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美]倪雅梅著，杨简茹译，祝帅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312页，56.00元
十几年前，从白谦慎老师绍介海外书法研究的论文中，知道有倪雅梅的这本论著The Upright Brush（白老师译为“心正笔正”），曾一度有过迻译此书的想法，也蒐集拜读了班宗华、王珅等学者关于本书的英文书评文章，但俗务缠身，因循未果。今年国庆后，看到《中正之笔》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出版的消息，喜出望外，入手后赶紧学习了一遍，略感失望。本拟写一篇书评，读到《上海书评》所刊韩立平文章，真令我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感。韩先生关于本书的批评性意见，非常中肯，我大都赞成。所以，在本篇中关于倪著的意见，我尽量简单论述，点到为止；对中译本译校工作的意见，稍微展开，以供读者和译校者参考。
下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倪著本身的意见。
班宗华在1999年9月发表的本书书评一开头，即说倪著“在数量极少的以艺术史学科立场研究书法艺术的专著中添加了新作。这虽然是一本正文仅有142页的小书，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关于书法这门艰深课题研究的典范之作”，后面也说到“（倪氏）无疑贡献了一本重要而有价值的专著”。从西方汉学研究者的角度来讲，这算是中肯之说。不过班宗华在书评中也提出了他的质疑：
令人吃惊的是，正如倪雅梅书中提及，伟大的艺术家苏轼——他真正推崇的是天才和创造力而非所谓的“中正之笔”——不仅自己使用侧锋，心知肚明而且仅仅声称是由于早期缺乏训练和腕力虚弱所致。当苏轼的友人黄庭坚调侃其字迹如“石压蛤蟆”时，苏黄“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苏轼知道自己的字并不“正直”，他也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性化书法中缺乏道德品质。
班宗华的这些质疑非常有力。如果倪雅梅所谓的宋代鼓吹“中正之笔”最有力者之一苏轼（另外一个是欧阳修）自己都不去身体力行“直笔”，那么倪氏在书中讲述的，宋代文人希望通过与颜真卿正直的声名建立联系从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将书品等同于人品，大力弘扬颜真卿的书法风格以便把自己装扮成和颜真卿一样的忠臣，这种种说法又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通观全书，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倪氏先入为主地预设了“富有雄心的政府官员通过书法艺术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认同”（页7），虚构出“宫廷”与“文人”、“二王”与“颜体”之间的二元对立，想象有所谓的“宋代文人集团”，在“与宫廷主导的权力和文化类型的斗争中”，借助颜真卿书法，“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页218）。这些说法，大多是著者脑洞大开的臆想之辞，思路清奇，但在其观点与所提供的论据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罅隙。
首先，并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宋代文人”概念。两宋不同的时间段落，甚至同一时段中不同的文人群体，其政治倾向和审美选择，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倪氏列举出从“好颜书”的韩琦到欧阳修再到苏轼，并将“非难王羲之风格”的源头上溯到韩愈（页185），但少量这几位文人的代表性如何？倪氏自己也坦承苏轼密友黄庭坚就没有“借用颜真卿的名声或风格”，“太过于独立特行”“太过于去政治化”（页83-84）。其实，大多数宋代文人，甚至可以扩展到古代文人，并没有将书法用于政治表达的主观企图；“玩弄书法隐喻的政治游戏”（页84）的宋人寥寥无几，且很可能出于倪氏的臆断，无法坐实。宋四家中，除了苏轼、蔡襄，黄庭坚和米芾都与“颜体”无甚瓜葛。如果让我来回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联系。
倪著另外一个问题是材料的误用。她在“中译本序”中已经承认书中讨论的苏轼临《争座位帖》实际上是一件伪作（且不说书法风格上的判断，这件“苏轼”作品中居然将“争座位”写成“徵座位”也令人瞠目），那么，本书第四章中数量众多的论说如“苏轼使用繁复且令人兴奋的笔触和章法，是想表达自己对‘小人’的抵触”、“苏轼所临的《争座位帖》的‘豪放’的来源”极可能是《裴将军诗》（页121）云云，都基本可以作废。不首先讨论材料本身的真伪，任意发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书中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说法，有待核考。如两处说到颜真卿和岑参是“连襟”（页61、120），不知何据？唐代文学研究中，连岑参夫人的姓氏都还没有弄明白。难道仅仅是因为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有“吾兄镇河朔”之句？抑或颜真卿夫人是韦氏，岑参写过《汉上题韦氏庄》一诗？再如，“导论”中谈到第五章内容时说：“12世纪，为宋徽宗服务的鉴赏家和收藏家米芾，用颜体风格誊写了一遍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我认为米芾这样做，是为了将颜真卿从改革者所拥护的狭隘的儒家卫道士形象重塑为道家阵营所崇奉的超凡仙人。”（页4）但是遍览全书，我也没有看到在“导论”外的其他任何地方提及了米芾用颜体风格誊写的《麻姑仙坛记》，遑论图版。而且，就我目力所及，此前亦从来没有听闻过有此件书迹。
第二个方面，谈谈关于译校方面的问题。
本书译者，我不认识；校者祝帅兄，倒是几年前在杭州的兰亭论坛上有过一面之雅。如有冒犯，乞多原宥。下文中有些论述太过琐细，不贤识小，奈何奈何。
