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钱玄同与林纾:北大五四三人组的手迹

谢其章先生来信,让我写一篇跟书有关的文字,感激之余,未免惶恐。因为我不会写书话,谢先生早就知道,而忽然有此雅命,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谢先生的《搜书后记》(岳麓书社,2009年),“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记”云:

今有网名ele者得一书,有刘半农题字,那么有趣的题材,可惜ele不会作书话。夜,我于《人间世》第十六期找到一段刘半农的话正可提供给他。

引出谢先生的大作,首先为了说明我未打诳语。这个ele,正是区区的网名,那本有刘半农题字的书,现在还插在寒斋的架上。不过我想,既然谢先生雅命难违,接着他的话头,由刘半农这本书说起,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虽然写不出书话来,总能为谢先生的文字做个注脚。

刘半农

十几年前,学者吴晓铃先生的藏书散出,在海王村打捆出售,被我抢到一捆,其中有一本刘半农所著《中国文法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11月初版本。我当时喜欢传统的线装书,对民国以后的书并不在意,包括所谓“线装新文学”,更不用说一本平装的语法书了。但这本《中国文法讲话》例外,成为我珍爱的藏书,盖因谢先生说的,题字有趣。

这本书的封面有三组题字。中间一组写“中国文法讲话,刘复著”,是印刷上去的。右边一组,写“幼渔老兄教。书凡三册,此为第一册。书贾未为标明,疏忽该打。复”,下钤“刘复”印,是刘半农的手迹。左上角还有一组,写“题字非出复手,乃书贾仿书体而为之,可恶”,下钤“二复居”印,也是刘半农的手迹。


刘半农著《中国文法讲话》

这是刘半农送给马裕藻的书。他们从民国初年就在北大任教,其间经过新文化运动,是多年老友,所以刘半农的题赠寥寥数字,却嬉笑怒骂,别具一格,表现出亲切幽默的真性情。

这已经很有趣了,可更有趣的还在后面。2005年,就是谢先生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一天,我在布衣书局论坛上“显摆”此书,被谢先生看到,当晚他从《人间世》第十六期找到刘半农的一篇短文,一字一字录下发给我,就是《搜书后记》记下的那段“无题”。谢先生原文照录,未施标点,我不揣冒昧,且给加上:

无题

余每苦写字不能佳,但偶得数笔好耳。而世有嗜痂之士喜习余书,如其习得坏处,撇却好处,半农之罪过大矣,如何得了也。余尝著一书,付书店印卖,及书出,封面所印字乃仿余体而为之者,余为之愕然。玄同言:此书可谓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玄同写字尤不及余,然已能辨余字之真伪,可与言写字矣。

“伪刘半农自署封面本”,说的不是这本《中国文法讲话》,又会是哪一本书呢?虽然在给马裕藻的题记中,刘半农说书贾仿其字体为“可恶”,但在这篇短文中,我们看到的明明是作者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刘半农为《人间世》撰写《双凤凰砖斋小品文》,每期刊发数则,不料于1934年7月14日遽尔逝世,这篇《无题》编号二十三,发表出来已在四个多月后的11月20日,竟成遗文。

在编号二十二的《无题》中,刘半农说他和钱玄同缔交十七年,每相见必打闹,每打电话必打闹,每写信必打闹,甚至作文章也打闹。二十三号《无题》就是这样,以谈写字始,以和玄同打闹终。《广陵散》绝,快乐风趣的半农杂文从此不见,未免让读者腹痛不已。

在五四先贤中,刘半农和钱玄同性情相投,最为知己。特别是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唱双簧”,在《新青年》上扮演王敬轩与记者相互论战,对古文旧势力有摧枯拉朽之功,名字是连在一起的。因此,说完刘半农的书,容我再说一本也和五四人物有关的钱玄同藏书。


钱玄同

九十年代末,我在琉璃厂的碑帖店看到一册《汉武荣碑》。从实用角度讲,这册拓片碑文残缺漫漶严重,用处不大。不过仔细一看,我还是立即买了下来,因为它也构成一个“有趣的题材”。

这册碑帖封面有签条,墨笔题“汉武荣碑,中季属题”,钤“沈氏仲子”朱印;首页钤“钱夏”“中季”二印;全文用朱笔校过,残缺的字都做了补正。册中有一页钤有“马衡印信”朱印。当时我刚读过《知堂回想录》,对五四前后的北大很是神往,什么“某籍某系”,什么“三沈二马”,正盘旋于胸中,忽然看见此册,怎能不怦然心动呢?

