”，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进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被贴上“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落后的、下降的、将要灭亡的。因而周作人曾指责林纾等人的古文复兴运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
然而一种社会思潮，要完全与过往切割，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周作人指责林纾等人的古文复兴运动“非文学”，这个“文学”的意涵显然已与过往不同。正是在文学革命时期，“文学”的界定参照西方的文体分类，将小说、戏剧这类原先被士人不屑的体裁包括进来，却将策令、奏章等士大夫一贯所重的文体剔除出去，强化了“文学”的审美意味而竭力淡化其政治意味。然而，这种新文学的观念可谓“去政治化的政治”，在一个泛政治化的传统之下，这样一种强调“去政治化”的策略，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态度。
吊诡的是，尽管这刷新了传统的“文学”意义，否定了传统的价值，但新文学所起到的巨大影响本身却又正是只有在具备这样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才有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反传统的文学革命，实际上不仅得益于传统，甚至可说是这一悠久传统的一个新的变体。随着对“文学”的重新界定与去政治化，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是“文学”自此渐渐丧失了对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历史上曾拥有的政治权力，虽然原因众多，但这或许也是为人忽视的原因之一。其结果，当我们百年后回顾，会感觉五四时代新文学那一代人的积极参与，看起来像是中国文人在那个舞台上最后的谢幕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