本书译、校者，都是在艺术史方面术业有专攻之士，译文总体来看，顺畅通达，可谓合格以上，但也有一些疏漏和可议之处。
一是“回译 ”（back-translation）时对中文原文的核实不甚严谨。例如，页146引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大段文字，文字和句读出现了一些疏误——
“真卿自典校时即著五代祖……”，应为“真卿自典校时即考五代祖……”。
“引《说文》、《苍雅》诸字书”，“苍雅”是“三仓”和“尔雅”两部书，不应加书名号，应为“引说文、苍、雅诸字书”。
“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筼、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其四分之一。”当为“天宝末，真卿出守平原，已与郡人、渤海封绍、高筼、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浑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属安禄山作乱，止具四分之一。”
“国之助教州人褚冲、评事汤某、清河泉太祝柳察”，应为“国子助教州人褚冲、评事汤衡、清河丞太祝柳察”。
再如，页259，《刘中使帖》后王芝的题跋文字，“至元丙戌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此帖笔画雄健，不独与蔡明远，寒食等帖相颉颃而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义节可想见于百世之下，信可宝也。”当为“至元丙戌，以陆柬之兰亭诗、欧阳率更卜商帖真迹二卷易得于张绣江处。此帖笔画雄健，不独与蔡明远、寒食等帖相颉颃，而书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风义节，犹可想见于百世之下，信可宝也。”
再如，页259，《刘中使帖》后鲜于枢的题跋文字，“而此帖正，行差大”，当为“而此帖正行，差大”，“正行”就是“行楷”，“差大”指略大。“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也”，应为“然其英风烈气见于笔端一也”。
再如，页261，《刘中使帖》后田衍的题跋文字，“然俱未若帖之雄放豪逸”，应为“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
再如，页261，《刘中使帖》后文征明致华夏的信札，“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媿！承借公顔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当为“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媿。承借公顔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
颜真卿，刘中使帖，约775年，纸本墨迹，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如，页61，岑参诗句“苍生应望君，黄霸应久留”，当为“苍生已望君，黄霸宁久留”。
二是本书误植不少，其中有的明显是拼音录入之误，未能校出。我阅读时随手记下，权做勘误。如——
页28，“退而游于中唐”，应为“退而游于中堂”。
页87，“四川阆县”，应为“四川阆中县”。
页94，“峡州剔驾”，应为“峡州别驾”。
页98，“专以侧锋在妍”，据图版应为“专以侧锋取妍”。
页105，“而书法已愈于宿昔多之矣”，据图版应为“而书法已愈于宿昔多多矣”。
页141，“纬魏公皆为仙”，应为“韩魏公皆为仙”。
页156，“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不并是可靠的摹本”，应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可靠的摹本”。
页208，“却有八件以照原样保留至今”，应为“却有八件依照原样保留至今”。
页224，“香港：出版地不详”，应为“香港：出版者不详”。
页239，“峡州踢驾”，应为“峡州别驾”；mission to rebels and deathp,最后一词应为death.“升州刺”应为“升州刺史”。
页274，“华停沈荃”，应为“华亭沈荃”。
页286，Fu Shan's Word，应为Fu Shan's World.
另外，倪氏原文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如将两件钱南园所临“刘中使帖”轴称为“对联”，译校者已正确地予以订正（页285）。但译者有少量误译和可商处。如，页38，“在长安以进士致仕的岁月中，他学习了……”，译者显然误用了“致仕”一词，不明白此语指的是官员退休（余秋雨犯过完全相同的错误）。页259，称“北燕乔篑成仲山观”为“一个简单的署名”不恰，应为“观款”。页290，“《宣和书谱》，桂弟子编”，也不妥，编辑《宣和书谱》的是北宋徽宗朝内臣，参考文献所引的这种版本是“桂弟子译注”。编辑中也有少量疏漏，如页123，《寒食帖》墨迹图版误标为“拓本”。页203，蔡襄尺牍全图误标为“局部”。
最后谈谈关于书名的译法。这个问题祝帅兄在“校后记”中专门拈出，作了一番讨论。我个人意见是，既然译、校者觉得白谦慎提出的“心正笔正”为柳公权之说，用来做书名不妥，那“中正之笔”一语来自于明显是伪作的苏轼临《争座位帖》跋尾文字，也不甚恰当——我前段时间刚好看过台湾学者张瑞德所写《遥制——蒋介石手令研究》，因此第一眼看到“中正之笔”四字，还以为是研究蒋手令的专书。不如就用祝帅曾经使用过的“笔正”二字作为本书书名，似更妥帖。
上面拉杂写了很多琐碎的负面看法，但总体说来，本书主要观点尚能予人启发，引起更多关于古代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和思考，也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这本书或许主要是作为西方学术界第一部颜真卿传记，而被后来的学者们所称引（“导论”中自承，本书“以颜真卿的个人艺术传记为主体”，页2）我想，本书提出的关于颜真卿书法和宋代文人政治之间关系的那些猜测性看法，在宋人文字中或许仅仅是一则笔记；在今天华人学术写作中，也最多是一篇专题论文；而在西方研究者手中，却敷衍成为一部专书。但是，也许因为文化背景、语言能力等等方面的差距，倪雅梅、雷德侯等西方研究者对中国书法的研究，不是“隔”了一点点，而是“隔”得有点远。