这本《汉武荣碑》,收藏者是钱玄同,只是平生喜欢改名的他那时还叫钱夏,字中季;题签者是沈尹默,他是沈氏三兄弟中的老二,所以自称“仲子”;校字者我当时猜测是马衡,他是金石家,也以研究汉隶著名,为汉碑作校补得心应手,也可说明为何他要在册中钤上一枚印章。后来看了《钱玄同日记》,我才知道大谬不然。

1912年10月9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说:“前托马四所裱《武荣碑》,裱得有差。取《金石萃编》、严编《全后汉文》用朱笔一校,模糊及勒文均注之。误少裱处,则一格著数字以明其误。”原来,碑中朱字乃钱玄同亲笔所校,马衡因为帮助装裱而钤印留念。当时马衡做一些碑帖生意,1912年9月7日钱氏日记说:“遇幼渔之弟叔平来自上海,携有寄售之《乙瑛》《封龙山》《曹全》《孔宙》诸碑旧拓,《孔》《曹》两碑非我所喜,《乙瑛》则颇思得之也。”这也是二人交往之始。从钤印看,这本《武荣碑》若是马衡亲手所裱,那将是难得的手泽遗存了。

沈尹默以书法名家,但早期的字被陈独秀评为“其俗在骨”,罕有流传。“汉武荣碑”四字题签正是其早年面目,似乎也没有陈独秀说的那么不堪。


沈尹默题签“汉武荣碑”

北大文科特别是国文系在进入民国后,浙江人逐渐形成势力,沈尹默、钱玄同、马裕藻都在民国二、三年就入校任教。他们不仅是浙江人,还都是章太炎的学生,这才有了“某籍某系”的说法。马衡虽然入北大较晚,但他是马裕藻的弟弟,著名的“二马”中的一马,当然也是圈子中人。从这本留有三人手泽的《汉武荣碑》,可以想见章门弟子亲密往还的情形。

写到这里,作为脚注已经太长,理应打住了。不过我又想起一个人,也和北大、五四,特别是和刘半农、钱玄同有关,不妨拉他进来,凑成一个“北大三人组”,虽然在现实中他们势不两立,不可能坐到一起。那人就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代表林纾。

北大教授发起的新文学运动,其实并没有受到旧文学多少抵抗,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一战成功。如果林纾不是冒失地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后来又写小说咒骂田其美、金心异,可能就不会有所谓新旧文学大战,胜利者会少些炫耀之资,失败者也会在历史上保有完美的形象。

但历史上的事既然发生了,就是一定要发生的。林纾为何要向新文学诸人宣战?人们已经分析出很多原因,都有道理。而我的藏书中,恰好也有一点资料与此相关。这是林纾一组信件中的一封,全文如下:

磵秋我兄大人足下:

闻大学堂汉文教习不通武断至于万分,至谓惠公为晋文公之父,另一人则谓杨朱即庄周,蔡元培又将古近体诗革命为俚曲。如此种种,斯文将绝矣。吾颇引以为惧。且舍间每星期必有学生数人听讲,鄙意不如稍为充拓,即福建会馆中开一演讲会,每星期中午一句钟,集生徒讲周秦汉魏唐宋古文并宋明学案,月作文评改一两篇,少收学费以备夏日茶水、冬天煤炭之用。拟借通伯、叔节、又铮及吾兄四位之名登报。至于每月讲义,亦托印刷所排印,每文细加评骘,久之亦可积而成书,想吾兄必悦而助我也。

又陈太保骈体寿文一篇,吾颇惬怀,拟排印六十张,以分亲友。因同乡索之者众,苦无以应。好名之事,吾所不为,今不得已而为此,吾兄幸勿笑。文稿明日誊清寄呈。即询日安。弟纾顿首。


林纾信件

“礀秋”是臧荫松的字。臧荫松(1884-1967)是段祺瑞一系的政治人物,徐树铮的心腹幕僚。民国初徐树铮任陆军次长,创办《平报》,臧荫松担任主笔,又延聘林纾任编纂,林氏大量诗文都发表在《平报》上。到后来段系组织安福俱乐部,臧荫松任总务处长,是实际办事人。安福国会成立时,徐树铮用西藏议员的名义,把臧荫松安插进众议院,后来又让他担任众议院秘书长,为自己代言,操纵国会。再后来徐氏被杀、段系失败,臧荫松脱离政界,解放后出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可以说,臧荫松是林纾与徐树铮联系的一根纽带。新旧文学大战时,新阵营众口喧腾林纾将假手徐树铮,对北大不利,而从林、徐的实际关系看,未免言过其实,或许这本是战法的一种亦未可知。

林纾这封信写于民国六年(1917)四月,函中讨论发起古文讲习会,据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民国六年冬十月,开文学讲习会于城南,讲授左史南华及汉魏唐宋之文”,正是信中所议之事的结果(说见拙作《从林纾致臧荫松书札看“林蔡斗争”前后》,《文汇报·文汇学人》,2015年11月13日)。

这封信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是林纾对北大教员讲课错误和蔡元培课程设置的痛心疾首。他开办讲习会,每星期讲授古文一小时,与其说是捍卫古文,还不如说是与北大争夺影响力。林纾在大学堂时期曾长期担任文科教习,辛亥革命后校事停顿去职。民国元年,严复短暂出任过几个月北大校长,林纾和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等又受聘为文科教员。不过好景不长,第二年他们就受到新校长的打击和章门弟子的排挤,愤而离校。此后直到五四前夜论战爆发,林纾对章氏学派和章氏弟子,态度始终对立,对北大则感情复杂。

抛开人事纠葛,林章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可能首先由章太炎造成。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就在《学林》刊文评论当时的古文家,称“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其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观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谬妄”,把林纾自视甚高的古文评得等而下之、一文不值。这当然引起林纾的反击,多次痛斥章太炎为“妄庸钜子”,甚至称其门派为“谬种”。这才有了钱玄同顺手回敬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八字真言。


林纾

近年来有人做翻案文章,认为林纾在五四前后作为反派人物出场,完全是被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用不入流手段拉下水的,实属无辜。但从他的言行看,大概没这么简单。在他写这封信攻击北大和蔡元培,并通过办学与北大争夺影响力之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不过百日有余,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还远没有开唱。他加入战局,应是对北大、章门和白话文运动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愤怒情绪的总爆发。《致蔡鹤卿》信中的种种言论,除了维护古文和纲常礼教,细读起来,其实充满了对北大的爱恨交织。

晚年林纾,除去翻译外国文学,留给后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为古文护法,说他对古文的感情已成为一种信仰,也不为过。朱羲胄《畏庐先生年谱》记民国十三年(1924)林纾病重时的言行:

八月初七日,书遗训十事……六曰: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

九月初十日,……及夜,先生谓足股大痛,竟体弗适,然犹以指书子琮掌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未几而喘,晕而复苏。十一日丑时,竟捐馆舍。

临终前让林纾不能释怀的,只有古文。

前几年林纾的哲孙林大文先生在《后人心目中的林纾》一文里,披露了林纾的几封信,是写给正在青岛上学的三儿子林璐的。不过,与劝勉学习古文相反,这几封信谆谆告诫林璐的,是要学好洋文,“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三成之功治汉文”,这样才能有饭可吃。至于汉文(显然包括古文)完全居于次要之地,标准是不写错别字即可。

这是我们熟悉的林纾吗?惊讶之余,也许人们只能说,林纾并非不知道古文大势已去,单凭古文已吃不上饭,也没迂腐到即使儿孙吃不上饭也要学古文的程度。他是洞明世事的人,让两个儿子分别学习古文、洋文,或可解释为因材施教。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可以不学汉文,而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学古文呢?为什么在古文、白话的对峙中要采取后来那种强硬立场呢?我想,除了一位古文家在维护职业荣誉、一个清室举人在捍卫伦理纲常外,某些个人因素也不能忽视——林纾多次说过,他是一个木强而易怒的人。

读书推荐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